，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撼动他的权势。这就让吴斌必须做出决断，是顺着这条线继续调查局长，还是如局长所想稀里糊涂了结失火事件。前者可能令他丧失多年来奋斗所得的一切，而后者严重触及他作为一名警察的道德底线。就这样，大半个下午，以及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吴斌一直在前途与道德之间徘徊、挣扎，是选择对犯罪置若罔闻，以前途为重，还是选择做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警察呢？
令人欣慰的是，吴斌最终选择了后者。这就要讲究方式方法了，他深知以他一己之力很难深入触及局长的犯罪本质，只有依靠支援小组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身，从而保证使命最终完成。
吴斌的态度，正是韩印和顾菲菲想要的，随即两人向吴斌通报了最近掌握的奸杀案的相关调查信息……
老档案室被烧，使得有关奸杀案的所有资料记载全部被“销毁”，想要了解具体案情，恐怕只能靠当年参与办案人员的口述了。问题是局长周海山纵火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专案组方面对案情做过多了解，所以眼下只能暗度陈仓，低调行事，不能让周海山感觉到压力，以防其生出更多事端，使得调查的切入点难以把握。
能对案情有全面了解的，一定得是核心办案人员，如果当年的凶手是被冤枉的，那么这是周海山的个体行为，还是整个核心调查层的集体行为还不好说。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就难办了，如今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没人会愿意为当年的冤案负责。而这还是后话，只是难点之一，首先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要搞清楚当年核心办案人员的名单。
由于不能大张旗鼓，经过吴斌和韩印以及顾菲菲讨论之后，决定先由周海山的背景资料入手。他们调阅了周海山的工作履历，发现1979年时，他正服务于市局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由此推断白秀云被杀一案，很可能就是由这个要案一组主办的。随后，韩印他们又调阅了长田市公安局的“史志年鉴”，从中找到了当年要案一组的人员构成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之后，吴斌一脸错愕，看起来名单中的某个人可能和他有些渊源。
“怎么，有你认识的人？”韩印看到吴斌的表情变化，随即问道。
“对，我师傅也在其中。”吴斌指了指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说，“他是刑警队的老队长，已经退休多年了。”
“你们关系怎么样？”顾菲菲插话问。
“情同父子。”吴斌干脆地说。
“那就好，既然他和你有这层关系，又没有什么地位官阶的顾忌，咱们去做做他的工作，也许他会愿意讲出真相的。”顾菲菲接着说。
“这个……这个……恐怕不太好办。”吴斌拖着长音，支吾着说，脸上表情显得很为难，“我师傅患了淋巴癌，已经到了末期，现在住在医院里，据说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为这种事去打扰他老人家，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啊？”
顾菲菲是急性子，眼见吴斌一副优柔寡断的样子，便有些着急，但话刚要出口，却被韩印一个眼神制止了。
去不去向老队长问话，只能由吴斌自己决定，案子调查的困难再大，终归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因为这次谈话刺激到老队长，加速他过世的时间，或者让他“走”得不够安详，那对与之感情深厚的吴斌来说，会一辈子良心难安。所以这个时候，吴斌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外人不能要求他做什么。因为终究那份痛苦是由他来承受的，最终的结果也只能看吴斌自己的选择。
吴斌抽出一支烟，默默点上。屋子里静极了，大家都不出声，齐刷刷地注视着他，等着他的抉择。一支烟燃尽，吴斌使劲将烟屁股捻灭，站起身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走吧，去肿瘤医院！”
长田市肿瘤医院，特护病房。
吴斌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到师傅正拉着师母的手在聊天。师傅今天的精神头看起来很不错，不知说了什么，师母一直抿嘴笑着，吴斌准备推门的动作骤然停住了。师傅这次又住院，医院方面表示病情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阶段，让家人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像眼前这样聊天的机会，对师母来说只怕不会太多，吴斌实在不忍打扰他们。
犹豫再三，吴斌还是狠狠心扭开门把手，推门走进病房。
“小斌来了，你看你这孩子，又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啊！”师母一边亲热地和吴斌打着招呼，一边接过他手上拎着的水果和营养品放到床边的小茶几上，“你这两天没来，可把你师傅想坏了，没事总念叨着你。”
“呃，这两天实在太忙了，你可别怪我啊老头儿。”吴斌走到病床前，细心帮师傅掖了两下被角，冲师傅笑了笑说，“等忙完这段，我带着你‘孙子’来好好陪陪你。”
吴斌父母常年生活在国外，在长田他没有别的亲人，几乎就把师傅和师母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结婚前他基本都吃住在师傅家，后来有了孩子没人带，也送到师傅家，如今那孩子对待师傅和师母，比对他亲爷爷和亲奶奶还亲。
“别听你师母瞎说，你该忙就忙你的去，还是干事业要紧，别总往我这儿跑。”师傅嘴上这么说，但看得出吴斌这一来，他情绪比刚才还要好，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对了师傅，这几位是刑侦局重案支援部的专家，是来协助市局办案的。听说我要来看您，便也要跟着来探望您。”吴斌一边扶着师傅靠在床头，一边指着韩印和顾菲菲等人介绍着。
听吴斌这么说，几个人赶紧过去，分别和老人家握手，又说了些祝他早日康复之类的话。
师傅招呼老伴儿搬椅子给客人坐，又对老伴儿说：“老伴儿，到中午了，我想吃饺子，去食堂打点吧！”
“好好好，我这就去。”跟做刑警的老伴儿生活了一辈子，她同样也看得出，吴斌带这么多人来，肯定是碰到要紧的案子了，便识大体地在吴斌耳边小声叮嘱一句，“你师傅今天情绪特别好，早上还吃了半碗粥，人也不糊涂了，你留下来陪他说会儿话，不过别让他太累了。”
“知道了师母，您慢点走啊……”吴斌关切地说。
师母刚出门，师傅的神情便严肃起来，冲着韩印和顾菲菲等人打量了几眼，扭头对吴斌说：“说吧，连刑侦局都来人了，看来案子不小？”
吴斌低下头，有些难以张口。师傅一直都是他的偶像，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办案，更教会了他如何做一个正直的警察，他非常非常害怕，害怕接下来的问题，会揭开师傅不为人知的一面。
“白……白秀云的案子您还记得吗？”吭哧了半天，吴斌硬着头皮说。
“谁？你说谁的案子？是1979年的‘12·28’案吗？”师傅身子一震，闪过一道复杂的眼神。
见师傅反应虽有些激烈，但脸上并不慌乱，反而好像还带着一丝惊喜，吴斌长出一口气，说：“对，就是那个案子。您当年参与了吗？我们想听听案子的情况。”
师傅沉静下来，对韩印等人又逐一扫视一番，最后视线回到吴斌脸上，淡淡地说：“你们怎么突然想起要问那件案子？”
“师傅，是这样的……”吴斌接下师傅的话，从头至尾将三起案件，再到档案室失火，再到他们对局长周海山的怀疑等等，详详细细讲了一遍，然后亮明观点，“我们觉得白秀云一案的凶手，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这样看来，周海山他们当年果然对案子做了手脚，否则也不至于如此惶恐，竟连老档案室都给烧了。”师傅微微颔首，深吸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今天提起了，那我就说说积压在我心底三十多年的疑问吧。总的来说，当年案子结得太过草率，有很多疑点没有捋清楚，而且审讯中可能使用了刑讯逼供，所以我认同你们说的，那很可能是一起冤案。”师父顿了顿，凝神回忆了一会儿，继续说，“白秀云一案对我来说，记忆深刻，不仅仅因为刚刚说的原因，更主要的那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大要案队所参与侦办的第一起案子。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案发那天早晨6点左右，紧挨着白秀云家的邻居，听到一阵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持续了很久，邻居有点担心，便出来看看白秀云家发生了什么，结果就看到白秀云像个大雪人似的坐在她家院子里的秋千上……”
“麻烦您说得再详细些，对我们分析凶手的行为特征很有帮助。”韩印从随身的背包中拿出一支录音笔，放到病床边的茶几上。
“好。”师傅沉默片刻，在脑海里仔细搜索了一下当年的记忆，道，“当时院门和房门都是敞开的，客厅里很乱，白秀云的睡衣被撕碎扔在地上，她儿子睡在客厅里的小床上。法医判断白秀云是在客厅里被掐死的，然后被拖到院子里摆到秋千上，死亡时间大概在发现尸体的9个小时之前。白秀云脸部遭到大面积重击，下体被塞入两支彩色蜡笔，死前有性交的迹象，但下体损伤不大，在其大腿内侧发现了精斑，客厅茶几上有一盒蜡笔，很新，像是刚开封的，不过少了塞在白秀云下体里的两支。雪是凌晨才下的，因此没发现脚印，但在客厅沙发茶几等处以及蜡笔盒上，各提取到不属于白秀云的一组指纹，茶几和沙发上的指纹很乱，经鉴定是来自同一个人。”师傅拿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水杯，润了润喉接着说，“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几乎鲜有谋杀案发生，更别提如此怪异残忍的作案手段了，所以案子一出，几乎可以用震惊整个国家来形容。考虑到案件性质恶劣，一旦泄露出去可能会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恐慌情绪；另外当时时局复杂，同时也担心敌特势力借机扰乱民心，以至案发后市局立即将案件全面封锁，指派当时我所在的全局破案率最高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以‘隐秘’的方式，‘限期’侦破该案。结案后，所有资料归档作为绝密封存，任何人未经市局领导批准不得调阅，也未向社会通报过此案，就好像那案子从未发生过似的。”
“为什么会抓错凶手呢？”顾菲菲趁着师傅喘口气的工夫，插话问道。
“唉，其实主要是因为办案组一开始就选错了侦破方向。”师傅叹口气，道，“当时组里把侦破侧重点放在彩色蜡笔上。那个时候商品资源匮乏，彩色蜡笔很不好买，而且非常贵，白秀云一个人拉扯个孩子是不会舍得买的，那么肯定就是有人送给她的。而送这样一个昂贵的东西去给一个单身少妇，这里面恐怕有着牵扯不清的暧昧关系，于是组里初步判断：白秀云一案，很可能是一起求爱不成，导致恼羞成怒，进而强奸杀人的案子，希望能通过彩色蜡笔牵出凶手。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秘密询问了白秀云单位的同事以及她周围的社会关系。据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梁艳反映：白秀云被杀当天中午，有一个相貌平平的矮胖男人到单位来找她，下午白秀云回来梁艳追问她，她说那男的是她的初中同学，正在追求她。梁艳觉得，蜡笔很可能就是那男的献殷勤送的。我们通过梁艳的描述，找到那个男人。他叫徐宏，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承认在和白秀云交往，但矢口否认蜡笔是他送的。可是我们对指纹做比对以后，发现他的指纹与我们在蜡笔盒上提取的指纹是吻合的，于是就把他抓到队里审问。
“那时，差不多组里所有人都倾向于徐宏是凶手，而进一步对精液做测试，也正好吻合徐宏的血型，由此看起来证据链已经形成了。由于当时破案时限已到，市里和局里不断向办案组施加压力，所以在自认为证据确凿，但还未取得徐宏口供的情形下，办案组负责人便急着向局里汇报说凶手抓到了，局领导十分高兴，立即向市里通报，市里领导也当即表示要进行嘉奖。
“可没想到随后的审讯并不顺利，对于我们提出的证据，徐宏都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他承认蜡笔是他送的，而之所以一开始否认，是因为蜡笔是他在商店库房里偷的；同时他也承认白秀云大腿内侧的精液是属于他的，但强调他们是在中午时候彼此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其实他的话倒是蛮符合实际状况，尸体上确实未有强奸造成的严重撕裂伤。但办案组那时已是骑虎难下，放了徐宏重新再找线索，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而且出尔反尔，到局领导和市领导那儿也没法交代，逼到最后就有些‘是他也是他，不是他也是他’的意思了。或许是忌惮我是刚进组的，怕我乱说话，也摸不清我的底细，当天审讯持续到凌晨，组长和周海山找了个理由把我支走了，说是让我先回宿舍休息，早晨好接他们的班继续审。可第二天清早，我一到组里，便听说徐宏已经全撂了，他承认在强奸白秀云时用力过猛失手掐死了她，并且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不久他便被枪决了。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走进审讯室，发现墙上和地上都是血迹斑斑的，我想那应该就是徐宏被刑讯逼供时留下的印迹吧……”
“徐宏有没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人证？”韩印问。
“有，但不够充分。”师傅点头又摇头，说，“徐宏的情况和白秀云差不多，妻子早年因病去世，给他留下个男孩，不过他结婚较早，当时孩子应该有七八岁了。据那孩子说，案发当晚，他患了重感冒，一直发着高烧，徐宏陪在他身边照顾了一整夜。但由于是直系亲属，又是个孩子，再加之他当时患有重感冒，可能记忆出现混乱，所以他的证词未被采纳。”
“徐宏的孩子后来是谁照顾的？”韩印又问。
“当时他爷爷奶奶都在，应该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吧！”师傅说。
韩印点点头，瞅了瞅顾菲菲，顾菲菲轻轻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问题了。恰逢师母拎着保温饭盒回来，众人便打住话题。
“老伴儿，快尝尝饺子的味道怎么样？知道你嘴刁，别人包的吃不惯，我特意借了人家的材料亲手给你包的。”师母打开饭盒盖，将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师傅面前说。
“不错，不错，味道真不错。”师傅拿起一个饺子放到嘴里费力地嚼着，将饭盒冲向韩印他们，说，“来，都尝尝，尝尝我老伴儿的手艺咋样！”
“不了，打扰您休息这么长时间，已经非常不好意思了，我们还有案子要办，就不耽误您吃午饭了。”顾菲菲推辞着。
顾菲菲这么一说，众人都呼呼啦啦地站起身，纷纷与师傅道别。吴斌叮嘱师傅和师母，让他们多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有事情随时给他打电话，然后便随着众人出了病房。走出病房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吴斌忍不住停下脚步注视着师傅，心里有种莫名的感伤，好像这一别，将会是永远的分别……
医院走廊电梯口，众人在等电梯，韩印像突然想起什么，冲吴斌问道：“对了，玉山街道派出所那个民警查得怎么样了？”
“噢，我让人查了，报告交到我这儿，还没来得及看。”吴斌边说话边拉开手包，拿出一页纸交给韩印。
韩印接过报告，其余人都围拢过来，一起盯着报告看，见报告上写着：徐阳，男，41岁，籍贯本市，家庭住址：长田市西城区玉山街道……徐阳毕业于本省警官学院，初始进入警队分配在黄河路派出所任民警，工作勤勤恳恳，表现良好，曾先后三次申请进入刑警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两年前出于个人原因，申请调到玉山街道派出所，获得组织批准……
调查报告写得极简洁，只有寥寥百字左右，但已足以让大家猜到这个民警的身份，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当年蒙冤而死的徐宏之子！那么，徐阳为什么要在两年前，要求调到玉山街道派出所呢？他出现在后两起案子中，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更何况凶手第三次作案，貌似有为徐宏翻案的目的，难道不是他在为自己的父亲鸣不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