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3）
魏敦瑞走后，由裴文中继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从事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此时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毛头小伙了，他于1935年夏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攻读，并于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古人类的方法。凭他的声名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他。
遗憾的是，此时的裴文中远没有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幸运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使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危难之时，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发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艰难的抉择
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进行下去的科学界人士，开始无目的地成群结队游动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时成为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关注者中，有两个日本人幽灵似地夹在其中，瞪着狡诈、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窥探。几乎每个星期，两个幽灵都要光顾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访问。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们为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能在您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从事一段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将感到莫大荣耀……”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辞后，终于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着面前两个小个子日本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一时没有吭声。他知道在这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刻，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想到此处，裴文中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要求。
两个小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但并没有放弃与“北京人”的纠葛。事实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刚刚揭开帷幕。
当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报告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研究室的情况，并指出其险恶用心。同时致信重庆的翁文灏，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作了汇报。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4）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