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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时，伦特站在开着的房门口。“我让你多睡会儿，”他说，“我想，你不会去参加全体圣餐仪式的。”
“一点儿也不错。”
“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去了，还有相当多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因为新来的教堂牧师。以前从来不举行全体圣餐仪式——只让需要的人领圣餐，还有规定了次数的礼拜和晚礼拜。”
这是这个学期最后的礼拜日，也是一年最后的礼拜日。当我去洗澡时，四方院子里大批穿着学士服的大学生从礼拜堂走进饭厅。我洗完澡回来，他们正成群地站着抽烟；贾斯珀骑着自行车，从他的宿舍出来加入那群人中间。
我照星期天的惯例，走过阒无一人的一片空地，到伯利约学院对面的茶食店去吃早饭。空气中充满了周围教堂传来的钟声，太阳把长长的影子投在空旷的地上，驱散了我昨晚的恐怖。茶食店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几个从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来的孤独的人，穿着寝室的拖鞋，我进来时他们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回头去看星期日报纸。我带着一夜没睡的青年人的好胃口吃着炒鸡蛋和苦味的柠檬酱。我点燃一支烟，继续坐着，这时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的学生一个个付了账，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走过大街，回各自的学院去了。我离开时将近十一点钟，我一边走，一边听到全市变调的钟声停止了，换成一种单一的钟声，告诉全市，礼拜就要开始了。
那天上午出来的好像只是些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家庭妇女和生意人，用那种准确无误的英国人上教堂时的步子走着，这种步子既不匆忙，又不懒散；手上拿着黑羔皮和白赛璐珞封面的五六种不同教派的祷告书；分别走向圣·巴纳巴斯教堂，圣·哥伦巴教堂，圣·阿洛伊丝教堂，圣·玛丽教堂，蒲塞会堂，黑衣僧会堂，还有些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教堂，走向重建的诺尔曼式和翻新的哥特式教堂，走向滑稽可笑模仿威尼斯和雅典式样的教堂；人们都在夏天的阳光下走向本民族的庙宇。四个骄傲的不信教的人单独宣告他们不信教，四个印度人从伯利约学院出来，穿着新洗的法兰绒衣服和熨过的颜色鲜艳的运动衣，头上缠住雪白的头巾，他们棕色的胖手上拿着鲜艳的垫子，一个野餐的饮食篮子和肖伯纳的《不快意的戏剧》，向河边走去。
在谷物市场，一群游客站在克拉伦敦旅馆台阶上，同他们的司机讨论一张交通图，这时候，我通过一个名叫金十字架建筑的古老拱门，向对面我们学院的一群大学生打招呼，他们已经吃完早餐，现在拿着烟斗，在爬满常春藤的庭院中散步。也要去教堂的一队童子军，带着颜色鲜艳的缎带和徽章，队列不整齐，慢慢跑过去。在卡尔法克斯，我遇到了市长和市政府的人，他们穿着红色长袍，挂着金链，前面是仪仗队，在行人冷淡的眼光下，排队去市教堂里听传道。在圣·阿尔得兹大街，我遇到一队唱诗班的孩子，他们戴着浆硬的衣领和特别的帽子，正向汤姆门和大教堂走去。就这样，我穿过虔诚的世界去找塞巴斯蒂安。
他不在家。我读了散放在他书桌上的一些信，找不到头绪，仔细看了看他放在壁炉台上的请帖——没有什么新的。于是，我读着《女人变狐狸》一直等到他回来。
“我在旧王宫教堂望弥撒。”他说，“这个学期我一次也没有去过，管理员贝尔上星期两次请我去吃饭，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妈妈曾给他写过信。所以，我一屁股坐在前面他不会看不到我的地方，在礼拜快结束时高呼‘福哉马利亚’。你跟安东尼晚饭吃得怎么样？你们谈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告诉我，你在伊顿公学认识他吗？”
“在我上第一个学期时他被开除了。我记得他常在我周围转悠。他一向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
“他和你一块儿上过教堂吗？”
“我想没有去过。问这些干什么？”
“他见过你家里什么人吗？”
“查尔斯，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古怪？没有见过，我想没有。”
“也没有在威尼斯见过你母亲？”
“我想，关于这点她曾谈起过。我记不起说的是什么了。我记得她和我们的几个意大利表兄妹待在一起，福格利埃一家人，安东尼和他家的人来到那个旅馆，但是福格利埃家举办的某次宴会没有邀请安东尼一家子。我记得，在我告诉妈妈安东尼是我的朋友时，她才说起这件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参加福格利埃家的宴会——那个亲王夫人，她为她的英国血统感到自豪，她只谈这一件事，别的什么也不谈。不管怎样，没有人对安东尼抱着反感——我想人们对他没有抱着强烈的反感。人家认为难以相处的是他母亲。”
“文森尼公爵夫人是谁呢？”
“是波比吗？”
“斯苔芬妮。”
“这你就得问安东尼了。他自己说和她有一段罗曼史。”
“真的？”
“我相信是真的。我想，在戛纳时，这件事多少有些勉强。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安东尼昨天晚上说的有多少是真话。”
“我想一句真话也没有。这就是他最大的妙处。”
“你可能认为这是妙处。我却认为这是可怕的。你知道不知道，他昨天整晚都在竭力使我反对你，而且差不多成功了。”
“真的吗？真蠢。阿洛伊修斯根本不会相信的，你，你这头相当自负的老熊，还会相信他吗？”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进房里来了。
第三章
我回家过暑假，既无计划，又没钱。为了付期末的费用，我已经把欧米加牌的屏风以十镑代价卖给了科林斯，这笔钱现在只剩下四镑；我最后的一张支票在我的账上已经透支了几先令，银行通知我，不得到我父亲许可，我不能再支钱了。要到十月，我的下一笔津贴才能到手。这样，我就面临着黯淡的前景，我左思右想，对前几个星期的挥霍浪费不免有点懊悔。
我在学期开始时付清了大学的膳费和杂费，手头还有一百多镑钱。现在这笔钱花光了，我在商店的欠款还分文未还。那些花费其实没有必要，丝毫乐趣也没有得到；那些钱都白白浪费掉。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你像个赛马的赌徒一样浪费银钱”——可是那些钱全是花在他身上，或者是和他一块儿花的。他自己好像永远很困难。“都给律师们算计光了，”他一筹莫展地说，“我想，他们贪污了不少。无论如何，我得到的好像从来不多。当然，只要我要，妈妈就会给。”
“那么，你为什么不向她要一笔固定的津贴呢？”
“啊，妈妈喜欢样样都当作礼物给人，她可好极啦。”他这样说，在我勾画的她的形象上又添上一笔。
现在塞巴斯蒂安隐没到另一种生活里，那种生活是他不让我和他一起过的，所以丢下我非常孤单和懊恼。
当我们到了晚年，回顾在漫长的夏日里过的放荡生活时，如果否认我们年轻时代的道德感，我们就显得多么胸襟狭隘。一个人在谈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如果略去不谈怀念幼年美德之情，略去不谈改正错误时怀着的懊恼和决心，略去不谈像轮盘上不时出现的零字一样隔不多时就准会出现的忧郁时刻，如果略去这一切，那么这种传记也就谈不上是坦率的了。
就这样，我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隔着厚玻璃窗轮流看着花园和大街，怀着强烈谴责自己的心情——我回家的头一天下午就这样度过。
我知道，我父亲在家里，但是他的图书室是个不可侵犯的地方。他到快吃饭时才出来招呼我。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他的特点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人们看见他会以为他七十岁了，听他说话，会以为他年近八十。他向我走来，拖着脚，迈着方步，露出欢迎我的羞怯微笑。当他在家吃晚饭时——他很少在别处吃晚饭——他穿一件天鹅绒盘花纽扣的罩衣，这罩衣在他吸烟时才穿，这种衣服几年前很时兴，以后也许还会很时兴，可是现在肯定已经过时了。
“亲爱的孩子，他们没有告诉我你在这儿。你旅行累了吗？他们给你端茶点了吗？你身体好吗？我刚刚从索纳差因古玩店里大胆买了一件东西——一件公元五世纪制的赤陶牛。我正在鉴赏，忘记了你到达了。车厢里很挤吗？你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吗？（他自己很少旅行，所以听到别人旅行就会引起他的关切。）海特把晚报给你拿来了吗？当然，没有什么新闻——全是废话。”
仆人通知开晚饭了。我父亲由于多年的习惯带本书放在餐桌上，后来想起我在，便偷偷把书丢在椅子上，“你爱喝什么酒？海特，你给查尔斯什么酒喝？”
“还有点威士忌。”
“有威士忌，也许你喜欢喝别的酒吧？我们还有别的吗？”
“老爷，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没有别的酒了。你得告诉海特你爱喝什么酒，他会给你买来。现在家里我什么酒也不存了。医生禁止我喝酒，也没有人来看望我，但是你在家时你喜欢什么就可以要什么。你要在家里待很久吗？”
“还不一定，爸爸。”
“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他沉思着说。“在我年轻时，遇上这种假期总是去办读书会，总是住在山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性急地说，“大家认为高山风景有益于读书呢？”
“我想花些时间去上艺术学校——上肖像画班。”
“亲爱的孩子，你会发现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去巴比松或这类地方的野外写生去了。我年轻时有个机构名叫‘素描俱乐部’——男女在一起”（抽鼻子），“自行车”（抽鼻子），“椒盐色短裤，荷兰雨伞，而且一般都认为是，自由恋爱”（抽鼻子），“一大堆这样的废话。我希望他们还在办这样的俱乐部。你可以去那里试试。”
“这个假期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爸爸。”
“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可不为这样的事犯愁。”
“你知道，我很缺钱。”
“真的吗？”我父亲丝毫不关心地问。
“事实上，下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怎样度过哩。”
“嗯，我是最不适合给你出主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痛苦地说‘缺钱’。你还能用别的词说吗？比如说：手头紧？贫困？苦恼？处境尴尬？破产？”（抽鼻子。）“遇难？负了债？就说你负了债，就这么说好了。有一次你爷爷对我说，‘量入为出，你有了困难就来找我。别去找犹太人。’那么多废话。你试试看。去找杰尔明街的先生们，他们只凭手写的字据就借钱给我。亲爱的孩子，他们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借给你。”
“那么你让我怎么办？”
“你表兄梅尔基奥投资太不小心，负了很多债。他去澳洲了。”
自从父亲在《伦巴底每日祈祷书》中间发现两张公元二世纪的古埃及文稿，显得惊喜若狂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过。
“海特，我把书掉到地上了。”
仆人把书从父亲脚边捡起来，把书靠在餐桌中间摆花的架子上。父亲在晚餐的其余时间一直沉默着，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快乐的抽鼻子声音，这种声音我想不会是由他看的书引起的。
不久，我们离开餐桌，坐到花园中的房间里；在那儿，他显然把我忘掉了；我知道，他的思想已经回到久远的年代去了，那时，他动作轻快，那时，好像是几世纪以前，所有人的形象都模糊了，他朋友们的名字的读音都错了，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他以别人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斜着坐在直背椅子上，高高地举着一本书，就着光线斜着看。他不时从他的表链上取下一个金铅笔盒，在书边上做个记号。窗户开着，外面是夏天的傍晚；只听得见时钟的滴答声，从白水路传来的遥远的轰隆轰隆的车马声，父亲有规则地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以前想，一面闹穷，一面又抽雪茄是失礼的。现在，希望落空，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取了一根雪茄。父亲没有抬头看。我撅开雪茄头儿，点燃了，又重新获得了信心，我说，“爸爸，你一定不愿意我整个假期都跟你过吧？”
“呃？”
“让我在家里待这么长一个假期你不觉得心烦吗？”
“我相信即使我感到心烦，也不会表现出来的，”父亲温和地说，又看起书来。
晚间过去了。最后，房里各式各样的钟都悦耳地敲了十一点钟。父亲合上书，取下老花眼镜。“亲爱的孩子，非常欢迎你，”他说，“你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说，“你表兄梅尔基奥当一名普通水手上澳洲去了。”（抽鼻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普通水手’？”
在随之而来的闷热的一周里，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我很少看到他；他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点；他不时地出来，我总是听到他在楼梯栏杆上边喊：“海特，准备车。”然后他就出门去了，有时半小时左右就回来，有时整天在外，他从不说明干什么去了。我常常看到仆人偶尔把盘子端到楼上他房间里，上面有少量育婴室用的食品——脆饼干，几杯牛奶，香蕉，等等。如果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他总是茫然地看看我，说“啊——啊，”或者“天气真暖和，”或者“天气好极了，好极了，”可是在晚上，当他穿着天鹅绒吸烟上衣来到花园的房间时，他总是正式问我好。
晚饭的餐桌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书去了餐厅。他突然注意到了这本书，那双温和而又显得恍惚的眼睛盯住不放，当我们经过走廊时，他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那本书扔在靠边的一张桌上了。我们坐下的时候，他悲哀地说：“我想，查尔斯，你会跟我说些什么吧？这一天我简直筋疲力尽了。我盼望和你一道聊聊。”
“当然啰，爸爸。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些能让我高兴的事。给我散散心，”他耍着性子说，“就跟我说说新上演的戏吧。”
“可是我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啊。”
“你该去看看，你知道，你真的该去看看。一个青年人，整晚都泡在家里，很不正常哩。”
“呃，爸爸，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哪有那么多闲钱看戏呀。”
“亲爱的孩子，你决不能让金钱把你这样限制住了。嗯，在你这个年纪，你表兄梅尔基奥就和别人合伙写了一支乐曲喽。这是他闯荡天下的一件快事。戏还是该去看看的，当作你的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你读过那些杰出人物的生平，那你就会发现，那一些人中足足有一半是从剧场的顶层楼座了解话剧的。有人跟我说，像那种地方根本没有乐趣可言。可是正是在那种地方，你可以发现真正的戏剧评论家和爱好者。这就是所谓的‘和众神坐在一起’嘛。花费微乎其微，而且甚至在大街上等候入场的时候，那些‘街头艺人’也会使你很开心。哪天晚上我们也去和‘诸神们’一起坐坐，你觉得艾贝尔太太的烹调手艺有没有进步？”
“老一套呗。”
“这还是受了你菲利帕姑妈的启发呢。她给了艾贝尔太太十份菜单，这十份菜单从来没有变动过。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倒并不在乎饭菜怎么样，可是既然你在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