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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真地相信它呀。”
“不能够吗？”
“我是说不能相信什么圣诞节啦，东方的星啦，三个王啦，牛啦，驴啦。”
“哎呀呀，我可相信这些。多美的想法呀！”
“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些想法美就相信。”
“可是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的。”
“也信祈祷文吗？难道你认为，你在一个塑像前跪下，念叨几句话，甚至连声也不出，只是在你心里说，就可以改变天气了吗？或者说，某些圣徒比别的圣徒更有影响，难道你必须找到某个合适的圣徒，帮助你解决某个问题吗？”
“嘿，不错。你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可是后来不知道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了。那天早晨我发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刚吃过午饭，尼科尔斯先生就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前，怀里抱着阿洛伊修斯，说是我把他丢在他的马车里了。”
“嘿，”我说，“如果你只相信这些，并不想变好，那么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就是看不出来。”
“得啦，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咳，别让人这么厌烦，查尔斯。我还要读读这条消息呢，赫尔的一个妇女一直在使用一种工具。”
“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我刚刚对它感兴趣。”
“我决不再提它了……在判她六个月徒刑时，曾参照了其他三十八个案例——天啊！”
可是大约十天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躺在房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用一架望远镜观察下面公园里正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是为附近几个教区举办的一个简朴的两天展览会，它勉勉强强办下来了，与其说是激烈竞争的中心，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市集和公共集会。用一些旗子圈成一块场地，这个场地的周围搭起了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儿有几个牲畜鉴定站和几个牲畜圈。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便餐的，一大堆农场主聚集在那儿。准备工作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得躲起来，”快到那天的时候，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会到这儿来的。他可是这个农业展览会的重要角色呢！”于是我们就躺在屋顶的栏杆下面。
布赖兹赫德搭上午的火车到达，并且和那位代理商人芬德上校一道吃了午饭。他到达的时候我同他面谈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的描述真是贴切极了；他有着弗莱特家族的那种脸型，仿佛是阿兹台克人雕刻出来的。这时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见他，他正在五六个佃户中间笨手笨脚地走着，有时站住向鉴定站里的鉴定员打招呼，有时又靠在一个牲畜圈的栏杆上，仔细地看着里面的牛群。
“我哥哥是个怪人。”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上去可挺正常的。”
“啊，可是他不正常。你知道，我们家里数他最古怪了，只不过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他内心受了伤，变了样儿。他原来想当神父，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现在还想当神父呢。从斯托尼赫斯特学校一出来，他差点成了个耶稣会的教士了。对妈妈说来，这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法阻止他，不过当然啰，这是她最不愿意的事情了。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吧——这是她的长子；如果是我，人们好像就不会说什么了。还有可怜的爸爸。即使没有这件事，教会给他的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真麻烦透顶了——修道士和修道院长就像一群耗子在家里窜来窜去，而布赖兹赫德闷闷不乐地坐着，谈论上帝的旨意。你知道，爸爸去国外的时候他难过极了——实际上他比妈妈还难过。最后，他们劝他去上了牛津大学，把当修道士的问题好好考虑三年。现在，他正在努力下决心呢。他说要当皇家禁卫军啦，进下议院啦，还有结婚啦。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知道，如果我也上了斯托尼赫斯特学校是否也会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也要上那个学校，只是我还没有长大，爸爸就去了国外，他坚持要我上伊顿公学。”
“你父亲不信教了吗？”
“噢，有点儿不信了；他和妈妈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信教。他一出国，就把宗教和我们都丢开了。你应该见见他。他是个极好的人。”
塞巴斯蒂安以前从来没有正经谈过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亲走掉以后，你们肯定很难过吧？”
“所有的人都很难过，除了科迪莉娅。那时她太小了。当时使我很难过。妈妈努力向我们三个大孩子解释，好让我们不恨爸爸。不恨我爸爸的只有我一人。我认为她希望我恨他。我一向是他的宠儿。要不是这只脚坏了，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他那里。你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下面那块场地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用喇叭筒大声喊着拍板成交的结果。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我们这儿。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并不一致。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很不幸，而她像小鸟一样快乐；朱丽娅和我则是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我的确觉得朱丽娅并不快乐；一般人认为妈妈是一个圣徒，爸爸是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幸福的。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看待宗教，幸福好像和宗教没有很大关系，而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我希望我自己更喜欢天主教徒。”
“他们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
“亲爱的查尔斯，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人数那么少。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教派——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教派，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互相谩骂——可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都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可是他们的人生观却随时流露出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隐藏起来原是很自然的。不过你知道，对于像我和朱丽娅这样的半异教徒说来，要隐藏可就困难了。”
这时从高烟囱那边传来儿童的喊叫：“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于是这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就中断了。
“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
“你在哪儿呀？”
说着就出现了一个十一二岁胖乎乎的孩子；她身上有着那种明显的家族特征，不过在她真诚而胖乎乎的圆脸上，这些特征都走了样；她的脑后垂着两条粗大的旧式辫子。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你也太不像话了。我猜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和布赖德一块儿来的，留下来看了看弗朗西斯·泽维尔。”（转向我，）“弗朗西斯·泽维尔是我的猪。后来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饭，然后就去展览会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葡萄酒。如果威尔科克斯自己做主，他就会相当吝啬的。”
“他待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了。你喜欢葡萄酒吗？”
“很喜欢。”
“我要是喜欢喝就好了。别的男人和酒结了不解之缘。在毛德琳学院时，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灌醉，可是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甚至觉得啤酒和威士忌都不大开胃口。像今天下午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结果是一场苦难。”
“我可喜欢喝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的最近的成绩报告单上说，她不仅是学校中最坏的女学生，而且她在最老的修女的记忆里也是最坏的。”
“这是因为我拒绝做圣母会修女。女修道院长说，如果我不把宿舍弄整齐些，就不能当圣母会的修女，所以我就说好嘞，我还不愿当，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管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右脚穿了跳舞鞋。气得女修道院长脸色铁青。”
“圣母可是喜欢顺从的呀。”
“布赖德，你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一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这种人在你们学院里很多吗？在毛德琳学院可有一些。”
“我实在不知道。在进牛津大学以前我早就是不可知论者。”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