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灯鹄螦 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 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 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 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 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 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 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化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 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 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怀孕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罗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罗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作“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临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 或者代老A 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 （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 ），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的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这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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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 ，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
老A ！！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 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 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2Sf5Yr〗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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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 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 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 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 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 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