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穿一身坚硬的黑色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三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作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没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暴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为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五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胡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行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复去，却从不厌倦；她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象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Ａ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十二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 或者说代表老A 的那个老A 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 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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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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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老Ａ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 ，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糸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 月份到保密局的，6 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 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 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的，这场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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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A 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 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 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 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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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 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 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 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