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5：45分：
醒来，窗外，有阳光，10分钟后，沉沉睡去。
8：20：第二次醒来，不敢再缠绵病榻，直接坐起来，一两分钟后，来自身体的所有不适应和痛楚开始恢复。
8：30：飞快地淋浴，来自于伤口的脓水和气味使我的身体处于一种极度的不适当中。
洗澡的速度是飞快的，而且不是每天用肥皂，然后，我迫不及待地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大约8：35，我像自由落体一般沉重地坐进了客厅的沙发，一夜睡眠秘积蓄的体力竟于早上这通洗漱之中消耗了，我重又变得疲惫不堪，瘫坐在沙发上。这段时间我的身体还是属于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但脸部的肿胀则是痛苦不堪，整个上午我只使用一只眼睛，那就是左眼，而右眼是完全肿胀成一条不能使用的，我用冰块使劲地敷那肿胀的一半脸，等候水肿的消退，等候我用早餐，这时候我的肚子已经很饿了，我必须等待着肿胀消退以后才有进餐的可能性，因为腮部的肿胀使得我的上下牙床根本碰不到在一起，而厚厚的嘴唇完全像非洲的兄弟们，并不拢，它会漏水，所以，我只能等，这过程，短的，一两个小时，长的，六七个小时，每天从沙发上开始的这种打坐，就看肿胀的消退程度了，他退得早，我才存在做一点事情的可能性，他终日不退，我只有终日在这儿傻坐。
早餐，我选择甜食，可能是基于补充体力的缘故吧，我选择的都是那种牛奶、黄油，容易流进我的肚子里的那种食品，或者就是中国的糯米汤团，使得我进食稍微容易一点。
11：30——12：30：我的午饭基本上被安排在这个时间，只有肿胀正常消退，午饭是我惟一能够多吃一点，吃得正常一点的一顿，我很努力地吃午饭，尽量吃得好一点，虽然我知道，我吃进去的大部分营养都是被癌细胞吸收的，便我更知道，我不吃进去这点营养，癌细胞还是会身我要这些东西的，到时候情况会更糟。
吃了午饭以后，我会有一段时间的昏迷，像所有的血液都跑到胃里去一样，这段昏迷过去就看运气如何了，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会有一段工作时间，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可以让我完成大半篇日记的工作，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我就可能直接又整个下午昏睡一场。我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变得捉摸不定，就像一个尊贵的客人，我必须每天都在等他，而他老人家日理万机的，根本说不准什么时候到我的身边，我只有等着，等着，有时候要晚饭以后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清醒，这就是我的工作时间。
晚饭的时间一般不怎么固定，如果是工作状态，我是顾不上吃晚饭的，所以晚饭有时会在七点八点，如果没有工作状态我宁可早点吃晚饭，来赌一把看看晚饭以后的状态。
但不管怎么样，一天，清醒的一天，是只能维持到晚上九点钟，九点钟以后，状态又开始低迷了，脸部的肿胀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再次达到高潮，而后，又是那长长的，半梦半醒的，粘呼呼的，冷冰冰的睡眠了。
这是我真实的一天的时间分割，很流水，很无奈，
不说了，写得心酸，看客们也难受的。
有什么别有病。
礼仪之邦
2000年10月9日 天气：晴转多云
在中国，礼，这个字非同小可，大凡学会送礼的人，基本上在这个社会上是无所障碍的人。
有人说，在当今的中国，送礼一道有如驾驶执照，你想飞奔在官场、商场和情场的，是万万少不了的。
礼之往来，其实是人之常情，国外也有送礼的。一张请柬，穿什么样的衣服，黑的还是白的，或者是干脆随便穿，于是收到请柬的人都会按着要求穿衣服，也不会空着手去。
西方人送的礼在中国人眼睛里看起来那是有如儿戏，缺少变化，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不上桌面的，那就是一瓶酒，一束花，至多再加一个自产自销，惠而不费的吻。
在中国人看起来这样的送礼是不合格的，这样的送礼是会把事情搞砸的，搞坏的。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景交融，顺天应时的。中国人不屑于此，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礼仪文化。
我是很早就成为一个送礼者的，对象是我小学教师，而礼品是当时的一种叫年历片的东西，名片那么大的一张小卡片，印的是全年的日历，在正面印着一些美化了的工农兵，和样板戏和风光之类的东西。父亲是造纸厂的头头，因而取得所谓的年历片比较容易，我也近水楼台。
年历片大多印制得精美，想是那个贫瘠的年代，那个素色的年代，工人师傅们只能把所有的想像和才能去倾注在这一张记载时间的卡片上。烫金涂银的印刷，模切工艺，种种，种种，以那时的眼光看，这些年历片都是很奢侈和精美的。
我拿着那些年历片走进了班主任和那些我以为重要的教师的办公室，努力模仿父亲的风范很低调地送给了他们，换取了不少的笑脸和称赞。当然啦，我当时还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作为孩子第一次送礼，我还是感受到了礼品巨大的魅力，在送礼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还是时时感受到了来自办公室的那一股温暖。
我那个年代，中国人很穷，但还是很艰难地维持着送礼的传统，维持着礼仪之邦的形象。
哪一年的春节我记不得了，反正我觉得我没有念书，父亲买了一个大蛋糕，说明了是送给舅舅家的，因为要去拜年。如是的蛋糕我虽然见过，虽然吃过，但毕竟不是现在的孩子，正好，父亲嫌那个蛋糕的包装绳脏兮兮的，把那蛋糕盒拆了，到处去找那新的蛋糕包装绳。我便悄悄地打开了盖子，看到那蛋糕上的4个大字：节日快乐。忍不住用小手指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快乐的“乐”干掉了一小半，提前享受了一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在换了新的包装绳以后被送走了，我像跟在那坦克后面的步兵一样，很安全，很心安理得地在舅舅家吃了一顿饭，又回来了。
大概是初五的样子吧，有人敲门，来的同样提母亲家的什么亲戚，手里拎着的当然就是那只蛋糕，我认得那根包装绳。
那个下午是多么的漫长，我着急地等着那个客人告辞，客人告辞以后，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这个蛋糕是不是留着吃，父亲说：当然。都年初五了。于是，我第一个打开发蛋糕的盒子，看见了那个小半的乐字，我心里那个乐啊。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童年，不知每年要发生多少，但是现在，就跟那些编得很差的喜剧差不多。
成人以后的送礼，是在经商的那几年学会的，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我总觉得送礼这门学问，在中国真是太渊深搏大了。
送礼之道，犹如搔痒，地点、时间、手法、力度什么弄对了，就是送礼，不然就是骚扰了。
有所谓顺着送的，指主客双方心中会意，一个愿送，一个愿收，是最好送的一种礼。晚间的宴席，白天的办公室的某一个抽屈，他会主动地留一条缝，礼品顺势而入。
这种送礼通讯在于选一个地道的礼物，人家送什么你送什么，送的体积庞大，连看门的老头子都要问一下局长：啥家伙？不行。送得太小，局长搁在口袋里，搁在哪边都忘了，也不行。送得太奥妙，谁知道这个砚台值多少钱？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还是砖头小瓦片磨成的呢？
这种送礼难就难在“选”这个字上。没有一定之规可借鉴，惟一可用的成语就是因人而异，给喜欢蛐蛐的局长一个百年老盆能抵得上奥迪，对喜欢奥迪的局长你给他一套奥迪的模型，别看没多少钱，比金戒指更讨人喜欢。
送礼还是逼着送的，你不收，我想达，我堵在你办公室门口，我堵在你家门口，一定要送。还有偷着送的，还有抢着送的，凡此种种，就看你遇到的是什么人，送的是什么礼。
学会这门学问，估计得用两三年的时间，像目前中国每个公司大机构或者像样一点的大单位，都专门有高人在分管着这个工作。
知道为什么各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看上去都是目光炯炯的吗？那就是选礼品练出来的。
一旦练出来了，那真是拿到了在中国开创和驾驭自己事业的一张重要执照。
在中国，这是一门奥秘，很深的学问，没看到国外的那些大公司，气势汹汹地就进了中国市场，当然他们的年报上写着：三年内不考虑在中国赢利。但你即使不赢利又如何呢，就看看他们开的那些所谓的情况说明会，产品推广会，那礼品选的真是，你就会明白，照这样做下去不要说三年不赢利，三十年都不赢利。
好在这样的企业一般都会雇佣一些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大多会为他们的这些洋老板指点迷津，没几个月下来，这些国外的大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也像样了，中秋的团拜会也很本土化，那将是讲的人高兴，吃得人舒服，最后走的时候，不轻不重，不胖不瘦，一份恰到好处的礼，于是，在这年报上的三年，很有可能就改成一年两年了。
洋的进来，土的出去。
在中国，礼品，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那么多人愿意送礼，那么当然就有很多人愿意生产礼品。现在悉尼奥运会MADE IN
CHINA的礼品就很惊人的。
如果再到中国的名胜古迹去看看，那真是洋洋大观。
上海卷烟厂生产的国字号香烟取名熊猫，应该是一种从来没有上过市的，但在某些同志们的心中是非常有名的。于是，上海卷烟厂的同志们就把这烟两盒一装，做成礼盒，少量地满足市场。结果这烟价格从800多一直到3，000多，在中国各地都有出现。
两盒烟能涨到3，000，不是为了收藏吧，而是一个礼字在作怪。
每年的中秋，都是我们不胜其烦的季节，我们还是要收到一种叫月饼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把它转送。到了真正的秋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早上赖到被窝里，仔细地算：这个中秋我拿到了几张票，几盒饼，是不是我换了岗位以后同志们对我差了点意思？去年不是有80来张，今年怎么……
与月饼同季的大闸蟹也是如此。
这体现了中国送礼文化当中的另一句话，叫做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送礼又是一门很难学的学问，原因则是无时无刻无地不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没有一定之规，没有足够的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清官有清官收的礼，贪官有贪官的送法，长尊老幼，邻舍亲友，旧友新知，种种的送法都是不一样的，从收者到内容，到物品的选择，谁要是把中国的这些事情稿清楚了，真是不容易的。
从我病重以来，送礼的人是不少，大多是昔日的好友和单位的领导同事，有时我躺在床上看着房间里错落有致地放着西洋参这样的礼品，看着家里所有能插花的地方都插满了鲜花，心中既感慨人情的温暖，也在琢磨送礼的奥妙，很有意思的。
中国所谓礼仪之邦可能还是要做下去，有时我想想，女儿她们这一辈子不知会学得怎么样。而偶然地我发现他们比我们开窍得更早，教师节的卡，同学生日的礼物，给父母的，包括给自己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技术要比我们那个年代不知高超了多少。
而他们不是在意识地来学习这门学问，这一点倒让我感到很欣慰。
做吧，礼仪之邦，中国人总要在世界上作点什么贡献的。
中国人也确实胡很多好东西，我期望在哪一天加入WTO以后，以好的车子进来，在我们中国有好礼相报，比如说这送礼的种种技术做成软件，作成宝典一类，还是不错嘛。
WTO，快来吧。
三毛
2000年9月26日 天气：雨
现在已是夜里11点了，我的日记从来没有在晚上写的，只因这一段时间的上午脸肿得很，两眼只能目中无人地望天，无法下视或平视电脑屏幕，弄得我束手无策，我总不能把显示器钉上天花板吧，于是只得有违圣贤的语录：昼寝。
夜里写作自有它的好处，我刚给那篇冗长的“上海男人”装了尾巴，好像还剩一点灵感，更感觉那前一篇故作深思的，不够生动，不如再写上一段，写一个我认识的老人，上海老人。
三毛，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真名，但写了真名很多人反而会不认识他了，即使心血来潮去访个究竟，说着真名找去，是找不到的。
真而无用的东西其实多得是。
三毛，上海滩最有个性的擦鞋匠，据他说是最好的，但我深谙广告法，替他改了曰：名列前茅。
我不知道三毛的年龄，十几年前见到他时就是个老头了，现在还是，想想也对，三毛是在旧社会就出的名，年龄是不会小的。
三毛没有店面，只在马路上摆一小摊，据说几十年了没离开过上海淮海路周围的几条小马路，其中风风雨雨的多少次，有人想叫三毛挪地方，最后总有大人物出面说话，到了现在，想也几乎没有人想的了。再说一个小摊，虽说不雅，总是放得下的。
擦鞋摊小得很，三毛一个人坐，有下雨，三毛便挪进边上的老大楼的门厅。但谁如果依此排场来看三毛那真是错的厉害了，三毛的鞋摊送给废品站都不会有人要（博物馆倒未必），但摊上堆着的鞋，擦过的，没擦过的，什么时候加起来都是价值半辆轿车，三毛之不凡，可见一斑否？
上海滩自会有一班人（这个加强班到底有多少人三毛也说不清），买了新鞋是不穿的，一定得让三毛擦过头遍才行，像“开光”仪式一样。平日里的鞋无所谓，出客的鞋一定是三毛擦的。三毛这里，常有上海最新潮的车悄然驶到，停下，没有下车，却有鞋从窗子里递出，车复又开走，有时递出的就不是一双了。不明就里的人肯定以为车里的那可怜虫要光脚开车了。
待取鞋时就会几句关于鞋的攀谈，三毛的手会极温柔地抚摸鞋面，然后低低地说：
“好料作，如果5000元买进的，你赚了。”此时，多半会听到车里人的赞叹和得意的笑声。手工费是丰厚的，从来不提找赎，也没有小费一说。有时，也有人找三毛裁判，多半是年轻人打赌一类，三毛会极明确报价，有时加一句：“牌子不是广告做出来的。”这意味着有人做了冤大头了，有性格刚烈，当时就不要那鞋的，三毛又劝：“做工式样过得去的，落雨天穿穿吧。”
三毛识皮、懂鞋，但比不上擦鞋的功夫，他擦过的鞋，适合懒鬼穿的，几个星期不上油，用布一擦，照样出入厅堂。秘诀是三毛自制的鞋油。有商家派人找三毛谈，欲出多少万买断配方，三毛拒绝，同时正告对方：你们要生产的那种像牙膏一样天天要用的鞋油，我的给你们保证你喝西北风。
我倒对鞋没讲究，因而不是三毛的客户，只是有一阵子住得近，且朋友中有三毛“班”里的，大家常比鞋的亮堂，讲三毛的故事。我也有几次陪朋友坐等三毛“出货”，所以见过几次三毛的功夫。
看三毛擦鞋，你会注意他的手，上下翻飞自是不在话下，关键而且给你强烈印象甚至于刺激的是那双手的“白”，想像中擦鞋人的手是脏兮兮的，但三毛的手没有半点污垢，不管是鞋油还是鞋底的泥。
听或者跟三毛聊天又是另一番的天地了，我当时吃惊的是三毛并不如我想像的把全身心都投入擦鞋之中去了，他对身边的花花世界的了解程度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