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述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就是摒弃偏激，以持平之论和辩证精神看世界，看人生。在这里，他表现出了文化姿态的典雅和思想境界的成熟。王蒙说：“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王蒙这种姿态非常平和，也与我对事情的理解贴近。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难道有谁可以用一句“历史的错误”将其一笔抹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这种合理性，历史就不会如此展开。不看到历史的合理性，而仅仅抓住过程之中的某些局部性事实予以批评（当然批评也是应该的），特别是以此为依据全盘否定历史，这种姿态似乎是真理在握，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思维方式的偏执。由偏激走向偏执，往往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偏激也许能够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情绪，却为思想成熟的人所不屑。特别是偏激的姿态一旦变成一种行动，在实践之中展开，那么某种合理的起点最大的可能是变成一种破坏，甚至一场灾难。看历史是如此，看现实也是如此。现实中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哪一个问题又是一种激进的方式能够妥善解决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又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那到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福呢，还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祸？王蒙反对对历史和现状采取无情的决绝态度，我想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
王蒙在谈到做人的低调原则时说：“你将避免极端化绝对化唯意志论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与思想方法，你将有可能面对和承认大量的处于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灰色状态的人众和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平衡和冷静、全面和通情达理的心态来处理面临的一切挑战……”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片面的深刻”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中曾是一个时髦的提法，本人在学生时期也信奉过这个口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的成熟，眼界的扩大和情绪的平和，我体会到了“片面的深刻”只是在少数特殊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不具备思维方式上的普遍意义。世界以价值悖论的方式存在，人性也以价值悖论的方式存在，任何人执此一端，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道理有片面性，正如其他人执彼一端也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看到世事和人性“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存在状态，对于一个人的思维特别是行动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具有这种辩证精神，而极端的姿态在今天有了越来越多的作秀的意味。
三
王蒙的书讲的“哲学”，但很通俗，有文化的人都看得懂。作者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谈自己几十年做人的心得。做人的心得人人都可以谈，但要谈得那么到位，深入浅出，把种种微妙的体验上升为哲学，用机智的语言叙述出来，那就非得将深切的感受与理性的思索结合起来。王蒙先生的这本书，正是在这种结合中征服了读者。
实践性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这本书不是写给特定的人比如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所有愿意想一想人生这么回事的人看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到启示，并将其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读王蒙的这本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也就是自己特别的会心之处。书中有许多话题都对我有所启发，特别会心之处是作者对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肯定，生存作为人生首要问题的表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虚无主义的批评。他认为人活着就是基本的价值，不可轻易用形而上的理由来否定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价值。“一切从整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都令人不屑一顾，无论它打出了什么样的伟大旗号。”从这一点出发去看事物，才会有一种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当一场灾难过去，人们没有理由去质问别人：你为什么活下来了？这种观念，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基础性价值标准。还有意义问题，我有时将人生往深里想，难免有一种无意义之感，并因之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王蒙先生说：“认定人生是无意义的、是荒谬的、是孤独的、是痛苦的、是虚无的，对于这些哲学意味的论述我也不甚了了，只觉得他们都极高明。但思考得再消极悲观，似乎其意图其目的也并非在于让人们明白了这些消极面后快快自杀。”他的批评很温和，很幽默，但攻击力极强，无法反抗，于是不自觉地就在感情上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了。王蒙谈到的每一个关于人生哲学的话题，都这样与人们的生活现实紧紧相联。
王蒙谈的是人生哲学，情感性也是本书的特点。作者也讲大道理，但这种大道理不是空洞的，纯理性的，而与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往往是血泪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使这种道理具有了情感性震撼力度。任何人的人生难免有逆境，有为难的时候，王蒙本人就曾被打为右派，被剥夺写作权力二十多年，其中有十六年在新疆伊犁。对这段经历他没有以诉苦的姿态，抚摸伤痕的自恋姿态来描述，而是谈自己怎么有了机会学维吾尔语，有机会欣赏新疆的自然风光，钻枞树林上雪山骑马走过漫漫无边的草原，有机会跟少数民族朋友以心换心。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苦难也能够变成欢乐。“苦中作乐是为了活下去，因为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听听这话，多么大气！悲观的理由在这里成为了乐观的理由。王蒙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胸有大志则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总是能在不同的境遇中看到光明看到转机看到希望看到教益，叫做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竟“不可救药”，这在王蒙是一种智者对生命的体验，是穿透了黑暗穿透了悲观的乐观，与那种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在境界上是完全不同的。
四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这本书在语言表述上的幽默。王蒙是一位作家，在谈人生哲学时也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素质，特别是在语言的幽默感方面。
王蒙的幽默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大幽默，很平和，但杀伤力很强。比如他批评一些人没有自省与自检的精神：“自我膨胀无边了，就看谁都不顺眼了，就要一个人与全中国全世界战斗了。这种战斗有时有一种悲壮感伟大感，有一种为绝对理念献身的执着劲儿。”在他的笔下，那种虚张声势的伟大感悲壮感的滑稽本质就这样显露无疑。又比如他批评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意在让人相信全党全民都对不起他。”作者幽默的语句中，内蕴着精神的强健，这比直接的批评，力量就大得多了。还有：“生而平等，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大道，不能拉屎拉尿都一副人五人六的包袱，摆出一副领导精英时髦或者先知先觉的架子。”这对那些具有精神贵族心态的人，对那些有权有钱自我感觉超度良好的人，既是一种针砭，又是一种善意的告诫。领会这种幽默，我想到一个类比。《红楼梦》中有《咏菊》一段描写，其中探春的《簪菊》一诗中有“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一句，宝钗的评价是“把簪菊形容得一个缝儿也没有了”，王蒙的幽默，就有这种“一个缝儿也没有”的效果。
王蒙先生是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长期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作家。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活中，总能够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以思想的活力与敏锐性，站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前沿地带，对生活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思想的活力，表现了他永不停息的学习和创造的生存姿态，以及决不轻言放弃的生命激情。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二十二章）
王 蒙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与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美国女士交谈，她说到她的中国的翁姑，对孙儿最常讲的词儿是“不要”：“不要爬高”，“不要点火”，“不要玩水”，“不要动这动那”，“下来，太危险”；而美国家长对孩子最喜欢讲的话是：“Try it！”“Do it！”（“去试试！”“去干干！”）。他们要求孩子的是勇于尝试，勇于动手。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常回忆起我刚刚过完了十九岁生日，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即《青春万岁》）的情景。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冒险，是一个狂妄之举。因为所有的忠告都是说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
我高兴我的这个决定，我满意我的这个决定。我从小就敢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十四岁还差五天就唱着冼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
造起来哟，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而在1963年秋，我与妻子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商量好了，举家西迁去新疆。
然而年轻人的热情又太洋溢了。我决定了要写作以后，那最初一年写出草稿的过程简直就和得了热病一样。志向一经确定就不再是幻想梦境，而是巨大的实践，是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与应答，是沉重如山的劳务。这样，才知道自己离志向有多么远，即自己实行志向的准备是多么可怜！文学如海，志向如山，我知道我自己的那点敏感和才华和积累，不过是海涛上的一粒芥子，海浪上的一个泡沫，山脚下的一粒沙子。一部长篇小说，足以把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吞噬。结构，语言，章节，段落，人物塑造，抒情独白，这些东西我一想起来就恨不得号啕大哭，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原来写一部书要想那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决定，要让那么多人活让他们出台，让另一些人走开，甚至让另一些人死掉。而每一个字写到纸上以后，就有了灵气，就带上了悲欢，就叫做栩栩如生啦。栩栩如生是什么，就是文字成了精，头脑成了神，结构成了交响乐，感情获得了永生，你的声音将传到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心灵，而小说成了一个你创造的崭新的世界，你的写作过程只能与上帝的创世过程相比！
学而后知不足，立志而后知不足，投入而后知不足。如果当初就知道文学有这么大的胃口，文学需要这么多的投入，文学要用去我的这么多生命，如果知道文学需要我冒这么多风险，需要我放弃青云直上、颐指气使、驾轻就熟、八面威风的可能，我当初还敢做出那样的决定吗？
然而这里并没有疑问，我只能也一定会那样决定：我以我血荐文学，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有许多的话要倾诉，要抒发，要记录，要表达。我压根就期待着翻山越海，乘风破浪，全力搏击，一显身手。向自己挑战，向自己提出大大超标的要求的正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价值，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我的痛苦。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世，岂不是枉走人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忘情过文学，文学也就没有忘记过我。我不会忘记1953年11月的那个初冬季节，它改变了，决定了我的一生。
“冷”与“热”的平衡
然而青年人的热情又实在是太热烈太洋溢，并从而变得太可怜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就像大火，像涨潮，像霹雳，像一种病。这种病像是疟疾，使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觉得自己即将成功，身材也突然猛长，一会儿觉得自己纯粹白费力气，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因为与热情同在的是极端幼稚的急于求成，那样的热情，那样的燃烧是难于持久的，你总是希望第二天最多是下一个星期就见成效，就见成功，就一鸣惊人，就呼风唤雨起来。急于求成的另一面必定是灰心丧气，一次急于求成不成，两次急于求成不成，三次四次五次……十八次不成，你能不灰心丧气吗？任何事情，急于求成都是幼稚的幻想，急于求成的结果一定是不成，对此不应该有任何怀疑。而灰心丧气同样也是幼稚的表现，是不堪一击，脆弱单薄的表现。毛泽东总结革命的道路时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革命人民的逻辑。”我从第一次接触这个命题的时候就疑惑，就琢磨：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呢？我们更爱说的套话不是什么“从胜利走向胜利”吗？一直失败，最后能胜利吗？然而，毛泽东的总结是深刻的与实在的，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与其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不如说是一系列失败更实际也更有教益。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也许是几十次几百次的实验的失败。急于求成，侥幸取胜的企图，只能造成灰心丧气，小战即溃的结局。
与投入的决心，与重大的试验，与奋力的一击共生的是无法扑灭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应该说是利害参半。没有足够的热情也许难以作出重大的决定，该出手的时候出不了手。过度的热情却只能帮倒忙。待到你开始了重大的但毕竟还是极为初步的行动、试验、搏击以后，热情的过度已经是害多益少的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冷下来，是多想一想事情的不利的方面，知道自己离成功离顶点还有十万八千里，远远没有到激动的时刻。而且，想一想吧，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你开始做了一点事，离真正的成就还远着哩。
冷与热，这也需要一种平衡。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因为人的心气总是高于实际，越是年轻时候越是高涨。眼高心高，志高情热，投入到一个事业里就是难解难分，如醉如痴。我年轻时写完一篇东西，几个月过去了，我全文背诵下来。现在呢，看到旧作，有时候甚至于自己怀疑：“这是我写的吗？”
投入的热烈程度与获得的果实恰恰不一定成正比。你疯着哭着闹着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吃不喝搞出来的东西，写出的文字，作出的决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好吗？恰恰相反，多半还是心平气和地、冷静地、审慎地与按部就班地工作成果更靠得住些。契诃夫有一个名言，叫做热得发冷了再动笔写，这话真好，不仅文学创作如此，世间许多事都是要热得发冷了再做才能做好。
一个人的志向、热情、期待、经验、能力、信心、意志、精神的承受力有时是不均衡的。年轻时候，热情高，志向大，期待殷切，然而经验不足，本事不足，信心不足，相对有些脆弱，就是说精神的承受力也不足。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自己已经干出点门道的事情比较胸有成竹了，有点把握了，也不怕某些挫折了，然而，也就司空见惯了，没有多少激动，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再让自己燃烧起来又谈何容易？
总的来说，年轻人苦一些，因为客观条件年轻人也不如上了点年纪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在某个领域里总会得到更多的承认，更多的信赖，更多的方便。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