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经常到老板娘这里来吃饭，起初是和赵祥明一块儿来，但后来就是她自己来。她一来就和老板娘讲起吴侬软语的上海话，汪虹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从她们紧蹙的眉尖和一脸的笑意来分辨诉说的是忧愁还是快乐。
老板娘告诉汪虹，赵祥明在国内是有老婆的。虽然跟杨奈相好了多年，甚至为了在一起而双双从上海来到南非又来到布拉格，但赵祥明就是不离婚，不给杨奈一个妻子的名份。
杨奈也毫无办法。
杨奈是一个能干的女人，赵祥明在布拉格的生意全靠她打理。这个人也怪了，跟谁都慢声细语，有说有笑，性格好极了，就是和赵祥明总吵架。一吵架她就往老板娘这儿跑，向她诉说委曲。老板娘则劝她万事随缘，不要生气，然后就去给赵祥明打电话，令他来接。
赵祥明一到，老板娘就先说他一顿不是，要他好好珍惜杨奈。汪虹今生今世忘不了老板娘说赵祥明的一句话：今生一照面，要前世多少香火缘呀？还不珍惜？
不像是个生意人，倒像是个佛教徒。
然后就摆桌子打麻将。汪虹认定上海人是天下最爱打麻将的人，而且麻将有奇特的功效，不论有多大的矛盾，不论是朋友仇雠，都可以在麻将桌上借纵横捭阖风云际会之兴，一点一点地增进友谊，化解恩怨。
她认为极需教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打麻将。
然而这佛学禅理虽然把汪虹说得玩味不止，对杨奈和赵祥明却不管用。他们更加频繁地吵嘴打架，杨奈经常哭得泪人儿一般跑到老板娘这儿，有时就干脆住下了。
甚至连麻将也不打了！
老板娘不再讲佛，只是叹气。
有一天晚上，杨奈又来了，见了老板娘就哭。老板娘好言相劝，刚把泪止住，赵祥明又追了来，要杨奈跟他回去。杨奈坚决不走，老板娘便说不走就都别走了，天不早了，你们睡吧。
各自回房。
不大一会儿，听得杨奈屋里起了争执。开头儿声音还小，有所顾忌，很快就向剧烈方向演变，紧接着便听到开门声、尖叫声以及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急促脚步声。待汪虹和老板娘出门看时，见赵祥明在花园里抱头鼠窜，杨奈在后边舞着菜刀追杀。老板娘急忙喊人拦住杨奈，又喊赵祥明：
“还不快跑！”
赵祥明在黑夜里仓惶遁去。
“造孽呀！”老板娘搂着被缴掉武器放声大哭的杨奈长叹一声。
不久，杨奈一个人去了美国。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汪虹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了杨奈。杨奈也是惊喜万分，扔下一桌朋友上前搂住汪虹上下端详，急切地问：“你还好吗？”
汪虹说：“还好还好，你呢？”
杨奈笑了，说：“我挺好的，还在美国，这回是带几个朋友来布拉格玩儿。对了，我结婚了，——吉米。”她回头叫。
一个温文儒雅的小伙子走过来。
她挽着小伙子的胳膊向汪虹介绍：“我丈夫吉米。”
她还是那样显年轻，那样妩媚。眼睛有神，笑靥如花。眉宇间洋溢着风情万种──被爱情滋润的女人是幸福的。
赵清也是老板娘这里的常客。这是个小巧玲珑的广东女孩子，讲一口很不错的英语，才21岁。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离开了顿顿生猛海鲜的家乡广州和“拍拖”了刚刚半年，体贴入微的“靓仔”，只身来布拉格啃索然无味的面包。一张可爱的小圆脸，眼睛大大，眉毛弯弯，清纯得很。但她干的活儿可不太清纯——为蛇头去各个使馆给“鸭子”办签证。“鸭子”都是一水的浙江农民，蛇头先把他们弄到布拉格来，然后再想法用各种假护照去西欧各国大使馆签证，能签上就公开走，不给签就偷渡。赵清因为有英语，长得又乖乖巧巧，容易让各国领事产生好感，蛇头便把这重任委派给她，报酬当然是极为可观的。
也许是年龄比较接近的关系，汪虹和赵清很谈得来。她们经常跑到咖啡厅去聊天，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汪虹也跟她一起去跑使馆，那时是1992年，签证虽然已经不容易了，但还不像现在这般艰难。偶然也有一个半个签下来，赵清便会高兴地说：“还是鲁迅先生这句话，‘魔鬼的手上，也总有漏光的处所。’咱这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赵清很大方，只要赚了钱，总给汪虹分一份。有时她忙不过来，就把一些容易签的使馆让汪虹去跑，居然也签下一个来。汪虹得了钱，当然也不忘分一份给赵清。两人跑到中餐馆吃了一顿——自己慰劳自己。
有一天下午，她们一同去意大利使馆签证，不巧正碰上使馆放假——一个意大利的节日。阳光明媚，天气晴朗，她们便在使馆区的大草坪上仰面躺下。花香袭人，暖风拂面，白云蓝天，看几羽白鸽自由飞翔，真是惬意得很。忽然，赵清翻过身对汪虹说：
“我们去荷兰吧，怎么样？”
“怎么去？”汪虹问。
“签证呗。总不能偷渡吧？我现在和荷兰使馆的签证官挺熟，他还请我看过一次歌剧呢。”赵清说。
“去了怎么生活呢？”汪虹又问。
“想那么多干嘛？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不行就嫁人。”赵清说。
“嫁人？”汪虹一下坐起来，“你不要国内的男朋友啦？”
“我不想回国了。”她迟疑了一下，又问：“我是不是变坏了？”
“我也不知道。”汪虹茫然地回答。
以老板娘的爽朗性格自然和瓦哈洛娃极为相投，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一位娶了法国太太，入了法国籍的台湾作家从巴黎来布拉格看望瓦哈洛娃，她就带他一起来吃上海菜。
这位先生既穷且酸，本来也住不起酒店，就在瓦哈洛娃家当“厅长”，老板娘豪爽好客，便留他住下。
他看看瓦哈洛娃，问好吗？
瓦哈洛娃说没关系，他便欣然接受，在老板娘这里住了下来。
这是一个怪人，不会笑，话也很少，成天摆着一副刚死了娘的伤感样子给人看。每天晚上抱一大堆啤酒进房间，早晨就扫出一堆空啤酒瓶和一堆烟头。赵清陪他逛了几次街，他竟然当众宣布爱上她了。
“仆街！衰仔！”羞得赵清两颊飞红，恨恨的把广东话都骂出来了。
赵清告诉汪虹，出去逛街累了，他说要去喝啤酒，便领他进了一个酒吧。哪里想到他把赵清的手抓住不放当了下酒菜——喝一口吻一下。
“又‘咸湿’又‘黏线’！”赵清说。
汪虹大笑。
赵清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他因此而更加伤感，一天到晚喝啤酒，连门都不出。除了吃饭，永远无精打彩。有一回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跟汪虹聊天，说他伤感之旅的下一站是莫斯科，那儿有一个他深爱着也深爱着他的俄罗斯姑娘。他拿出相片给汪虹看，果然是一个美丽的洋妞儿。汪虹只说了一句真漂亮，他就立刻眼泪汪汪。
瓦哈洛娃担心她的客人太寂寞，便带他去美丽的卡罗维伐利温泉城玩儿——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正在那儿举行。
瓦哈洛娃让赵清和汪虹也一起去。
赵清不想去，汪虹硬拽着她去了。
先坐地铁到火车站。在地铁口碰到查票的了——捷克的地铁没人收票，但偶然会在地铁口查票。也不是人人查，专拣那不顺眼的查。伤感的作家正要往出走，查票的汉子挡住了路，用英语说：“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车票。”
伤感的作家突然愤怒了，他用英语对查票的汉子大声说：“为什么偏偏查我？你不就是认为我是中国人吗？你错了，我是法国人！”
查票的汉子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发火？于是彬彬有礼地向这位法国人解释，“首先我并没有认为您是中国人——当然，我也没有认为您是法国人——我还以为您是日本人呢。我的国家赋予我的职责就是站在这里查验车票而不必过问乘客的来历。只要是地铁的乘客，我就有权查票，外星人也不例外。”
赵清咬着汪虹的耳朵：“真丢人。”
伤感的法国人阴沉着脸到了卡罗维伐利，美丽的景致与各国女明星的婀娜身影使他慢慢高兴起来。在一处“NoSmoking！”的标志下面，他潇洒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汪虹和赵清不敢提醒他。
连瓦哈洛娃也不作声。
可是捷克人不怕。刚吸了一口，一个捷克人走过来，告诉他这里不许吸烟，并指给他看那牌子。
法国人又被激怒了，他大声说他不能忍受对中国人的歧视，并再次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法国国籍。
大家都兴趣索然，草草结束了游览。
在回布拉格的列车上，沉默不语的法国人突然开了口，他质问般地问赵清：“你们为什么能够忍受捷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为什么在我对他们的歧视表示抗议的时候不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是在为你们争平等呀！”
赵清淡淡一笑，说：“首先我们没有认为查验车票和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制止不守公德的吸烟者是种族歧视，其次，即便真的歧视中国人我们也不用法国人来为我们争平等。”
大家一时无语。
她再次邀请汪虹一同前往，但汪虹没有去——她不具备赵清的勇气。走的那天，汪虹去机场送行，两人在登机口前紧紧拥抱。赵清说：“我一安定了就给你打电话。”
汪虹含泪点头，“我等着你的消息。”
赵清没来过电话。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正文 第八章 布拉格没有爱情 字数：11388
有一天，瓦哈洛娃来了，后边还跟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见了汪虹就叫姐。
汪虹吓了一跳，忙问大姑这是谁呀这么生猛？大姑说他姓郎，是从哈尔滨来的，刚到没几天，我正在帮他注册公司办绿卡。今天没事儿，听我说你在这儿，就跟着来了。
就这么认识了。
这小郎年龄虽然不大，才22岁，可阅历满丰富的。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乡下，从小就一个人在哈尔滨混，五行八作全懂。别看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非常喜欢西洋歌剧。他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铿镪如青铜之声，冷不丁来一嗓子，人人都得吃惊。
小郎嘴甜。自打认识了瓦哈洛娃，他就认定了这位老太太能够在异国保护和帮助他，便缠着要认瓦哈洛娃做干妈。瓦哈洛娃说这可不行，用大陆的话讲叫不合国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后就干妈干妈地叫。人后没关系，听着腻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脸上挂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帮中国人攒，人家听了还以为她真的收了个干儿子呢。瓦哈洛娃说了他几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后照样，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凭空又添了个姐姐，改在这儿腻了，一天到晚总往汪虹这儿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帮着熨，甚至比汪虹熨得还好还快；汪虹摘线头，他也帮着摘，甚至比汪虹摘得还细致还干净。汪虹把服装批发给客户，他帮着按计算器讨价还价。汪虹吃惊，问：“你怎么会干这个？”他微笑不语。吃饭他也不客气，用不着人让，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夸老板娘菜烧得地道，老板娘心里舒服得没法讲。吃过饭就去刷锅，谁也拦不住。刷完锅就又去干活儿，汪虹还歇着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欢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过去，说：“小郎呀，你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小郎抬头一笑，说不，我是帮我姐干呢。
把个汪虹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请汪虹到酒吧小坐。俩人慢慢啜着啤酒，海阔天空地神聊。汪虹问：“你是怎么想起出国的？”
小郎说：“我是先到的俄罗斯。说来话长呀，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旧建筑也全部是俄罗斯风格，号称东方莫斯科嘛。俄国人多，做俄国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国人来哈尔滨就是买服装，我那时给一个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给俄国人批发服装的活儿。”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会熨又会叠，还会讨价还价。”
“我喜欢俄国人，”小郎喝口啤酒，继续说：“他们诚实，让中国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国人骗老毛子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卖给人家的皮夹克，是用墨染的，下点儿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两手黑糊糊的；卖给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儿，洗一水抽一截儿，弄得人家一个大老爷儿们穿件露脐装满街走；卖给人家的羽绒服，臭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个鸡头来。这还算小意思，一万两万美金让中国人切走的我也没少见。”
汪虹叹气。
“可你看俄国人是什么样？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馆儿吃饭呢，三个俄国人追来要货——都是老客户了。老板说你们先在外边儿等会儿，我们这就吃完了。给他们买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蹲在外边儿喝。就为这三瓶啤酒，我动了到俄罗斯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汪虹问。
“我在里边儿瞅着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把啤酒瓶扔哪儿。四下看看，也没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国人，逮哪儿扔哪儿，他们不，就在手里攥着。我就想了，他们那国家不定多好呢，穷富先不说，人民的素质多高呀。”
“你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哪儿那么简单呀。我店里经常有一个叫玛拉的俄罗斯姑娘来买货，她家在哈巴罗夫斯克，离哈尔滨不太远。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蓝蓝的，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底儿。她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俄语。她比我大三岁，叫我弟弟，我叫她玛什卡姐姐。玛什卡是她的爱称。她从不和我讨价还价，当然我也绝不多赚她一分钱。有时她带着女伴进来，把大包小包往我这儿一放就玩儿去了，疯够了再带着女伴回来取东西。我听得懂女伴们拿我调侃她，说我是她的小情人。她说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一起大笑。她发现我脸红了，才知道我大概听懂了她们的话，笑声嗄然止住，脸也渐渐红了起来。”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汪虹微笑着说。
“对。有一天晚上，她约我去她住的饭店房间里喝啤酒。我准时前往，她衣着单薄，曲线横溢，浑身散发的香水味儿让我五迷三道。哈尔滨人是很能喝啤酒的，但是她比哈尔滨人还能喝。我已经天旋地转，她仍然神色如常。
“那天晚上我没走。”
“你艳福不浅呀。”汪虹调侃他，“后来呢？接着讲啊。”
“天亮了，我对她说我要去俄国。她又惊又喜，说那太好了，那样我天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展望：我在那边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商店，批零兼营。她负责联系客户，赚了钱大家分。我对分钱这件事表示反感，说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分钱的。她说不对，一家人也要分清楚。我说那就随你。她笑了，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问怎么庆祝？她说这样庆祝——她脱掉了睡衣。”
“你够生猛的呀！”汪虹笑他。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大大的喝了一口。“她当天返回，很快就带着邀请书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那你不好好在那儿呆着，跑布拉格干嘛来了？”汪虹觉着奇怪。
“是啊！”他叹口气。“那儿挺好，玛什卡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们的小店生意兴隆，各地的零售商都来进货。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哈尔滨，用集装箱把货运过来。她给我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有时她来过夜，有时我也去她家过夜。她家是在一幢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我说不用租房子了，我就在这儿住不挺好？还节省费用。她说不好，非给我租了个房子。有一天夜里，也不知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