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就是这样。
平时大家都在为生计奔波忙碌，见面的机会不多。你找一个朋友总也找不到，电话不通，家也不知搬哪儿去了，你又有急事儿，那就晚上去卡西诺吧。你不光会找到他，还会碰见一大帮久违的朋友。
在这里，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赌客。
有一位在市场练摊儿的福建农民，白天叫卖他从家乡运来的伪劣凉鞋，便宜，50克郎一双。我曾亲眼见他和一位顾客因为退货而发生剧烈争执——顾客买了他一双鞋，穿了三天就坏了。捷克的商业法规定一双鞋半年之内坏了必须退换，但他坚决不退，大吵大闹。直到顾客找来警察，他才嘟嘟囔囔老大不情愿地退了人家50克郎。但一到夜里他就换了一个人，精神亢奋，情绪激昂，时而开心，时而愤怒，在轮盘赌台上输个万儿八千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想起他白天顶着大太阳练摊儿卖伪劣凉鞋，满脑门子都是汗珠，与顾客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样子，心里的滋味很复杂。
有一位北京赌客，我们是一张赌台上的赌友，几乎天天晚上在一张扑克台上赌Pass，但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赌台之上。他肯定不是做贸易的，因为我在任何一个生意场上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他。他性格开朗，嘻嘻哈哈，手气却出奇的臭。别人虽然是输多赢少，但也总有赢的时候。但我从未见他赢过一次，哪怕小小的一次。他的一个大优点是愿赌服输，不急不躁不生气，尽管输得一塌糊涂，还是笑嘻嘻地用英语混着捷语跟发牌小姐聊天开玩笑。
有一回他坐在我旁边，发牌小姐发牌完毕，他细心地一张一张捻开，竟是一副四带一！
他高兴极了，把牌一扣，怡然自得的吹起了口哨——捷克的舞曲：啤酒桶波尔卡。
我连一副小对儿也没有，早Pass了。
发牌小姐含笑问他：“好牌？”
他得意地说：“Ofcourse。”
发牌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一副傻牌！
欧洲Pass的规矩除了大对儿压小对儿，三头，只赔赌客前面的注儿，那是没多少钱的。
他气恼地连连用扑克砍发牌小姐的手。
发牌小姐娇滴滴地捂着手作势呻吟。
接着又发牌。
他又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发牌小姐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三个A！
下的注儿被全部收走，气得他对着发牌小姐大叫：“beautifulmafia！”
小姐笑靥如花地说：“lamsorry。”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仿手枪的打火机，往赌台上一拍。
小姐笑着发牌。
也奇了怪了，他今天手气格外地好：一副同花顺！
他不吹口哨了，全神贯注地看着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小姐的手气比他还好，又是一副傻牌！
他一下子跳起来，从赌台上抄起手枪对准发牌小姐就扣动了扳机，枪筒里冒出一股一寸长的火苗。小姐抽搐了一下，捂着胸口作中弹状，摇晃着伏在赌台上。
赌客们都哈哈大笑。
谁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华民族也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正像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暸望杂志上写的那样，“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冒伪劣商品，从股市造假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穴’，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愈滚愈大到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以至于从不题字的朱镕基都破例为上海一所会计学院写下了‘不做假账’的校训。”但同胞们也不必悲哀，诚信对于中国人并不是绝对的一塌糊涂，绝对的乏善可陈。西谚说：门关上了，总有一扇窗子会开。在赌场，中国人的诚信品格堪称典范。
我认识一个北京人，此君除了对卡西诺严守诚信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讲诚信。1992年前后国内内需很差，加上国际制裁，取消了很多订单，纺织品大量积压。他因利乘便，不掏钱就骗来了大批集装箱，从此便一头扎进卡西诺里再不肯出来。有一本介绍卡西诺的书中说，一个赌客只要连续赌15分钟，卡西诺老板就有了利润。
他曾创下了苦战48小时的纪录。
他并不清楚他那些集装箱里装的都是什么货，经常是输得没钱了，便着马仔去打开一个集装箱看看是不是应季的货，是就低价卖掉，把钱赶紧送到卡西诺去。因为永远不会返款，所以价格极低，通常都低于成本价。不管他走进布拉格任何一家赌场，只要老板在，都会亲自出来招呼。两人握手寒暄，像一对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有一个晚上，我眼见他输掉了五万美金，已经弹尽粮绝。低价卖货也是明天的事，大半夜的去哪里找客户？这时卡西诺老板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保镖，保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密码箱。老板笑着问他今天是不是运气不太好？他说是你的运气太好了。老板笑了，挥手让保镖上前打开密码箱，里面是整整两万美金的筹码。老板说你拿去赌吧，算我借给你的，我希望你这次的运气比我好。
连借条都没让他打一个。
此事轰动了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有一项共识：中国人的诚信征服了卡西诺老板。
正文 第二十七章 女人比男人更能赌 字数：4750
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云雨”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还是让我们先来认识这四位小姐吧。
她们好像都是青田人，青田是浙江省一个贫困的县，地处山区，以石雕闻名。那地方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国民党元老陈诚，一位是中共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我和许多青田人聊过天，他们几乎都要提到二陈来证明自己的家乡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实青田农民的大名远远超过了二陈，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青田农民以其前仆后继的偷渡气魄和落地生根的生存能力让欧洲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
我们相识在赌台上，起初并没有什么话，点个头而已，各赌各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总蠃，而我总输。除了羡慕人家手气好之外，也没想过其他。有一天晚上她们来晚了，扑克赌台最多只能有七个人，而那天她们来时已经坐了四个人——我和三个德国人。她们看看别的台子，人都满满的，便赶紧坐下，但有一个人没位子。这是个四人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姐，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站在我身后低声对我说：“先生，把位子让给我好不好？”
我笑了，说：“为什么？我还要赌呢。”
她说：“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押呀，我赌你也赌，我Pass你也Pass。”
“我有神经病呀？我自己不会决定？”
她急了，说：“哎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这么笨呢？我们有个小姐能看到牌！”
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她们总赢呢？吃惊之余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看着我输钱？”
她也笑了，说：“谁让你听不懂我们的话呢？不能讲普通话的，什么‘双批’、‘三头’发牌小姐都听得懂的。”
我让出了座位，把几千筹码交给她，结果蠃了个盆满钵满。
我在一旁细心观察，原来是年龄最小个子最低的一位有此神功。她们配合得好，三个姐妹一齐伏在台前，只有她懒洋洋地仰在后面。发牌小姐个子都很高，恰恰她个子很低，又仰着，发牌小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会在那样快的瞬间就看清并记住了她的牌。
她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准确的报出发牌小姐的牌。
“她有一对8”
“两个K。”
“傻牌。”
“她是四喜，赶紧撤！”
赌了一阵儿，更换发牌小姐了，四个人一轰而散，跑到赌场附设的酒吧喝酒去了。
发牌小姐看着空空的赌台发愣。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继续赌？她们说不行，就那一个发牌小姐发牌发得高，其余的都很低，看不到的。
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要我让出位子的叫吴春英，27岁，是她们的大姐。能偷看牌的小个子叫叶兰，21岁，是小妹。稍胖一点的叫罗丽华，25岁。最漂亮的叫沈香妹，也是25岁。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叶兰最活泼，闹得厉害。吴春英则显得稍微有点城府，也安静些。罗丽华好像略有心计，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沈香妹普通话讲得最好，但常常讲出让你吓一跳的字眼。
我把她们称为青田小分队。
她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番号。
有一天夜里，我和小分队全体战士在卡西诺战斗到12点，颇有斩获。这时又换发牌小姐了，几个小姐妹叽叽咕咕说了一顿，然后由吴春英对我说：“咱们一块儿去蹦迪吧？步行街新开了一家迪斯科舞厅，火极了。”
我想了想，说走吧。她们不在我非输不可，守住胜利果实算了。
叶兰说声：“撤！”随手扔给发牌小姐两个一百克郎的筹码做小费，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家迪斯科舞厅面积不小，人满满的，各种肤色都有，以欧洲人居多。音乐震耳欲聋，激光打得人眼花缭乱。她们都冲进舞池了，我在吧台上坐下，要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慢慢啜着看景儿。
站在高台上领舞的是三个捷克女孩儿，身材美极了。长长的腿，细细的腰，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峰。她们沉醉于疯狂的音乐之中，上身已经没有任何衣物，毫无束缚的乳房随着音乐激烈摇晃。下身穿着露了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腾挪旋转，扭腰出胯，狂歌劲舞。
我在人群中搜索小分队的身影，但找不到。她们个子太小了，被牛高马大的欧洲人遮蔽得严严实实。
突然，叶兰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把一个药片塞进嘴里，又端起我的威士忌送下，然后就要拉我进舞池。我摇摇头，指指酒杯——说话听不见，音乐声太大。
她一笑，扭头又冲进了舞池。
我继续喝酒。
忽然，舞着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并且自动往后退，在舞池中心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在高高的吧台凳上伸长脖子。
我看到小分队全体战士正在那里疯狂摇摆，特别是那个叶兰，不光身子摇摆，头也在摇摆，既疯狂又有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