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武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懂英语，长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鲁塞尔留学，他也去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那边儿办不了身份，便只身来到布拉格。
他在一个市场里练摊儿，我们看他是个老实书生，经常以极低的价格供给他货。可他实在是笨头笨脑，生意总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绝活儿——中医按摩。练摊儿挣不来钱，他就多次向我提议在我们住的HOUSE里开一个地下诊所——在捷克领取行医执照极为困难——专门按摩。还许诺说凡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都由我来按摩，我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干了这一行，而且还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
汪虹说：“当然得给侯玉花介绍好的了，是我们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绍了王英武的情况。侯玉花表示满意，但说要悄悄看一看，光听介绍不行。
汪虹说：“我告诉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欢死你。可是有一条，别真爱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杀了我。”
晚上，侯玉花来了，说：“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极了，根本不会做生意。”
PASS了。
过了几天，她领着一个又小又瘦、其貌极其不扬的男人来了。汪虹悄悄对她说：“侯姐，这人恶心死了！”
侯玉花笑着说：“可是货卖得好。咱不是挑男人来了，咱是赚钱来了——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刘，上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童男子。两片黑黑的嘴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人们都叫他“神经刘”。
从此，侯玉花和“神经刘”住在了一起，费用分担，利润共享。也买了一辆加长斯柯达二手车，两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
正文 第十八章 阿莲 字数：3716
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跑来找我，对我说：“田力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在布拉格开了一家妓院！”
我笑了，说：“是吗？正常正常，生意不好做，只能捞偏门了。”
布拉格已经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生意好得不得了。也该开一家正式妓院了，让老外知道咱么啥都能干，而且比他们干得还好。
“听说有位头牌，漂亮极了，岁数已经不小了，可硬是红透了半边天！咱们不去见识见识？”
“是中国人？”我问。
“当然，谁稀罕去看大洋马？”朋友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要是去逛捷克妓院，那我赞成。历史上哪个国家的人没欺负过咱们的姐妹？八国联军那时候……”
“八国联军没捷克吧？”一个朋友打断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向我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奥匈帝国，捷克就在里面。再说了，没准儿那些当年在德国打工的捷克人就当了兵呢。”我批驳他，继续说：“所以，出于替姐妹们报仇这样一个目的去逛捷克妓院，我从理论上是赞成的。可你们现在要去逛中国妓院，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年林彪副统帅在被老婆孩子拥上叛逃飞机时扔下一句话——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句话代表了我此刻的感受。”
“你就好好跩吧。”大伙说。
“什么人开的？”我问。
前几年北京黑社会开了一家妓院，那时没有中国妓女，他们便从曼谷弄来几个泰国妓女。谁愿意和黑社会打交道呀？生意萧条得很，没几天就关门了。
“一个温州小伙子。”朋友说。
“温州出能人呀，卡西诺也是他们温州人开的。”另一个朋友说。
“在什么地方？”我问。
“喏，自己看。”朋友塞给我一张广告。
一个裸体女人的全身像，旁边是英、捷、中三国文字：美丽的中国小姐，优雅的东方美人以神奇的按摩术让您领略意想不到的享受。然后是地址，电话。怕人找不到，还绘了一张草图，地铁站，巴士站都标得清清楚楚。
“从哪儿弄来的广告？语言都不通。”我说。
“这是一家按摩院，单纯的Massage嘛。”我说。
“你也信？”
我笑了，想起一个捷克朋友的故事来。这位朋友懂一点中文，曾经和我谈起东方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观念。他去过一次中国，晚上寂寞，想去找一个妓女——他听说中国有。但他找不到，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回来之后他气愤地对我说，还是欧洲好，用你们的话说叫实事求是。是妓院就写明了是妓院，为什么要说是洗脚呢？我开始还很奇怪，满街都是洗脚屋，中国真是讲卫生。可我不懂为什么要到街上去洗脚呢？后来才知道那里可能就是妓院。但我又不明白了，难道中国人把性交看成和洗脚一样吗？我笑着批评他，我说你不懂中国文化，因此也不懂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不像你们欧洲人那样厚颜无耻，像你们的天体浴场，男男女女都脱得一丝不挂，中国人绝对不会这样。中国人认为性是需要遮掩的。换句话说，经过遮掩的性才美。你不是很喜欢我们的旗袍吗？旗袍的美首先就是要把全身都遮住，但却要专门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显示臀部和胸部的丰满，更重要的是，纵然遮蔽全身，可开衩处却永远有大腿在时隐时现。嗨，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简单说吧，我们中国男人没你们欧洲男人的脸皮厚，推开妓院的门就进。我们不，我们只是去美容美发最多去洗脚。
小子愣了半天，说懂了，你们中国男人都是伪君子。
“爱是什么是什么，就这样。”我说。
“这是在欧洲，算合法经营，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妓院的牌子？”我问。
“还是嫌难听吧，再说了，中国Massage，也够打老外的眼了。欧洲人活一辈子，有钱也罢，没钱也罢，哪有过这种享受呀！”朋友说。
这话倒也是，欧洲人只懂得旅游，登山，游泳，只知道欣赏大自然的美，其它的享受实在不多。在欧洲各国的理发店理发，都是理好了就走人，哪儿有头部按摩一说。在捷克和德国交界的边境小城利波雷茨，我曾去过一个越南女子开的理发店，她只是在给顾客洗头的时候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好家伙，德国人竟趋之若鹜，价格也顶了天：25马克。按说这里也不缺按摩，走在大街上有时也能看到写着“Massage”的牌子。但除了身穿白大褂胸毛毕露的汉子把你按得哭爹喊娘的所谓医疗按摩，就是妓院里不着寸缕的妓女直奔你命根子的色情按摩。像中国按摩这样捏捏摁摁，敲敲打打，既让你通体舒泰，又把你撩拨得欲火腾腾的奇技神功，欧洲绝对没有。
我们一行走进了这家按摩院，一个染着头黄毛的温州小伙子上前迎接。朋友说这就是老板。他一边热情地请我们坐下，一边谦虚地说你们才是老板，我哪里是老板，混饭吃罢了。我看了看这套房子的格局，一进门便是个不大不小的厅，摆着沙发。往里是一条走廊，两边都有门，必是炮房无疑。与捷克同行相比，这里要简陋一些。
黄毛满脸堆笑问：“各位老板来按摩？”
朋友说：“先叫小姐来看看。”
黄毛说：“好的好的。”他一拍手，立刻进来两个中国小姐，都穿着几乎遮不住屁股的短裙子，瘦骨嶙峋，尤其是那两条腿，细得像竹杆，真是枣熟能打枣，杏熟能打杏。涂着唇膏描着眉，还画着黑眼圈儿。朋友急了，说吓唬我们是不是？赶紧让走赶紧让走！黄毛摆摆手，两个小姐都退下去了。
朋友问黄毛：“莎莎呢？我们田老板今儿就是要来瞧莎莎。”
黄毛笑着说：“实在对不起，莎莎现在正有客人。”他看看表，说：“不过也快了，还有一刻钟。”
朋友说：“那我们就等。”又吩咐黄毛拿些啤酒来，大家一边儿喝一边跟黄毛瞎聊。
朋友问：“你弄那么丑的小姐来，有客人吗？”
黄毛笑笑，说：“到哪儿找那么多漂亮的呢？再说了，各花入各眼，你看丑死了，欧洲人看了觉得真好。你没听说吗？把周润发的照片和葛优的照片摆一块儿，欧洲人都夸葛优是美男子，说周润发难看死了。”
朋友说：“欧洲人都是他妈傻逼。”
大伙儿就笑。
确实，我在捷德边境公路上也见过这样的景象。路边站满了妓女，漂亮的白人姑娘有的是，可那些开着奔驰SEL600的德国人偏挑那些又黑又瘦，衣衫褴缕，浑身脏兮兮的吉普赛妓女。
我问黄毛为什么想起干这个营生？黄毛叹口气，说做正规生意活不下去，中国纺织品都卖滥了。开餐馆也难，一个是资金要大，一个是竞争也太厉害。没法子，就干了这个。又问他按摩的价格，他说单纯按摩是五百克郎一个钟，若要打炮儿则再加一千克郎。
“不贵的，”他说，“捷克的妓院我去过，大洋马把腿一叉，十分八分就完事，也要这么多钱的。可咱们这里先按摩，然后再做，也是这个价钱。而且你不做也可以的，只收按摩费。老板一会儿试试莎莎？是我这里的头牌。漂亮，还有肉。年龄稍大一些，大一点才会做嘛，床技一流，客人都说她活儿好。”
“你试过吗？”朋友笑着问。
“没有没有。”黄毛慌忙摆手，“都是听客人说的。”
正说到这儿，一个高大的洋人从里面走出来，黄毛殷勤地笑着打招呼，问：“Good？”那洋人挤挤眼睛，说：“Veryverygood。SuperComfort！”
走了。
黄毛站起身说：“我去叫莎莎。”
我倒真想看看这个让洋人赞不绝口的中国妓女。
片刻工夫，黄毛领着个女人进来了，说：“莎莎，见见各位老板。”
莎莎娇声说：“谢谢老板们赏光。”
我们坐在沙发上，而她就站在面前，因此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根儿足有三寸高的意大利皮凉鞋，十个脚趾甲都染得红红的。然后是一双雪白修长的腿，匀称光滑的腿肚子，白嫩的大腿，露在牛仔短裤外面的半个屁股。再往上，是细细的腰肢和圆圆的秀美的肚脐，然后是一件短短的南韩丝白衬衣，透过薄如蝉翼的面料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只被红色绣花文胸掩蔽着的丰满乳房。再往上，是戴着一条细细金链的长长的颈，然后是一对酒窝和性感的嘴唇，是挺直的鼻梁，是一双如湖泊般晶莹和美丽的眼睛。
我注视着这双眼睛，忽然惊呆了，浑身一震，犹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
“阿莲？”
“你还记得我？”她凄婉地说。
朋友们和黄毛都面面相觑。
正文 第十九章 司徒平在布达佩斯 字数：6281
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吧里，我和阿莲相对而坐。她穿了一件风衣，遮住里面性感的衣着。我们要了两杯红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和阿莲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尔诺参观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布尔诺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有三十万人口，距布拉格两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发是第二大城，后来斯洛伐克独立了，布加迪斯拉发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尔诺就升任第二大城。这个博览会大约和广交会的性质差不多，但不像广交会只有自己国家厂商参展——世界各国的厂家和商人都在这里租了展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且时间也不像广交会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个月呢！
我们停好车，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去，还在T形台前看了一会意大利女模特的内衣秀。在参观一个小商品展厅时，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展台的主人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们笑。
“司徒平？”汪虹惊喜地叫道。
“是我。怎么样？两年多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微笑着问汪虹，并看了我一眼。
“还好，还好。对了，这是我们老板，田力。这是司徒平，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布拉格的。我是从中国来，他是从匈牙利来。”汪虹介绍说。
于是握手，寒暄，递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装饰品等。
“行吗这个？”我问。
“还可以，我们接了几个订单。”他说。
“再见。”我和他告别，“我们再随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联系。”他说。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数福建人那样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之气。但汪虹不这么看，她说他长得太累了，永远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时先就把你累够呛。”汪虹说。
我说：“怎么会。”
她说：“不信你等着，他一定会找你，你自己体会吧。”
按理说，司徒平应该像他的福建同乡一样，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样钉住美利坚合众国，在那儿黑着洗碗、送外卖、缝皮包，同时不停地给他们添乱。八年或者十年以后，他们害怕了也烦了，乖乖地请你入了籍。于是你作为美籍华人挺着小胸脯回到家乡，请风水先生选一块宝地买下，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坟墓。
但他没有。
不是没有那种愿望，而是没有实现那种愿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是美国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险号”的高额船资，或者是有几十个人挤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被吊车从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体魄和勇气。而且，他与他那些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对美国发动抢滩战役的同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全部是农民，而他，却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目的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害了他。
在欧洲漂泊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的奋斗和失败，心里竟常常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按照命运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会头破血流，穷途潦倒，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儿，大学毕业，曾经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众多的亲戚都在国外，仅仅是想嫁一个西方男人而竟屡屡不可得。后来我总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兰的阴差阳错绝非偶然，是命运在向你示警。可惜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她更是当局者迷，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就像司徒平，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自己是一个国家干部，与那些农民同乡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于刷盘洗碗送外卖的命运，想在海外过一种有别于他那些农民同乡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做个正儿巴经的企业家。
命运便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1991年的春天，他怀抱着美好梦想加入了由小商贩、冒险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中国军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布达佩斯。
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情上就有几分亲切和认同，虽然有过几十年的人为阻隔，甚至也曾兵戎相见，但一旦铁幕卷起，中国人仍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9年——1992年，去东欧国家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聚集在匈牙利。
匈牙利人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会涌来这么多中国人，目瞪口呆之余还有几分欣喜，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富有的旅游者，被有着“多瑙河玫瑰”之美称的布达佩斯风光所吸引，来这里大把花钱的。
日子长了，匈牙利人渐渐明白：这些中国人不打算走了，要在这美丽的布达佩斯扎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渐渐现了形儿，各种罪案不断被当地媒体曝光：有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