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哪里学会干这些活的？”鲍里涅维奇觉得奇怪，问道，“您不仅能顶一个男人，而且简直是一个顶两个……”
特别使他俩接近的是他们对鲍里涅维奇即将要作学术报告都极为关注。鲍里涅维奇根据法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准备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篇报告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个别的地方还打算对自杀的性质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鲍里涅维奇要以用科学的理论填补迄今尚是教材里空白的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可悲的是，”他说道，“对生与死这样重大的问题科学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什么是爱情？人们在问我们。文学艺术一直在宣扬，爱情是命运，爱情之路是无法预知的……人们学会预防火灾、水灾，但如何防止由于突然降临的痛苦而结束生命的不幸呢？如何使人们摆脱这种无意义的死亡呢？法医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竟没有阐述，这是不能容忍的。……”
季娜伊达听完他的这一番议论后在想：“这个人真不甘寂寞，依他的性子他会把什么都安排好，编出号码一一完成。他会强迫相爱的恋人分析自己的感情而使他们丧失欢乐和幸福。他要对自杀找到政治经济的解释。他会建议为了教育的目的，在中学里开设这门课程。”她想起她说道他不满意的社会观点时，他毫不妥协地瞪起双眼。她想到这个孤僻、沉默寡言的人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人。
为了不让他反对自己，季娜伊达只好客气地说：“您的看法很多是正确的，但有些问题还是有争议的，我很想听您讲完。”
他把自己学术报告的内容向她作了介绍，但有些问题没有解释明白而使他感到难办。她以惊人的逻辑性对他认为确信无疑的一系列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同时又指出他的理论是高水平的。鲍里涅维奇心中在想，逻辑和体力在她身上得到了非凡的和谐一致。
鲍里涅维奇可以确信，季娜伊达的美德是无限的，她表现出轻而易举地排除任何障碍的本领，有能力解决人们难以解决的困难，发现前人末发现的东西。她和他的爱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后，就把狗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她竟使狗感到她要比自己的主人还要好。以前每逢主人要把狗关进贮藏室时，狗总是反抗，而现在却能顺从地、自愿地让她关进去。鲍里涅维奇越来越感到需要她的帮助，如果她不在身边时就感到困难。
即将宣读的学术报告准备得很慢。女助教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哪怕是微小的错误，并给他提出一连串的批评和意见。用别的所需的论据代替原来的论据。这些工作仍然离不开她，创作上的帮助，使人们感觉不到丝毫的个人利害关系或是不怀好意的谋算。鲍里涅维奇也不是一下子就相信她的直爽。他记得她是那样竭诚地迎合教授的口味，支持他的任何说法，不由得在问自己：在她讨好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然而，一次偶然的，也是严肃的谈话使他对她的戒心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前一天他俩说好要去别墅过星期天，但鲍里涅维奇后来不想去了，提议去参观美术展览。她同意了，但还附有一个条件，参观完后要从那里去奥斯塔金诺的舍列梅捷夫①（①舍列梅捷夫·鲍里斯·彼得洛维奇（1652—1719年），俄国的一位军事统帅和外交家，彼得大帝的近臣之一。）故居参观。由于情况不允许，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他们只好以别的办法度过星期天。鲍里涅维奇忽然想起，今天列宁图书馆为他保留的书已过期，他们就赶到列宁图书馆。拿到书以后，书中的一章引起了他俩的兴趣。他们就热烈地交谈起来，为了谈话方便需要换一个场所，于是决定去农业展览馆。
在养免馆和松鼠养殖馆之间的一个小湖边，在交谈之前他们把书打开。鲍里涅维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女助教说起她对教授和对真理的错误态度。
“您可以不回答，”他好心地说道，“我并不坚持己见。”
季娜伊达没有否认，她说她有时支持教授的某些无根据的说法，迎合他的口味，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良心不允许她使有生之年已不多的慈祥而善良的老师感到难过。鲍里涅维奇也应当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同教授争论不休，使老人难受……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对待他的……
被中断了的关于书中一章的讨论又开始继续下去。
话题谈到了早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当鲍里涅维奇读大学时就注意到法医教材中有关自杀的一章。他觉得这一毫无意义的悲剧性死亡中的一切都令人感兴趣，并且是不可理解的。怎么能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保护器官——自卫本能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人自杀呢？这些自杀者都是些什么人——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的英雄，还是战场上的逃兵呢？最后，这一不幸的规律何在呢？
自杀者是综合犯罪者。他触动了公共利益和思想广泛的范畴。自杀者违犯了民法和刑法、社会和宗教的准则、逻辑原理，打乱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平静，动摇了生命法则的基础。法学家痛斥自杀为耻辱，拒绝承认他们的遗嘱，教会禁止在公墓安葬他们。中世纪时在自杀者尸体背后钉上一个白杨木撅子，肢解尸体，并象拖死狗似地拖着在大街上示众。法律对被肢解的死者毫不宽恕。迄今英国仍以王位的名义把自戕的人关进监狱。
人与自己命运之间的纠纷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理论。医学家、内分泌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人的肉体和心理构造上探索自杀的原因。法国精神病学者宣称所有自杀者都是疯子；意大利罪行调查学家认为自杀者是潜在的罪犯。弗赖德证实，自杀者无能力杀死别人，却能自杀。德国社会学家在不完善的现代社会中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根源。
统计学家们首先接近了真理。他们找到了全人类共同的规律。他们统计过，城市居民中自杀率高于农村，穷人低于富人。自杀几乎都发生于成年人，而儿童是极其罕见的。自杀一般多发生在春天和夏天。更多的自杀者都是官吏、律师、学者、艺术家，而工人和农民则少见。在广大的地球上女性自杀要比男性少两倍。
在松鼠养殖馆旁的小湖边，季娜伊达首先开始讲话。
“讨论别人的理论，”她说，“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以自己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来驳倒别人的理论。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对我们有何用？最好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理论，并搞清这些理论的优越之处。”
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鲍里涅维奇同意了，季娜伊达在长凳上坐好后，按照自己由远而近的谈问题的习惯自信地说道：
“我们假定自杀者丧失了自卫本能而决定自杀，没有遇到一般的反抗……这我们只是假定说。”
鲍里涅维奇认为有必要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说’呢？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生的与后天形成的能力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本能有时会战胜自我意识的感情，饥饿能压倒义务和荣誉的原则，痛苦、委屈、重大的不幸会使女人丧失天生的母性，使自己遭到惩罚。”
“这些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她表示同意，“但同时这种牺牲是不多的。什么力量才能使一些人免于自杀和杀人呢？我同意您的看法，经受痛苦的能力使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生活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充当客观环境的牺牲品的机会就越少。这样的人为了减弱自卫本能，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不够强烈，起码不会因为贫困而自杀；追逐妇女的人也不会因为女人拒绝他的求爱而自杀；被揭露的骗子绝不会因感到羞耻和受到侮辱而自杀；职业犯罪分子也不会因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自杀；流浪儿不会因偷窃被抓而自杀；妓女不会因遭到强奸而自杀；监狱和苦役场所要比伦敦、巴黎的富翁住宅里的自杀少得多。看来，犯罪分子要比那些破产的银行家有更多的捍卫自己的能力。”
鲍里涅维奇忍不住微微一笑。他自己的想法和举例自己总觉得不是很有条理，但经过她一叙述却获得了逻辑的严密性，更富有说服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手指弄得咯吱发响。
“有人反对我们说自杀者是不同年龄和有地位的人，”她不看对方，好象盯着前面的空间，可也未必能看清什么，继续说道，“饱经世故的男子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诚实的、老奸巨猾的人们都成了牺牲品。有的从赌场出来赶忙去自杀；而还有的人用朋友的钱庆祝自己的失败。毫无血色的病人渴望活下去，而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年轻人却开枪自杀。很多人为了金钱可以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只因为挨了一记耳光而走入坟墓。”
她不说了，以询问的目光看了鲍里涅维奇一眼，好象在等他的反驳，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您可能这样回答我，我们的能力好象是适应一定的考验。凡是对贫困不敏感的人可能因家庭不和而自杀；追逐女性的人因失去地位；骗子因受到妻子的欺骗；职业犯罪分子因把朋友的钱偷光；不道德的女人因失去爱子都会自杀。能够忍受挚友背叛的人对破产、公开受辱、爱情失意可能很敏感。一个人对伤寒病有免疫力，可无法免患霍乱；同样，一个患过鼠疫的人也难保不患脑炎。任何对生命的冲击都不可能免疫，就象牛痘疫苗不是防治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样。
“您对比了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和对生活中考验的神经中枢的稳定性，”鲍里涅维奇为自己从未想到达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他说道，“您关于这一点的论据是什么？”
她感到惊讶，看了他一眼，这目光是由于感到自己占了上风而射出的，同时也是温柔而宽容的。
“对毒品也有免疫力，”她提醒他道，“大剂量的吗啡或土得宁①（①士得宁，一种烈性毒剂。）在一般情况下是致命的，但如果小剂量长期服用就没有危险。那么一个人遭到强烈的刺激，就会导致神经创伤或自杀。这种强烈的打击如果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人是有能力承受个别痛苦的能力的，那这种痛苦也就不可怕了。”
鲍里涅维奇本应再一次承认她关于自杀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种逻辑严谨的阐述是无懈可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不久前她才熟悉他的报告，她怎么能了解得如此透彻。
“您不是也承认吗？”最后她说道，她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也是那样冷静而逻辑性强，“被狂热的幻想，创作激情所控制并深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只能加强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决心。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革命者、爱国者、改革者都不会成为负担；对创造着新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当他充满了创造思想时，他的全部感情是会从属于伟大的目标的。按这些观点，您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是称作‘免疫——劳动理论’为好。我觉得，”她稍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更多的话，而只不过是想正确地转述您的观点。”
满腔激动的鲍里涅维奇忍不住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久前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您怎样解释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过了一会儿，季娜伊达问道，“女性自杀率要比男性低一倍？”
鲍里涅维奇想了想，含糊地说：
“这可能是因为女人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的困难仍是男人承担。”
季娜伊达否定地摇摇头，突然提议去吃点东西，鲍里涅维奇欣然同意。谈话又在餐厅的饭桌上继续进行。
煎鸡蛋吃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这时季娜伊达说道：
“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我绝不引用不符合自己构思的证据。”她好象是在谈起无意反对的某种东西似的，仍然以令人信服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您无法以‘免疫——劳动理论’精神来论证统计数字的话，那您的报告将不会获得成功。可能女人承担的重担要比男人少，”她以教训的、肯定的口气说道，“但您忽略了母性的意义！可这也是创造的目的，这丝毫也不比艺术家、研究家、改革者们逊色。母亲有她义不容辞的生活义务。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姑娘和没有孩子的女人能做的事，而母亲却不能去做。无论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母亲是绝不抛弃自己的孩子的。”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期待着他……
鲍里涅维奇没有察觉，女助教是怎样在他的生活中巩固她的地位的。她本人城府很深，不安静的性格急需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使他心情舒畅。她对他坦率，深入探索他的创造构思，帮他解决一些疑难。他很喜欢她那有分寸的谈话——起决定性的一点小小论据。她不喜欢开玩笑和打趣、善于坚持己见、富有权威性的举止。他乐意原谅她的某些弱点——不喜欢花草和香水、喜欢在衣服上打上鲜艳的花结，使她干瘦的身材显得活泼一些。
他觉得季娜伊达善良，富有同情心。人们都说她喜欢孩子，体贴老人和病人。女助教确实喜欢一些人，也体贴一些人，但她这样做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未必明确。
有一段时间，季娜伊达想要个孩子。她为此很苦恼，但她终于没有听从母性的呼唤。过了好多年，这种苦恼虽然也淡了一些，却一直记在心上。心灵深处常常被某种理智无法抑制的东西激动着。小孩子们的笑脸会勾起她强烈的抚爱孩子的欲望。她作为保健大夫经常去托儿所，她感到只有在那里才能寄托自己的感情。她相信自己渴望安宁，对孩子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孩子中间用不着施诡计，说假话，心口不一。在孩子中间，担忧、疲倦会一扫而光，会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活力。甚至孩子的哭声也会激起她心中同样的甜蜜之情。她无法躲避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
当季娜伊达外出休假一个月的时候，鲍里涅维奇真正感到她对他意义多么重大。家里、教研室、别墅里都离不开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大小小麻烦的事现在他自己都无法处理，好象自己才刚刚学习处理问题似的。他觉得她把他精神上的果断也带定了。他甚至这样想，哪怕她就在城里某个地方也不会使他感到没着没落。“她施妖法把我迷住了，”他自我安慰，“但她没有爱上我。”
鲍里涅维奇对自己大为不满，也笑自己又犯了幼稚无能的病症，并为此感到奇怪。他下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管怎样，也不管什么人不满意。他这个不满四十岁，举止不凡而严肃的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孩子气，但很难承认自己在谈恋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纳入恋爱的框框，他只不过是同女助教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而已，很自然地觉得常常离不开她。
没有比自己良心上的裁判更加严厉和更偏心的了。无论是他的表白，还是谴责都不能得到满足。任何司法机关也看不到良心上的被人赞扬的声音犯了多少错误。
季娜伊达的归来结束了鲍里涅维奇精神上的紊乱。第一次见面他就对她说：
“我一直眼光近视，对您估计不足。”
这就是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能作出的表示。说更多的话对他来说是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的。
“您知道，”她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好感，温柔而礼貌地说道，“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