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马斯也笨拙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极了，伙计。”他喃喃地说。他跑进去，几乎不敢看卡门，只是站在那，盯着地板，耷拉着肩，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托马斯也来自布雷达鲁德，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我们喜欢同样的衣服，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布鲁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马斯正是这样。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看NAC，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乐队，十八岁时周六晚上我们一起去布雷达的迪苏柯吉斯特找乐子，托马斯在那非常受欢迎，我长了痘，又戴着厚厚的眼镜，只好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幕，然后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后她开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个杂种六个月前发现了，也许就不会太晚了！”
我扶着卡门带她回楼上房间。
她哭了一阵，像是没有止境了，最后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对，明天醒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事实。
卡门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10
谢特玛医生和我们握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她开始看装在咖啡色文件夹里卡门的病历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护士所拿的那个，里面有X光片（是卡门的吧），我还看见一份手写的报告（是沃尔特斯医生写的吗？）和一张手画的乳房图，旁边还有一个小箭头指向一段辨认不清的文字。谢特玛医生看着那份材料，就好像我们不在场，她的办公室静得可怕。
谢特玛医生的外表给人一种幽默风趣的感觉——灰头发、胸口口袋里插满了笔，一张科学怪人式的脸。但实际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当我第一次穿着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夹克走进她办公室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了——我跟她合不来。
我抓紧卡门的手。半分钟以后谢特玛医生仍然没有说话，继续看材料，翻过一页，又翻回去，然后再翻过来，卡门对我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动作。我把目光从卡门身上移开，忍住不笑出声，因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拉近我和这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我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的意象派油画（不要问我画者是谁，我来自布雷达鲁德，我很确定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门附近的墙上有个小架子，里面放着很多小册子，《癌症饮食指南》、《癌症与两性》、《战胜癌症病痛》，我还看见了熟悉的蓝色小册子，《认识乳腺癌》。
谢特玛医生终于从病历表中抬起头来。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她开始问。
“不很好。”卡门采用了这个保守说法。
“是，我能想象。”医生说，“上次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那实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不是吗？”卡门低声抱怨道。
“听着，你不能这么想。”谢特玛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试试。现在往回看没有意义，我们要去看还能做什么。”
她对同事失误的那种木已成舟的宽容态度把我惊呆了，我瞥了瞥卡门，她表情温顺，我也隐忍未发。
“我得的是‘炎性乳腺癌’，对吗？”卡门问。
“正式名称叫mastitis carcinomatosa，不过你说的也是对的，炎性——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在网上查的。”
“哦，那，对网上的东西要谨慎些。”谢特玛语气带着不悦。
肯定会的，我想，因为你不喜欢这样。我暗笑，现在我跟昨天不同，昨天卡门浏览几十个介绍各种可能的乳腺癌症的网站时以为情况糟糕极了，那时我气急败坏，现在我却为她感到自豪，因为她已经知道得足够多，多的让医生感到不舒服了。
“那么确诊这种癌症的女性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活过五年，这是真的吗？”卡门继续问。“恐怕更少。”谢特玛冷冷地说，显然想一次性杜绝卡门再去看这样的网站，“因为你还年轻，也就是说细胞分裂的速度比年龄更大的人要快。你左乳房里的肿块已经有13�？厘米了，可能几个月之内增大的速度会非常快。”
13�？厘米？相当于一条茄子的大小！而且几个月之内就长成？哦，对，应该是以后吧，否则就是连沃尔特斯医生也决不可能对这么大的东西视而不见的。
“可以切除吗？”卡门问道，“如果必须的话，我可以不要乳房，你知道的。”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卡门竟然可以毫无惧色地说出这种话。
谢特玛摇摇头。
“这时候要做手术很难，”她说，“肿瘤太大了。我们无法准确看到细胞扩散到哪里了。如果我们真的切除，会有一种风险，肿瘤可能会进入切除乳房的伤口组织，这样的话情况将会更糟。在确定乳房中的肿瘤是否收缩之前，我们不太可能做手术。”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似的。
“我们有时用来对抗肿瘤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荷尔蒙疗法——”——是的，荷尔蒙疗法！我记得好像在小册子上看到过——“但是这种方法也不行。通过你的血液我们已经查到你的雌激素受体是阴性的，荷尔蒙对肿瘤细胞不会起作用，但最恼人的问题是，切片检查表明——”——好，继续说啊——“肿瘤是扩散性的，也就是说可能已经扩散到血管了，你知道，嗯——”
不，我不知道，因为在学校我学的是艺术专业，而且听起来也许很荒谬，但直到最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癌症，一次都没有。因为卡门脸上也是一副不明白的表情，所以谢特玛继续解释，就像儿童电视节目的广播员解释为什么成人会发起战争一样。
“看，是这样。血液细胞通往全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也通往全身了，你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还没有到达警戒水平，但还是有可能癌细胞已经在你全身扩散了。”
卡门和我长时间对视着，没有说话。我用拇指摩擦她的手。谢特玛也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打破沉默。
“现在如果任其自然，恐怕你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最多只有一年。”
这句话只不过是刚才所有那些信息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像一个晴天霹雳。最后还是说了。那就是这样了。一位女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卡门开始颤抖，用手掩住嘴，开始哭泣，她的肩膀不停在颤动。我心如刀绞，一只手抱住她，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手。“是个打击，不是吗？”谢特玛颇有洞察力似的说。我们没有回答，两个人无言地搂着，卡门一直哭，我已经呆了。
“现在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我问。
“我建议尽快开始化疗，”谢特玛继续这个谈话，看得出来，话题回到她的专业领域上让她松了一口气，“可能的话，这个星期就开始。”
化疗。过了几分钟，我才会过意来。化疗。我在小册子上看到过：秃顶。看到过：病入膏肓。看到过：我们都很清楚化疗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谢特玛接着说，“化疗实际上会影响到全身，所以最有可能对抗癌症。”
“放射疗法怎么样？”我问。卡门这时也抬起了头。是的，放射疗法，他们也常用的，我看到她充满了希望。不知为什么放疗听起来没有化疗那么糟糕。
谢特玛摇头。愚蠢的问题。
“放疗只对局部有效。如果只在乳房上，是可以用的。但现在我们是要从全身排除癌细胞，所以化疗才是最好的方法。”她说，显然她恼了，因为刚才她已经解释过了。
“关于化疗你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我听见自己问道，就好像我在询问新款奥迪A4的卫星导航系统。
谢特玛抬起头来，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很高兴别人让她来说说她喜欢的游戏。我们上了一堂化疗的速成课。原理很简单，通过化疗给予人体重创，目的在于给癌细胞以更加剧烈的重创。癌细胞失去支撑，就朝各个方向乱窜，就像一个没有中场球员的足球队。它们甚至可以通过骨骼生长，谢特玛说，语气充满景仰，过度的热情使她有失分寸了。但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比人体内健康细胞更易受影响。不幸的是，所有分裂速度快的健康细胞也会遭到破坏。“比如你的头发，范迪安潘夫人，你会有掉头发的现象发生。”
谢特玛现在回复到最佳状态了，“我认为CAF疗法的课程对你是最好的选择。CAF，就是环磷醯胺、阿霉素和氟尿嘧啶——”——我们点头，好像我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一样——“还有一种药物用以对抗由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我们又点头——“即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会呕吐得厉害，但是可以用药来对抗这一问题，如果必要的话，每次化疗后都可以吃药”——我们逐渐进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状态——“——所以大部分人一般都吃得更少了，当然恶心加上缺乏胃口会打消你吃的欲望——还有可能腹泻，如果腹泻持续了两天以上，就必须联系我们——”——好像她在谈论一台漏水的洗衣机一样——“口腔黏膜也有可能发炎，月经可能会变得不规则，或完全停止。最后，必须注意不能发烧。万一发烧了必须给我们打电话，即使在半夜也必须打电话。”
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什么也不想听了。卡门听到“头发”、“掉发”这些词时就已经麻木了。但是谢特玛继续说她的。
“对了，也可能CAF疗法对你体内的癌细胞不起作用，但其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我们会尝试其他疗法。”
“哦。”
“但是我们的治疗不是基于假设的基础上。”
“不会。”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她说着，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黄色的小册子。“需要的话，你可以去看圣卢卡斯医院的精神治疗医师，她专门指导癌症病人。”
卡门瞥了一会儿那本册子说，是的，我们可能会去。而且是首要大事。如果我们迎接癌症进入我们的生活，那就做得彻底吧。
我看了看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清单，谢特玛看见了，瞥了一眼手表。我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缓解不了这里的气氛。
“让我妻子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不是更好吗？那儿不是专门治疗癌症的吗？”
“滑稽之谈，我们与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讨论所有病人的病情，我们每周讨论一次，所有病历都会一起讨论。”谢特玛医生激动地说。
我看看卡门，她匆匆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她不想与即将治疗她的医生起冲突。
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问题，我又看了看问题清单，这次看到一个好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治疗癌症方面，美国不是比欧洲更先进一些吗？”
谢特玛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在校学生，竟敢抬头看老师的裙子。
“对不起，嗯——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水平，”我立刻补充道，——其实我当然怀疑，但是我不想说，以免自己被扔出教室——“而是我为妻子着想，你能理解吗？”
谢特玛根本不理解我，从她脸上可以看出来，她真的被激怒了。她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