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五日晚饭后，到周处。我问：“师长去长沙还未成行？”他问我去不去，说：“能去见一见鲁涤平也好。”我说：“不去，他在姜畬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我又问周：“南县土豪劣绅，准备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周说：“是的，早发了请帖。”我问：“师长去吗？”周说：“不想去，今晚搭轮去长沙。”我说：“很好！”
十月十日早晨，满街和市郊出现大量标语、传单：“打倒土豪劣绅！”“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署名的有军队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士豪劣绅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周磐则不告而去长沙，驻军的军官一个也不去参加。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化为泡影。一直到第二年独立第五师一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还未成立起来。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磐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入百科全书。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注 释
〔25〕叶开鑫，当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
〔26〕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其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一丸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用这个名称。
〔27〕这里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某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8〕胡汉民，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孙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9〕黄埔，指设在广州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该校曾多次举办过高级班，如高级政治训练政、高级军官班。黄公略参加的是高级军官班。
〔30〕厘金，又称厘捐，是旧日中国的一种商业税。因税率名义上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一种机构。
〔3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上声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32〕“四一二”事变，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33〕指一九二七年五月背叛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这次叛变是该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
〔34〕杨森，四川军阀。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35〕石穿，是彭德怀的号。
〔36〕清乡委员会，是一丸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它专门搜捕、“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7〕清乡团、民团，都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