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
东渡黄河后，我军胜利占领吕梁山之隰县、石楼、吉县，打退了敌军进占绥德、米脂的两个师。这对于陕北根据地可以减少威胁，有利于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沿黄河的堡垒，一点也没有起到阻拦红军东渡的作用。
敌人迅速集结十二个团于兑九峪，准备向大麦郊推进。如乘敌前进时，首先消灭其先头两个团（一个旅）是可能的。当时没有这样打，而采取对兑九峪三面包围攻击。此役口张得太宽，战斗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变了计划，乘晋军后方空虚，以十五军团向北挺进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后又挺进到静乐县，宣传北进抗日；一军团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这就调退了兑九峪晋军退守太原，阎锡山原进入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星夜东调回晋，使无定河两岸苏区连成一片；迫使陈诚三个军不敢从潼关北渡黄河入晋，而绕道郑州、石家庄乘火车集结榆次、太谷地区，然后逐步南压。待阎、陈主力集结向我进攻时，我军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休整，做群众工作。一军团在灵石、介休、临汾之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得现金数十万元，扩兵数千人（河南、山东人多），收缴民团武装、弹药不少。十五军团因行动时间多，扩兵筹款成绩少些，但他们回师时经岚县、柳林，在柳林以南歼敌军一个整团。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
当阎、陈集中兵力向吕梁山进攻时，我们以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发表了宣言，通电国民党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各公法团体学校，并写专函给阎锡山，说明抗日主张，不愿同室操戈（从这时起对蒋介石、阎锡山等均称阎氏、蒋氏）；说明我们北进抗日，你们既不能原谅，奉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抗日先锋军暂时撤回陕北，请你们派代表前来共商救国大计等等。
东征意义甚大：消灭敌军约三个团，共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竟达五千人，还有俘虏参加红军，共约七千人；筹了四十万元左右的现金；扩大了陕北苏区。这次行动宣传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的抗日主张，对平津、太原学生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支援的作用。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政治、军事由被动转入主动，向敌人开展了战略上的进攻。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我是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具体工作。
六月西征
东征胜利结束后，红军回师陕北。一九三六年，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央机关驻瓦窑堡，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主席讲了话。讲到东征的伟大胜利，反对了一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十五军团的本位主义。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我为司令员，没有指定政治委员，但以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成立了红军学校，林彪为校长。
我率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西进。一军团为左路进攻曲子、环县、豫旺，在曲子一仗，消灭宁夏马鸿逵之叶旅。旅长夫妇被俘，给予优遇，放回后，影响很好，对在回族军队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某些作用。十五军团为右路进攻靖边、定边、安边、盐池，四城逐次解放，发动群众，建立了政权。前方指挥部随右路十五军团行动。
八月初，继续西进。右路十五军团进占惠安堡、同心城，向宁夏开展工作；一军团进至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一个师和军直属队驻固原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至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
八月中旬，一军团进占平凉（不含）、兰州（不含）之间的隆德、会宁等数城；一部伸出渭源，接援二、四方面军，在通渭一带会合。我率前方司令部进驻海原西北之打拉池。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并告以东北军四个军的位置；王以哲军驻洛川；董英斌军驻庆阳；何柱国军驻固原；马××军（注：东北军四个军为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军、于学忠军。驻兰州的是于学忠军。）驻兰州城，这些都不会阻拦你们东进。但蒋介石令王均军进至平凉，有向隆德阻击模样；令胡宗南部开西北。你们应全部集结海原、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
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
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这时已是九十月之间。十月初旬，王均和毛炳文两军尾一军团后追击；胡宗南率五个整编旅向一军团侧击；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迫近，此时情况是很紧张的。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遂决定迅速将一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南，十五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头旅深入山城堡时，南北夹击。山城堡在洪德城以西十五里，此地有数户人家，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六十里）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该敌先头旅丁德隆部，黄昏才到山城堡，一军团从南和西面向丁德隆旅进攻，消灭其大半。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
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十三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张学良军集结西安，将洛川、庆阳诸城皆放弃。我一军团、十五军团、二方面军之一部，及四军、三十一军开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张学良送来部分棉衣和弹药。
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相继都失败了，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特别是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军事上连续给敌以反击和反攻，政治上迅速地开展了战略进攻，以致东北军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被迫停止内战。时间只有十一个月，这是狂风暴雨的十一个月。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分，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经过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十二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
注 释
〔5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
〔55〕王家烈，贵州军阀。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56〕
卢沟桥事变〔57〕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58〕，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注：①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60〕。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61〕。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