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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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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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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