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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又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巫术、卜筮、术数、忌讳等）包括在“疾虚妄”之内，一一加以批驳。王充还触及了这些迷信禁忌的社会根源。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还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种迷信职业家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事骗人活动的，王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充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朴素，但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并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说王充建立了无神论理论体系，这要从与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角度来说明。有神论的发展及其核心内容，是从灵魂不灭发展到有神观念，再进而产生出对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论以及各种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从而形成神学体系。王充则是对神学体系的基础到其核心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全面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及万物自然生化论。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自然之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从而否定了谴告说与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上论证了人死神灭无鬼，对鬼神给予理论的否定。基于上述论点，他对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来的神秘主义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驳斥。他对神学理论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统，对表现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会历史观是从属于他的自然观的，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自然观中的消极因素。他反对颂古非今，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他也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充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循环论，其中虽有针砭秦汉社会文薄的积极因素，但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王充认为，世之治乱系于天时，这也是一种自然命定论，但他又认为自然灾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对自然灾害要积极治理，靠祭祀祈祷不能消除灾害。王充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种平庸之见，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扬汉德，他讲符瑞没有什么种源，其中包涵着反对血统论的积极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无稽之谈，所谓符瑞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而已。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实知篇》和《知实篇》中，而其精神则渗透在有关圣贤、书传、人材等篇目的论述之中。王充对孔子和圣人大胆地作了如实的评价。他既推崇圣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反对盲目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也有缺点。汉儒在神化圣人的同时也神化了经艺，他们宣称圣人是万世师表，而圣人创作或审定的经艺则万世不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应运而生，至东汉则发展为谶纬儒学。王充正本清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汉代经艺的发现过程，对经艺重新估价，进行解说，剥去汉儒给经艺披上的神秘外衣。
王充根据亲身的体验，论述了他识别人材的观点。他提出如何区别佞人与贤人，揭穿了佞人阴阳两面的丑恶灵魂。他把文吏和儒生进行对比，序儒生于文吏之上，对东汉豪强把持仕途和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从儒生中又筛选出通人，将通人区分为文人和鸿儒。他认为司马迁、班彪父子等属于文人，而鸿儒则更高一筹，他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能论说世事，昭辩然否，可谓超等奇才，他在《状留篇》中抒发了自己不得仕进的愤懑心情，又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反常现象。王充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义而用之。
刘盼遂先生说：“原夫《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者，约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训诂之奇觚；此二者属于著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极多误衍误脱之字；四曰极多形误音误之文；此二者属于后代钞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成就斐然，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人校及此书，俞樾虽有校正，仅以余力所为，所以不甚精当。幸有孙诒让、孙蜀丞、黄晖、吴承仕、刘盼遂等先生于此书用力较多，才使我们有所借鉴。
我们的注释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原本小字校注除个别采用并注明外，其他一律删去），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铅印校点本为对校本。参校本有宋乾道三年原刻，元、明两朝先后补刻三十卷本《论衡》，简称“递修本”。明初坊刻十五卷本《新刊王充论衡》，简称“十五卷本”。崇文书局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章钰过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故简称“章录杨校宋本”。明天启六年刘光斗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伦明用红笔转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和用蓝笔转录日本人涩江全善校日藏宋刊本校语，前者简称“伦明录杨校宋本”，后者简称“伦明录涩江校宋本”。另外，还旁校了有关类书和古籍，都一一在注释中注明。同时，也采用了内校本书的办法。《论衡》85篇，通津草堂本分为30卷。每卷前、后均标明卷次，而每卷前还列有本卷篇目，今一并删除。但在目录中仍按通津草堂本列出卷次，以便读者了解其分卷情况。又，通津草堂本前还有韩性书序，后附有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杨文昌题序，今亦略去。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分段、题解、注释和译文。为了注译方便，对有些旧本段落作了分解。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吴检斋《论衡校释》、蒋祖怡《论衡选》、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北京人民版《论衡选注》等书的研究成果。凡借鉴和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之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仅因篇幅所限，非敢掠美。第一至第四十二篇，由方家常注译，袁华忠注译第四十三至第八十五篇，并负责收集整理书后附录。
对于《论衡》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注译不过是给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懂原文的方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而已。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袁华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贵阳出版
说明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1990年9月
逢遇篇第一
【题解】
这是一篇解释仕宦遭遇的文章。作者解释了为什么才能低下、操行恶劣的人能受到君主赏识重用，而才高行洁的人却被轻视排斥的社会现象。
王充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指出一个人能否做官，官阶的高低，并不凭他才能的大小，品德的好坏，而要看他能否投合君主、长官个人的好恶和利益。只要能投合，即使是“窃簪之臣”、“鸡鸣之客”，也可以飞黄腾达；即使毫无才能，单凭“形佳骨娴，皮媚色称”，也能受宠。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处尊居显，未必贤”而“位卑在下，未必愚”。对一个人不能单凭被重用就吹棒，不被重用就诋毁。
【原文】
1·1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1）。贤不贤，才也（2）；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3），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4），不遇，退在下流（5）；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6），士亦各自得以进（7）。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8），尊于桀之朝（9）；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10）。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11）；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注释】
（1）仕宦：做官。遇：遇合，遇到赏识。
（2）才：才能。这里指才能和操行。
（3）薄：微，少。浊：浑浊。这里指操行恶劣。
（4）或：有的人。
（5）退：疑衍文。“不遇，在下流”与下文“遇，在众上”对文，可证。下流：地位低下。
（6）士：这里泛指封建社会的读书人。
（7）进：升。指当官或被重用。
（8）抱：持有。洿（w＆屋）：同“污”。
（9）桀（ji6杰）：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传说残暴荒淫。后被商汤击败，出奔南方而死。
（10）尧：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酋长，炎黄联盟首领。名放勋，史称唐尧。
（11）贤：这里指贤臣。恶：这里指残暴君主。
【译文】
操行，有一贯优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问题；而被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才能低下操行恶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恶劣，却被重用，地位在众人之上。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士”的标准，而“士”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升迁在于受到赏识，落第在于不受赏识。处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贤能，只不过受到重用；地位卑贱低下，未必愚笨，只不过不被赏识。所以只要被赏识，操行恶劣的，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赏识，虽有高尚节操，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处卑贱。因此，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有的是虽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
【原文】
1·2伍员、帛喜（1），俱事夫差（2），帛喜尊重，伍员诛死（3），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4）。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5），箕子遇商纣也（6）。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7）。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8），不遇固宜。
【注释】
（1）伍员（y＊n云）：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末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而为吴国大夫。曾率吴兵攻破楚都，将楚平王尸体挖出来鞭笞三百。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后，越王求和，伍子胥进谏不从。夫差相信帛喜谗言，逼迫他自杀。帛喜（p！匹）：即伯嚭，春秋末楚国人，吴国太宰。吴王打败越国，越王使人行贿帛喜，帛喜向吴王进谗言，求和成。后来越灭吴，帛喜以不忠被杀。
（2）夫差：春秋末吴国君主，越灭吴后自杀。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
（3）以上参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4）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说是商汤王妻子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汤用为“小臣”，后任以国政，辅助汤王灭夏，被尊为阿衡（宰相）。箕子：名胥余，商代贵族，官太师，封于箕地，称为“箕子”。因规劝纣王，纣王不听，装疯为奴，后被囚禁。参见《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
（5）成汤：卜辞作“唐”。又称“汤”、“成唐”，原名履天乙，卜辞作太乙，高祖乙。子姓。商朝的开国君主。
（6）纣：名辛，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曾东征东夷，得到大批俘虏。后生活腐化，实行暴政，杀死比干、梅伯，囚禁周文王。周武王会合西南各族攻商，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之战中，因“前徒倒戈”，他兵败自焚。历代视其为暴君，故称为“纣”（残暴的意思）。
（7）固：本来。宜：应当。
（8）乖：违背，不和。忤（w＊五）：抵触。
【译文】
伍员、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员却被处死，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有被赏识重用的，有遭厌恶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国相，箕子却沦为奴隶，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贤臣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贤臣事奉恶君，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
【原文】
1·3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