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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６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９期）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观察》第３卷第１１期）
论百读不厌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赵树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话》。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实：他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可是不想重读一遍。大家费了一些时候讨论这件事实。有人表示意见，说不想重读一遍，未必减少这本书的好，未必减少它的价值。但是时间匆促，大家没有达到明确的结论。一方面似乎大家也都没有重读过这本书，并且似乎从没有想到重读它。然而问题不但关于这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