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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 苍白、渺小；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在港战中的感受，全都浓缩在这段文字里。
随着日军占领香港，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也随后停办。1942 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毕业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命运无情地把她的梦想彻底变为了泡沫。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别的学生像我那样高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切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定是在心底叹息着那个岁月，她的艰辛被付之东流，她的人生也被改写。
但是香港大学三年的求学生涯，却使她的个性趋于完整。这里的世事百态，让她头脑里装满了人物、环境、心理的丰满素材和无尽的想象力。香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殊背景，更使她对西方文化有了领悟，让她的小说，有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她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香港为背景。
于是，香港大学仿佛成了张爱玲看世界的一扇窗，让她窥看了世界的精彩与落寞，让她感受了人生的张扬与低落。她体验着、感受着，把这些融到她的骨肉里，淡然地完成了惊世的转身。
《紫罗兰》上的盛开传说希腊女神维纳斯，与情人依依惜别，晶莹的泪珠坠入泥尘，来年春天，竟绽放出一朵朵艳丽香艳的花儿………紫罗兰。维纳斯是驾驭爱和美的女神，她忧伤的泪，凝结了爱恋、缠绵、悱恻、凄美、苍凉、寂寞……化着一袭馥郁的芬芳，以紫罗兰的风姿傲然于世。
中国现代着名作家周瘦鹃先生，他深爱的一名女子，英文名叫（紫罗兰）。因对她刻骨倾心，便情寄于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他案头摆放的鲜花是紫罗兰，香炉袅绕的熏香是紫罗兰，笔墨溅出的颜色是紫罗兰，宅院名号为紫罗兰庵， 笔名叫“紫罗兰庵主人”，就连他创办的刊物也取名《紫罗兰》。而最令世人惊讶的是，从他《紫罗兰》的“花丛”里盛开的一朵炫丽奇葩，便是亦如紫罗兰般冷艳孤清、苍凉绝美的张爱玲。
第三章 最好的岁月
张爱玲纤弱婀娜、妩媚妖娆，眼眸里永远漫溢着凄滟浣流的朦胧幽怨。她纤细无力的手却握着一支浓彩斑斓的笔，以早慧而敏感的玲珑心事，与文字起舞，舞得绝艳凌厉、残碎灵异。一幕幕决绝冷酷的演绎，冷飕飕地穿透战栗的脊骨，道尽人世沧桑、红尘冷暖。
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绝望与挣扎，噬咬着她寂寞的灵魂，令她无处遁形。临水而立，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却在寂寞里漂浮，水里的涟漪是她与自己痴缠的影子。“那些孤独，寂寞，伤痕，死亡，别离，思念，等待，稍纵即逝的温情和绵延永恒的绝望，如同夜色中一支华美的骊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逃不出冗生的虚妄，也逃不出心灵的囚篱，唯有借着华丽悲壮的文字镌刻岁月的浮影。
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三年寒窗学未成，留学英国，也如春梦一场，终成幻影，多少令她有些失望怅惘。然而，这个外表柔弱、内心钢韧的女孩，在短暂的沮丧之后，很快又清醒地重新梳理蠢动于心底的诸多梦想。
留学梦搁浅了，还有文学梦。她对自己天才般的才情，一向是有些骄矜自恃的。与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她的内心无法抑制地骚动着，兴奋、无畏、跃跃欲试……她相信，她一定能在上海这个熟悉而繁华的都市成就她的文学梦想。她隐约悟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是一种新旧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织一起，略带畸形的、混沌的奇异，或许这奇异正好迎了她骨子里不断涌动的诡谲奇异的灵感。
张爱玲虽然孤傲清高， 但生活的磨难以及她敏锐的洞察力，又使她谙知世故。她知道“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回上海后，张爱玲一直和姑姑住一起。她需要挣钱来维持生计，除了写作，她别无他技。正如她自己所言，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最开始是为英文报刊《泰晤士报》、《二十世纪》写影评、剧评或时装艺术等与生活相关的杂文。其中一部分文章，在她成名后，翻译成中文，收入她的散文集《流言》。
卖文只是谋生的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张爱玲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沦陷的上海，文艺刊物上早已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文章。文人们大多都鄙视日伪政府，也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他们有的被封杀、有的撤离、有的封笔，一时间，文坛形成一个真空的局面。正是这个空档期，张爱玲横空出世。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回忆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摘自台北业强出版社。柯灵。《隔海拜年》）对梦想的执着、对成名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需求，张爱玲已等不及将稿件扔进邮筒后，在编辑的案头遥遥无期地碰运气了。虽然她向来不善交际，于人情世故更是浑然不觉。可这次，她要主动出击，要亲自把稿子交到编辑的手上。
年严冬的末端，春寒料峭，寒意甚浓。经亲戚朋友的介绍，张爱玲携她的“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叩响了《紫罗兰》主编周瘦鹃的家门。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里“泰斗”级的人物，他才学渊博，集创作、翻译、编辑于一身。虽饱受新文学阵营的诟病，但仍有极高的影响力和鉴赏力。
张爱玲着一身鹅黄色旗袍，亭亭玉立，京腔京调，执礼甚恭，令周瘦鹃眼前一亮。案头香炉里隐隐地燃着紫罗兰香，袅袅漫起的一缕青烟，令满屋暗香袭袭。周瘦鹃接过“两炉香”的书稿，仅是题目，就令他深感别致，接下去的开始，更令他欲罢不能。“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当晚，周瘦鹃挑灯细品，对文章里描写的“奇幻的境界”击案叫绝。“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颗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外墙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周瘦鹃素来喜好养花、赏花。张爱玲对花的描写和感悟，竟令他自愧不如。
他在编辑例言里写道：“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尔后，他求证于张爱玲，张爱玲对他的判断“表示心悦神服”。（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张爱玲也有讨巧的小心思，她特意告诉周瘦鹃，她的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母亲更是为他哀情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凄婉的命运，伤心落泪，还曾写信给他，请求他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
周瘦鹃听了，虽已不记得此事，但也甚感有趣，非常高兴。
周瘦鹃在文坛上是出了名的赏花、惜花之人，对张爱玲精致绮丽的小说，他怎肯放过，他甘为张爱玲做嫁衣，他要把这“两炉香”在《紫罗兰》上点燃，让它的奇香在沦陷后乏味、发霉、浑浊的空气中，熏香四溢、惊绝袅绕。
《紫罗兰》因种种原因，停刊了一段时间，近期正准备复刊，周瘦鹃亟须一些耳目一新的文章在复刊后发表，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张爱玲的“两炉香”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仿佛是送给《紫罗兰》复刊的一份厚礼。
不久，《紫罗兰》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接着第二期又刊登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在第一期的编辑例言《写在紫罗兰前头》，用超过一半的篇幅隆重介绍了张爱玲及她的小说。他写道：“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沉香屑》，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所谓上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他对张爱玲的才情也大加赞赏，他说：“……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得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两炉香”飘逸着“霉绿斑斑”的衰颓冷漠与“橙红色的花”的艳丽世故，诡异地交织着，在香港异域的陌生里升腾出新奇的故事。在奢华的堕落中，恁是把结痂的伤口一片片残忍地剥开，渗出淋漓的鲜血。小说用古典雅韵的笔调，描现代都市的奇俗，洞察人情世故之深刻、之冷漠、之奇特，着实令人惊叹。
小说一问世，就在文坛凋零的大上海逆风飞扬，立刻赢得了满堂彩。一时间，张爱玲声名大噪，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沉郁的夜空闪亮耀眼，风光无限。她传奇的一生，也从此登场，一发不可收。正如柯灵所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摘自台北业强出版社。柯灵。《隔海拜年》）张爱玲是《紫罗兰》上盛开的奇葩。此时的她，年仅22 岁，刚刚脱去局促与娇羞。还未来得及浸染尘埃与雾气，就沐浴在成功的雨露与阳光里，开得惊艳，放得灿烂。仿佛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她的奇香，整个世界都在为她喝彩！
年年底，张爱玲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上海文坛的顶峰，与苏青、潘柳黛、关露齐名，成为了当时大上海红得发紫的女作家。
出名要趁早作家李碧华说：“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李碧华。《绿腰》）张爱玲也寂寞得恐怖，只有凄美的文字与她做伴。她要出名，要轰轰烈烈，要灼灼大红，要华丽的光环，令她的人生熠熠辉耀。或许，唯其如此，文坛才会不那么寂寞。
这位出生没落、陈腐贵族大家庭的女孩，家学渊博。在散发着霉绿、阴冷、书香、怪异还有点西化的旧宅里，她孤独寂寞、郁郁寡欢。
似懂非懂的书籍、文字，是她喜爱的玩伴，懵懂间启发着她的天资才情。从小她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想，和超乎年龄的才智。她三岁时会背唐诗， 七岁时懂写小说，“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八岁我要梳爱司头， 十岁我要穿高跟鞋， 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 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十四岁时她写《摩登红楼梦》，中学时，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超过林语堂，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和一些评论文章。遣词造句，老练圆通，令她在中学时就小有名气，才华初露端倪。
作家是张爱玲绚丽的梦想，这个梦也近乎残酷。张爱玲1940 年在《西风》杂志征文比赛的获奖作品《天才梦》里的告白，有些俏皮怪癖，也有一些早慧和隐痛。她的生命本就是矛盾的：不堪与美好交织，无法剥离，只能同时享受。“天才”于张爱玲而言，是一枚带着毒的糖果。甜美又痛苦，让她无法割舍，又无法安心享用。
张爱玲非常喜欢上海，自称“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 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上海是令张爱玲痛彻心扉的地方， 也是令她辉煌灿烂的地方。
在这里，她清高桀骜、跋扈自恋，对自己的文采自信满满。她深深地懂得：“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或许她并不清楚破坏是什么，但她内心的危机感和惘然的威胁所产生的及时行乐和功利意识，无时无刻不牵绊着她，使她迫切地想要出名，要出人头地、大红大紫。对于她来说，出名就意味着名誉、地位、金钱、自由、喜悦……这些都是她想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她说：“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的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时常想象她出名的情景，她对自己的出名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憬悟，她后来写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 ………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年，张爱玲的“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连续发表，立刻在上海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