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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她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读书、写字。她见到了无数的苍凉，无数的悲欢离合。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在她的脑海里浮动，等她将它们打捞起来，写成令人伤感的文字。旁人的嘈杂喧嚷，她没有兴趣参与，甚至连旁观都不屑了。她只是觉得太累：试图让他人知晓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意，是多么困难又可笑的事情。
有一天，她听到自己的工作室外，照例传来嘈杂的声音………她的同行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她本来该如往常一样，对这不属于她的热烈一笑置之的。但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她竟鬼使神差地想出去看看。命运的转盘就这样悄然转动，命中注定的相逢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
她站在大厅里，有些局促，神经紧张起来。她环顾四周，人们带着各种有趣的表情，试图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见解，费心费力，不知是否徒劳。她知道，他们都是“天才”。这里集中着许多甚至比她更加出色的天才。这时她忽然感到些快慰，她不再是那个出类拔萃，但永远像是“异类”的、孤单的天才了。这样待在许多“天才”中间，沸腾的人声虽然讨厌， 但未尝不让她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属于这个群体的，她不再是奇怪的一个。
她的视线掠过许多人的面孔，最终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高而壮实，头发花白，生着典型的白种人的高鼻子，蓄了一点胡须，看起来是个顶普通的西方老头子。但他的双眼里，却闪着熠熠的光辉。他正在对身边的几个人讲着什么，而听众们也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缘分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人们在不期中相会，让两个本来天南地北的男女相爱。放在人群里，他们也许都很普通，甚至难以在茫茫的人海里，一眼辨认出对方的模样。或者说，他们都太出色。按照他们本身心里的界定，对方是无法打破自己高傲的壁垒。但缘分却让他们鬼使神差地遇见了，甚至相爱了。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游戏。当张爱玲看到甫德南·赖雅时，便进入了上帝最新开局的一场游戏。
她并不是还做着公主梦的女孩子了，她也是有过爱人的，有一段过去的女人。曾经的爱人，胡兰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道疤痕。在她离开他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爱交给另外一个人。但在她与赖雅相逢时，忽觉得心里一暖：“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她向他走进一步，听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是在讲笑话。她听了几句，也不自觉笑起来。他的目光，恰好在这时候移到了她脸上。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眯着眼睛笑的黄种女人。她的身材并不像自己的同胞一样娇小，看起来高挑而又伶仃。她的下巴仰起来，那笑容很快收起来之后，眉眼间有些冷淡的意思。但，那冷淡中，分明还有些别的。或许是掩藏起来的一点温热。
这相视中的默契，带来了第一次交谈。这次的交谈，让张爱玲感到惬意而温和，这个大了她几乎三十岁的男人，是异国的一盏灯。他并不那么明亮，只是暖暖地烧着，有一点让人安心的光芒，昏昏的，显得闲适又安静。
他甚至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记得许多年前，自己还小，母亲还没有与父亲决裂，父亲的阿芙蓉癖也不是那么严重。那时候的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他身上虽然带着些遗少的味道，却并不妨碍他活得优雅而考究。他本来是一个温柔而博学的男人。
她想，若是生命中没有那么多变故，父亲老了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吧？ 他不应该被生活折磨成一具让她恋慕又恐惧的行尸走肉。
他应该是，应该是赖雅这个样子的。幽默，博学，又很温柔。
也许这只是臆想，但与赖雅一起时，张爱玲确凿地感受到了温暖与片刻的安宁。让人厌倦而恐惧的生活，终于留给她一点宽慰。
与赖雅几次交谈之后，她知道他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男人。
他写剧本，写小说赚钱，然后将它们统统花掉。旅行，美餐，他不会吝啬，但也不是一个静好而安稳的居家男人。不过，她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她也急迫地需要一个依靠。
他们就这样一起了。
张爱玲对赖雅的爱，与她对胡兰成的爱不同。对胡兰成，是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爱，如野火一般燃烧过去，不管不顾的决绝。而对赖雅，则是对父亲般的依恋。
然而，命运注定不公，这份如奇迹一般的爱情，没过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危机。原来，文艺营收留作家们的时间，是有限定的。赖雅的最后期限到了，他不得不离开生活安逸的文艺营。
分别在即，但张爱玲对此又能做什么？ 她的一身中，经历了太多的分离，送走了太多的人。她必须保证自己生活的安稳。
赖雅离开的日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张爱玲只能看着这个即将离开她的男人，她那父亲一般的爱人。
实际上，喜欢漂泊的赖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良配：他并没有钱，也不会过日子，他所能提供给张爱玲的，只是心灵上的依靠。即便再标榜自己喜欢物质，张爱玲更加需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懂她的男人。
她的经济条件本就很不宽裕，在送走赖雅的时候，她却将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钱都给了他。一个看透世情的女人，一个认为花爱人的钱就是幸福标志的女人，在两次恋情里，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幸福。她够聪明，却不够幸运。
这段如冬日阳光一般的感情，看似就要结束了。但是，在分别之后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个幼嫩的生命正在她体内孕育，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张爱玲对此感到困惑又惶恐。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母亲，她从小就没有体验到真正的母爱，她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母亲，她缺乏母性的温柔与怜悯。
于是，她给赖雅写了信。这个已经六十五岁的“浪子”得知这个情形，终于打算安定下来了。他不再如年轻时一样，有无限的精力去冒险。他老了，这个世界上最尖新的东西，属于年轻人。
于是，他立即给张爱玲写信，向她求婚。在求婚的回信还没有送到张爱玲手中时，她决定，要去找他。
这情形，与多年前是多么相似。那时候，她独身上路，去温州寻找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那时候，她心怀忐忑，他在那边过得怎样？
是不是还想着她？ 但她披星戴月地去到他身边时，发现他已经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这是如同死亡一般沉重的绝望，一颗心脏的枯萎。
多年后，她再次上路，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去寻找另一个男人。
她想，他会怎样呢？ 是不是也和当年的那人一样，同别人在一起，她被踢出局，成为一个可笑的失败者？ 不过，不论如何，她一定要找到他。他是她在这个陌生国度，唯一的依靠。
她到达那座美国北方小镇时，看到了他。在那一瞬间，她心中一紧：他身后，有没有跟着一个女人？
但这个有着慈父模样的爱人，走到她身边。他来迎接的是，是他的新娘，他向她求婚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在瞬间淹没了她。
她不是没有人爱着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磐石，她是缠绕在他身上一株藤，开花结果，依靠在他的身上。
但生活永远是这样戏剧化：当她等待着温暖时，意外总是在下一个转角等她。每每当她发现自己收之桑榆，却又被告知失之东隅。
她抬起头，想要安稳地过下去，把漫长时光、琐碎生活过成一帖褪色了却又喜庆的旧年画，生活立即给她迎头一棒。她在角落里养伤，好不容易再次鼓起勇气，结果却仍然是头破血流。生活永远是绵长而真实的：即便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生活还在继续。
与赖雅结婚后，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更加容易。生性自由的赖雅，不愿意再负担一个孩子，于是建议张爱玲把胎儿打掉。本就不知如何做母亲的张爱玲同意了。那个代表着她生命延续的孩子，再也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张爱玲与赖雅都只能依靠写作赚一点聊以度日的微薄钱钞。在之后漫长的十一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在这期间，张爱玲的作品产量是很大的。但它们并没有在美国获得成功，这让她灰心丧气。而赖雅年龄毕竟大了，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摔断了股骨，又几度中风。在他们十一年婚姻的最后两年里，赖雅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照料。
在生活方面一窍不通，甚至需要他人照料的张爱玲，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这一次的婚姻，实际上并没有给她带来依靠，反倒是对她生命力与希望的透支。
对于这段婚姻，张爱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只有赖雅的日记，一字一句，将这漫长的十一年记录。而这日记的笔调，也从明媚渐渐转为绝望。
这一段婚姻，到底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 它在她本就伤痕累累的心脏上，添了一条新鲜的伤口。十一年的爱恋与现实的困苦纠缠、折磨，让她在余下的生命里，永远地向旁人关上了通往心灵的门。
她如彼岸花般的遥望在张爱玲和赖斯婚后的第二年， 她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逝了。
“母亲”是一个柔软的字眼。但凡说起母亲，人们心里便会温柔起来。“母亲”永远代表童年的摇篮，轻柔舒缓的摇篮曲。母亲是爱，是童梦里最美好的微笑。但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却是一个让她爱恨交织的人。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的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是独子，但她的母亲说起来有些让人唏嘘，她是一个买来的农村女人。她有幸留下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生得木讷，并不美貌。她坐着，似乎有些紧张，缩着脖子，双手放在腿上。
水师提督的公子，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原来，黄宗炎的原配夫人多年无所出，为了延续香火，家里便从长沙乡下买来一个女子做小妾。不过多久，这女子有了身孕，而黄宗炎也前往广西做官。
谁知不到一年，黄宗炎便在广西染病去世了。而留在南京家里的姨太太，则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不久后也去世了。而那对龙凤胎中的女孩子，便是黄逸梵。她原本的名字，叫作黄素琼。
出生在这样的人家，黄素琼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她被要求做一个温顺的官家小姐：要低眉顺眼，背要微微弓着，让自己显得更加没有存在感。当然，缠足也是不可逃脱的。
黄家的所有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裹了足。用明矾、布条，将幼嫩的双足裹起来。五指折断，弯向脚心。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年幼的黄逸梵，但她又是无力反抗这命运的。在那个封建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畸形的小脚，让她们无法快速行走，甚至连站立，都是颤巍巍的。这让男人们有了强烈的征服欲，让他们感到，这些女人，是不得不依靠于他们的。
这样的心理，在中国的白蛇传说中直接将脚化为蛇尾，与西方的人鱼传说中脚被化为完全失去行走能力的鱼尾类似。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有一张黄逸梵少时的照片。背景大概是家里的大厅，有一方木桌子，桌上放着瓷器与西洋钟表，背后则是雕花的木门。照片上的女孩子不过十岁左右，斜坐在一张圈椅上头。她头发团了一个如道人一般的发髻，穿着浅色的衫裤，都滚了边，领口绣了一溜的花，很是精致。她手上握了一柄团扇，大抵画着竹子，一丛丛墨竹在扇面上铺开。她身后，则站着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少女，手中也握着团扇。这应当是她的侍女。
令人感到一阵不忍的是，两个女孩子裤脚下面，都露着裹过了的小脚。黄逸梵穿着一双绣鞋，斜面上密密匝匝地绣着花。那鞋子尖尖的，短短的，几乎不到一掌长。这是一双让她终生感到羞耻的脚，是男权社会发展演变出的畸形产物。
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虽然，她心里有无数反抗的呐喊，但她在家里保持沉默，作出乖顺的表象。也许她想，等到自己长大了，总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
童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当年的女童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又长成美貌的青年女子。她并没有遗传到生母的平庸，反倒拥有令人讶异的美貌。
当然，即便成年了，她也是没有自由的。她被迫嫁给了遗少张廷重。这个男人初看时，还是好的，温文尔雅，又有学识。但他身上带着她讨厌的陈腐的味道，让她感到窒息。
有人说，嫁到夫家，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与姑嫂关系。对于黄逸梵来说，却并非如此。婆婆早就去世了，小姑张茂渊，却和她非常投契。张茂渊是个活泼而有见地的女子，她的生长环境，也比黄逸梵要自由许多，这让黄逸梵非常羡慕。她尤其羡慕的是，张茂渊能够去学校里读书。
张爱玲后来回忆自己母亲时，这样说：“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对黄逸梵来说，也许她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她只是想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想要自由。家庭是温暖的，是一个保护巢，但她厌倦了家里如一团死水一般的生活，她想要行走，想要去看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她一直在酝酿，直到生了两个孩子………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还是没有放弃。许多希望外出闯荡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静下心来，将自己整个投入家庭当中。但向往自由的黄逸梵却并没有这样。她如同一阵风，一阵无情的风。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没有太深的感情，她自我，她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去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郁郁寡欢的：“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家庭生活不是她的全部，她属于更广阔的世界。
很快，机会就来了。小姑张茂渊要外出留学，这让黄逸梵也一起激动起来。她不想自己的年华在幽深寂静的院落里腐坏，她要跟着张茂渊一起走。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惊世骇俗的。但黄逸梵坚持着，她也有自己的借口：小姑外出留学，她要做她的监护人，照顾她。
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让一个坚定的女人放弃她的理想。黄逸梵就这样把她的家庭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黄逸梵的人生之门，这才算刚刚开启。
在国外，她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大。她学习油画，参加各种新式的活动。很快，她就成为一个新派的人。
当她和张茂渊再次回国时，曾经那个身上还能看到些传统闺秀气质的黄素琼，已经被一个完全西化的黄逸梵所代替。在《对照记》里，存着好多张黄逸梵的照片。真是极美的一个女子，烫着卷发，穿西式的连衣裙与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