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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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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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十二、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
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
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
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
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
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
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
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
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
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
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
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
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
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
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
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
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
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
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
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
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
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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