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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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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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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