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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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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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十一、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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