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十一、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