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