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
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
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
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
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
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
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
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
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
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
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
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
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
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
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
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
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
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
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
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
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
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
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
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
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
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
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
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
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
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
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
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
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
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
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
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
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
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
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
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
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
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
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
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
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
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
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
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
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
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
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
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
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
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
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
“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
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
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
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
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
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
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
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
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
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
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
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
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
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
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
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
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
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
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
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
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
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
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
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
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
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
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
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
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
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
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
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
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
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
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
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
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
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
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
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
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
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
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
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
不再咬手中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