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
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
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
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
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
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
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
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
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
“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
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
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
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
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
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
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
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
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
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
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
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
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
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
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
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
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
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
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
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
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
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
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
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
“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
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
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
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
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
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
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
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
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
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
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
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
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
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
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
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
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
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
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
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
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
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
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
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
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
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
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
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
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
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
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
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
“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
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
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
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
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
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
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
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
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
“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
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
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
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
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
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
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
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
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
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
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
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
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
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
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
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
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
“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
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
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
“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
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
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
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
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
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
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
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
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
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
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
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
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
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
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
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