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雨笑了，洁白的牙齿亮晶晶的。
过了一会儿，张晓雨说：“我把他呼来，当面跟他说清楚。老弟，你也劝劝他，啊！”张晓雨说完捏了捏我的手腕。但我没有一丝触电的感觉，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我当然不是为了张晓雨，我是为了高健，我真怕他一时想不开，精神崩溃了。
高健来了后，张晓雨一本正经地说：“高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呼机算我送给你的。你要再找我，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张晓雨冲我甜甜地一笑：“账我已经结了，等你啥时候到广州去进货，告诉我一声，我派车去接你。再见！”
高健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摇了摇高健的肩膀说：“这女人了不得，黑道白道都吃得开，她废了你你连个喊冤的地方都找不着，也只能吃哑巴亏。这种女人还是躲远点儿好。”高健怔怔地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我说：“知道就好，回家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吧。”高健呆呆地点点头。
现在，高健每天下行又准时回家了，该干吗干吗。赵燕也是。两口子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双休日时，两人下午有空还领儿子逛逛公园，下下饭馆，给人一种和和美美夫妻恩爱的感觉。
有一天下行，高健突然对我说：“陪我到电信局把汉显卖了吧。”我说，“卖了干啥？”高健嘿嘿一笑：“我想给赵燕买套真皮皮裙。”
天哪，他才过几天好日子，怎么又开始惯他老婆臭毛病了呢。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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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1）
春节一过，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明显淡了。年前，市场里人挨人人挤人，去趟厕所都得费半天劲儿，想叫个五米开外的人，必须踮起脚尖扯开嗓门喊，不然根本听不到。现在可好，整个市场里敞敞亮亮，冷冷清清，各条干道都能从头望到尾。说句有点儿夸张的话——卖货的比买货的人还多。
但只要光明市场还在正常营业，你床子里的货物就得堆得满满当当的，毕竟这里是搞服装批发生意的。没有人因为担心出门上货怕赔钱就舍得让自己的床子空着，这是常识，也是规矩。就是说，在上货可能会赔得更多，而不去上货则只能呆坐在空空如也的床子里认赔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前者。所以，尽管我们深知春节后出门上货，比平时要冒更大的风险，但光明市场的业主们还得咬牙硬挺，心怀忐忑地远赴广州，开始年后的第一趟出行。
春节前，每家的床子都赚了不少钱。搞批发的，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左右时间，“点子”正的能挣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即使是小卖，如大平、小卫们，一人也能挣个二三万。赚了钱，人就开始“烧包”——雄心万丈，无所畏惧。这也是我们勇于冒赔钱之险，纷纷南下的重要原因。
整个市场，恐怕只有高雄一个人没有赚到钱。还没到元旦，高雄家的床子就光秃秃的了，库房的房门挂着锁头，高雄和小慧早已不见了踪影。据大平说，小慧陪高雄到鞍山戒毒去了。此前，高雄上的两趟“底眼”货，到家根本批不动，高雄见势不妙，当机立断决定跳楼，一下子让他损失了三十万元。小慧深知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才选择在一年之计最挣钱的时候，带着高雄去戒毒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此时，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让高雄尽快彻底摆脱毒瘾，重振雄风。
通常去广州上货，我们都是在去之前约上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朋友结伴而行，为的是减少漫长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人多热闹，可以搓麻打牌，即使仅仅有个说话的人也不错呀。当然，就算你独自一人出门，只要有耐心在列车上转一圈，总能碰到一拨甚至几拨相熟或者是起码脸熟的人。尤其是去广州上货的几个高峰期，比如春节前后，比如初夏和初冬，南下大军如过江之鲫，一节车厢有三分之一的旅客都是搞服装的。
这次，我是跟大平和小卫一块儿去的广州。春节头一天，两人一算账，大平赚了近三万，小卫赚了四万多。两人激动感慨之余，决定去广州搏一把。他们一致认为，到那里连老倒子们都能赚得膘肥体壮，他们为什么不能？只要两人精诚团结，胆大心细，没有不“红门”的道理。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合作的方式。两人钱都不足，合作可以弥补资金问题；再有，两个人的智慧整合在一起，类似于三个臭皮匠与一个诸葛亮的道理。
我们一上车就遇到了一大帮子熟人，这些人中有卖裤子的，也有卖衬衣、卖毛衫的。于是，大家伙儿嘻嘻哈哈，大呼小叫地张罗换座。很快，十几个人就凑到了三个女人的座位周围。这三个女人我都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她们肯定也是光明市场的——做生意的女人与一般出差的女人，无论从装束还是从气质上，都是很好区分的。三个女人热情地拿出塑料袋子里的香蕉、橘子、葡萄等水果，招呼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吃。我们当然没什么可客气的，大伙边吃水果，边抽烟，不一会儿，整节车厢就被我们弄得乌烟瘴气，果皮、烟蒂扔得满地都是。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我们的无理之举只能忍气吞声地自认倒霉。就是列车员、乘警、列车长也拿这些出门做生意的人毫无办法。大不了列车员扫地经过时会抱怨几句，但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照样有说有笑，有时也会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女列车员挤眉弄眼地搭讪几句：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要不，我来帮你扫扫吧。说完，装模作样地去抢女列车员手中的扫帚或拖把。女列车员只能羞红着脸，一扭头，瞪那人一眼，匆匆走开。
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2）
我注意到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比较年轻的长得要好看一些，打扮得也较为得体，另外一个女人的年龄起码在三十五岁左右，臃肿的身上穿着件猩红色的半大皮衣，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细弯的眉毛和嘴唇化得黑红分明，有点儿像戏曲中的扮相，整个人看上去俗不可耐。我坐在那三个女人前排的侧面。我知道，接下来这些人又该大呼小叫地忙乎着搓麻、打牌了。从奉城到北京的车程要十二个小时——那时没有沈阳至广州的直达车——从北京到广州又是三十六个小时，即使不算在北京中转等车的时间，光在火车上我们就要熬过整整的两天两夜。要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就只有搓麻、打牌了，再不就是喝酒。中午在餐车上喝酒的时候，大平一反常态一声不吭，始终一言不发闷头喝酒，这在大平来说是不多见的。大平这人平时就是个话唠，尤其是手握酒杯，三瓶啤酒下肚后，更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了。
后来，大平终于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讲给了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大平上完货从广州乘火车回奉城的时候，见邻铺的胖娘们儿（这是大平的原话），在站台和车厢里往来穿梭，指挥着几个扛包的大小伙子往行李架上、下铺的铺下，堆放了十几个“地雷”——专指特大型号的旅行包，就知道高小菲是搞服装的，还可能是个“大户”。当汗流浃背的高小菲喘着粗气站在列车的连接板处抽烟时，大平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高小菲也是光明市场搞西裤的。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熟络起来。第二天晚上，两人到餐车上喝了不少的啤酒，等卧铺车厢熄灯后，又坐在卧铺的边座上继续喝。下半夜两人才意犹未尽地爬回到各自的上铺。大平睡不着，就睁开一直假寐的双眼，醉眼蒙眬地盯着对面的高小菲那张圆嘟嘟的胖脸，觉得此时的高小菲怎么看怎么顺眼。大平平时就喜欢胖乎乎的女人，按他的理解，女人胖就意味着乳防饱满，屁股*，这样的女人干起来才够劲儿，才过瘾。大平伸出一只手试探着在高小菲的脸前晃了晃，见高小菲没有反应，仍打着细小、均匀的鼾声，就鼓足勇气轻轻抚摸了一下高小菲的胖脸蛋，然后又迅速把手抽回来，同时往中铺和下铺扫了一眼。正当大平犹豫着想再次去摸摸高小菲的胖脸蛋时，高小菲抿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并眨着一双黑暗中愈发明亮的眸子看着大平。这下大平的色胆彻底放开了，他欠起身子，把双手同时伸向高小菲的脸颊上一顿乱胡撸，高小菲只是象征性地躲闪了几下，然后才往铺里挪了挪，这更像是给大平腾出个位置。大平一鼓作气，干脆小心翼翼地爬到了高小菲的铺上，两人就这么憋着气，一声不吭地把那事儿办了。
我听后差点儿乐岔了气。笑够了，我问大平：“就她那体格，那身板，还不得把床铺压塌了？她要是再弄出点儿什么动静，恐怕全车厢的人都得被她吵醒了。”大平一本正经地说：“她一直咬着枕巾来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当时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给憋死。”
可事后，高小菲还说大平是个好人，把大平说得莫名其妙，以为是在讽刺他的色胆包天。高小菲解释说：“我在外面跑了这么些年，还不了解你们男人的那点儿小把戏。到广州上完货就天天忙着找鸡，临回奉城的头几天才把自己拾掇得跟个正人君子似的，其实，那还不是为了存点儿‘货’，好回家向老婆交‘公粮’啊。你在广州肯定不是他们那种人，所以才敢在回家的路上这么放肆大胆。”高小菲分析得完全有道理。有些人甚至临回奉城还管不住自己，就只能硬着头皮去退机票，坐火车回奉城，为的是能拖延两天时间，还向老婆美其名曰：能省就省点儿钱嘛。把他们那些守在家里批货的老婆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 手机访问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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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3）
有一阵子，高雄家断货，大平找到高小菲想拿点儿货代卖。但高小菲连眼皮都没抬，就一口回绝了。大平起初以为高小菲把自己忘了，就凑前一步，补充说：“高小菲，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大平呀。”高小菲扭过脸，仍不为所动地说：“不管是谁，在我这里代卖货都得先压钱。不然你跑了，我上哪儿去要货？”大平被高小菲呛得哑口无言，可又急不得恼不得。从此，两人见面形同陌路，连招呼都不打。
讲到这里，大平随口骂了一句：“这个骚货赚钱都赚疯了。好歹我跟她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哪，连这点儿情面都不讲。”大平喝了口啤酒，自嘲地说：“虽然我跟她只是胡搞了一下，但那也该算是‘一日’吧。常言道：三生修得同船渡，但那也比不上同睡一铺的感情呀。”
我笑着揶揄大平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他妈被气糊涂了吧。兴许人家跟你睡了一宿后，回家又后悔了。比如觉得对不起丈夫呀，对不起孩子呀，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你去床子找人家代卖货，人家就趁机小小地惩罚你一下，这也未尝不可，你就当是睡她的代价嘛。”
大平撇了撇嘴说：“狗屁。那娘们儿瘾大着呢。你看看她的大肥屁股，再看看她的妖劲儿。要不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让我干她，除非她拿枪逼着我。”现在大平是怎么解气怎么说了。
车到广州，大家就挥挥手作鸟兽散了。这是江湖上不成文的规矩。别看在火车上，彼此之间吃喝不分你我，一个个有说有笑，亲如兄弟姐妹一般，但只要车到广州，互相间就像躲避拦路劫匪似的，唯恐避之不及。即使是住在同一宾馆同一楼层，大家也极少走动。有固定厂家的人都是先忙着去见各自厂家的老板；没有固定厂家的就直奔布料市场，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似的，挨个档口四处乱撞。
我和大平、小卫住进了广利旅馆。他俩住双人房，我住单人房。刚进房，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去接，是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孩声音：“先生，需要小姐吗？”我回了句要你的头呀要，“叭”的摔了电话。现在我只想冲个澡，一分钟也不想等。我迅速褪去厚重的毛衣毛裤，扔在床上。电话又响了，我不理，一头扎进洗手间。我快乐地在莲蓬头下哼着歌，就当那铃声是为我伴奏。等我洗好澡出来，铃声仍执拗地催命般响着。
“你想害死我呀，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是阿玲，拖着哭腔。
“怎么了？”
阿玲不说话。
“刚才是不是你打的电话？”我又问。
“是又怎么样？你还挺宁死不屈呀，装什么共产党员。是不是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谁让你装神弄鬼的，活该。早这么说话不就完了吗？”
“人家想逗你玩玩嘛。”阿玲撒娇似的说。
“没逗好，把自己玩哭了吧？”我哈哈大笑。
“你一会儿干什么？我想去找你。”
“不行，我马上出去上货，逛市场，没工夫陪你玩儿。”
“那晚上，晚上我请你吃饭，为你接风。”
“我还不知道几点回来呢，再说吧。”
“不行，几点回来我都等你。”
“好好好。别闹了，晚上见。”我每次来广州，差不多都要跟阿玲见上一面。有时是她听说我来了，来找我，有时是我呼她。现在阿玲早就不住“广利”了，而是在广州宾馆、君悦酒店等海珠广场附近的几家酒店蹿来蹿去。光明市场的许多人都睡过阿玲。市场的人聚会吃饭时，阿玲还是雷打不动地坐在我身边，为我添酒夹菜，别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对阿玲带答不理的，视若无物。玩过了嘛，男人对女人一向如此，何况阿玲只是众多*中的一员，完全没必要客气。阿玲倒也无所谓。
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4）
我正欲出门，电话铃又响了。“先生，我好寂寞，你能陪我聊会儿天吗？”在广州，任何档次的住所，都免不了这类的骚扰电话。
“好好，你来吧，越快越好。”说完后，我锁上门走了。你骚扰我，我就折腾你，这不算啥罪过吧。我喜欢这样的恶作剧。
我敲大平的房门，好一会儿，小卫光着屁股来开门，只开了一条缝儿。“操，这么半天你还没洗好。”小卫笑笑打开门，“正忙着呢。”
大平骑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呼哧带喘地正忙碌着。女人的两条白嫩的大腿举向空中，嘴里哼啊哈的，也没闲着。大平扭头看我，满脸涨得通红，喘着粗气问我：“你来挂一棒吗？”“挂棒”在东北话里是一块儿来的意思。
“你慢点儿说话，别一口气上不来憋死你。”我扭头问小卫，“你跟不跟我一块儿去看货？”小卫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洗手间的门。里面有哗哗的水流声，有人在洗澡。“你俩搭档可真般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不无揶揄地说，“告诉你们，上货前干这种事挺晦气的，信不信随你们。”说完，我转身出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超短仿真皮裙的女孩，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边照边敲我的房门。我慌不择路地下楼去了。
回到旅馆时，天已经黑了，我累得倒在床上，连洗澡的力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