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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此书明末板佚，多有选辑别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编之详备云。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零四别集类）
王阳明先生书蔬证序
胡 泉
昔朱子改订《大学》，补《格物传》，以“格物”为下手功夫。王阳明先生复古本《大学》，议朱子补传为多事，以“致良知”为下手功夫。于是理家咸谓阳明之学出自象山。其所谓“致良知”，犹之象山主“尊德性”〔1〕而不尽然。观其讲学书中谓“象山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未免沿袭之累”，且申言知行原是一个之义。其词云：“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反覆详明，见象山之学有讲明，有践履，既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即非知行原是一个义，与良知之旨有差。要之以阳明之学拟诸象山，尚属影响。以阳明之学准诸朱子，确有依凭。盖阳明讲学，删不尽格物传义在外，而朱子注经，包得尽良知宗旨在内。惟朱子精微之语，自阳明体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学；惟朱子广博之语，自阳明会通之以归于致良知之效。然则《朱子全书》具在，他人读之而失其宗旨，不善读朱子之书者也。阳明读之而得其宗旨，善读朱子之书者也。抑又思之，设非朱子剖析知行，剖析尊德性道问学，剖析致中致和，剖析博文约礼，编为章句，勒为遗书，而订良知之诀者，竟曰知行合一，竟曰道问学即是尊德行，竟曰致和即是致中功夫，竟曰博文即是约礼功夫，为之解释，著于后世，使后之读者无先后之可寻，无体用之可辨，其遗误岂浅鲜哉？是阳明之学亦必附于朱子之学而并传，综而计之，拟而议之，则直以为阳明良知之学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云尔。
泉也不敏，于朱子、阳明之学从事有年，虽茫乎其未有得，而中心窃向往之。间尝即阳明之《古本大学》以参考朱子之《改本大学》，爰辑《古本大学汇参》一卷，又取阳明讲学之书，以证明朱子讲学之书，爰辑《王阳明书疏证》四卷，又录阳明所撰杂文依经立义者，仿前人《程子经说》之例，辑《王阳明经学拾余》一卷，又采阳明弟子所记语录《传习录》中说经各条，仿前人《朱子五经语类》之例，辑《王阳明经说弟子记》四卷。管窥之见，未敢自谓有当也。实应乔石林侍读尝记陆平湖论阳明之言曰：“其人则是，其学则非。”泉拟改其言曰：“其学则是，其词则非。”故凡阳明书中所谓“本来面目”，“正法眼藏”，“无所住而生其心”等语，旁涉佛书，借以发明者概不引证附和，俾后之愿学阳明之学者知所择焉。咸丰癸丑五月甲寅高邮胡泉自序。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藏《王阳明先生书疏证》清刊本）
校勘记
〔1〕 原本误作“行”，迳改。
王阳明集要三种序
严 复
丙午长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实重刊《阳明集要三种》成，诿复为之序。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为言，且曰：“非得序，无以出书。”既辞不获，则曰：“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
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其言既详尽矣，又因缘际会以功业显。终明之世，驯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然则阳明之学，世固考之详而信之笃矣，何假不肖更序其书也哉！
虽然，吾于是书，因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学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欤？顾使王子生于燧人氏之前，将炰燔烹饪之宜，未必求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于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于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碍，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伦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之第一书者，真不佞所低徊流连，翕然无间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
魏君待吾言亟，则拉杂率臆，书以邮之。
（录自《王阳明集要》，民国十五年上海群学社版）
王文成公全书题辞
章炳麟
至人无常教，故孔子为大方之家。心斋克己，诲颜氏也，则能使坐忘不改其乐。次如冉、闵，视颜氏稍逡巡矣。及夫由、赐、商、偃，才虽不逮，亦以其所闻自厉，内可以修身，外则足以经国。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随所挹饮，皆以满其腹也。宋世道学诸子，刻意欲上希孔、颜，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杰抗志为学。初在京师，尝与湛原明游，以得江门陈文恭之绪言。文恭犹以心理为二，欲其泯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国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举世震而愕之。
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盖自子路奋乎百世之上，体兼儒侠，为曾参所畏。自颜、闵、二冉以外，未有过子路者。晚世顾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后能兴其界，邈若山河，金镜坠而复悬。
余论文成之徒，以罗达夫、王子植、万思默、邹汝海为其师。达夫言：“当极静时，觉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所止极；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所谓无在无不在，吾之一身乃其发窍，固非形质所能限也。”子埴言：“澄然无念，是谓一念，非无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谓生生之真机，所谓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二公所见，则释氏所谓“藏识恒转如暴流”者。宋、明诸儒，独二公洞然烛察焉，然不知“藏识”当舍，而反以为当知我在，以为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贵无首，而坤恶坚冰，资生之后，不能顺乾为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为坚冰，是为有首，所谓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识”非我，由意根执之以为我。然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为主宰”，是固未能断意根者。所谓儒、释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为较然，顾适以见儒之不如释尔。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教颜渊克己，称“生生之谓易”，而又言“易无体”，易尝以我为当在，生为真体耶？自宋儒已旁皇于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从之末由，以是言优入圣域，岂容易哉？岂容易哉？唯汝海谓：“天理不容思想，颜渊称‘如有所立，卓尔’，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无方体，何可以方体求得？今不读书人止有欲障，而读书更增理障，一心念天理，便受缠缚。尔祇静坐放下念头，如青天然，无点云作障，方有会悟。”又言：“仁者人也，识仁者识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见，毋求其有相，唯求其无相。”此与孔子无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及释氏所谓“智无所得，为住唯识”者，义皆相应。然汝海本由自悟，不尽依文成师法，今谓文成优入圣域，则亦过矣。
降及清世，诋文成之学者，谓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远于孔、颜，其去子路无几也。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自文成三传至何心隐，以劫质略财自枭，藉令子路生于后代，为之师长，焉知其末流之不为盗也？凤之力不与雕鹗殊，以不击杀谓之德，不幸而失德，则变与雕鹗等，要之不肯为鸡鹜，审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傥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对哀公，则独取十五儒为主。汉世奇村卓行若卢子干、王彦方、管幼安者，未尝谈道，而岸然与十五儒方，盖子路之风犹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学虽修，降臣贱士亦相属，此与为盗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当今之士，所谓捐廉耻负然诺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释之同异，与夫优入圣域以否，于今为不亟，亟者乃使人远于禽兽，必求孔、颜以为之师，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则又多义解，少行证，与清谈无异。且佛法不与儒附，以为百姓居士于野则安，以从政处都市涉患难则志节堕。彼王维之不自振，而杨亿、赵扑之能确然，弃儒法与循儒法异也。徒佛也，易足以起废哉？径行而易入，使人勇改过促为善者，则远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术为上方孔、颜，下拟程伯淳、杨敬仲，又非谓儒术之局于是也。起贱儒为志士，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斯于今日为当务矣。
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祗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车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夫善学者，当取其至醇，弃其小漓，必若黄太冲之持门户，与东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为一先生卫，惧后人之苛责于文成者，甚乎畴昔之苛责于宋贤矣。中华民国十三年孟秋，余杭章炳麟。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梁启超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蓝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牵牵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酵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
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术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释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倘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录自余重耀编《阳明先生传纂》卷首，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附考：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
钱 明
王阳明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较快，日本继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阳明学大系》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卷本的《王阳明全集》译注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王阳明的故乡余姚市也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讨论会，并且在日本著名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协助绍兴县修复了王阳明墓。以此为契机，我们浙江学者希望能向国内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