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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先打二饼，我建议道。
滚你妈的，你哪儿来的？
方琼赶紧把我拉走。我们逛得很慢。是这样的，当你打算去买一样东西，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其他的一些东西吸引，并为之心甘情愿地掏钱。我们选了一套蓝白条纹的被单、几只灰色的瓷碗和一个用来磨刀的器具。随后我们去餐饮区吃了顿饭。
你带会员卡了吗？
没带。
会员卡可以免费喝咖啡。
哦，真可惜。
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大妈，又肥又矮，但打扮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她要了一份意面、一份牛腩饭、两块慕斯蛋糕，还有一碗奶油汤。我完全相信她能把这些东西消灭得一点不剩。
吃完饭，我俩优哉游哉地喝了一会儿咖啡（因为可以续杯，我俩共饮一杯），并就中国人的公共素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小型的讨论，她觉得最近三十年中国人素质一直没有提高，而我觉得大家还是在进步的。直到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才收了碗筷，继续前进。
家居厅在二楼。由于东西多，我找了一辆推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拿了一块圆形的羊毛地毯、四只高脚杯，还有一个用来煮意面的不锈钢锅。在一个狭小过道中，迎面来了一辆同样的推车。一个年轻的高个子父亲推着他大约三岁大的儿子，嘴里哼着一段听不清是戏曲还是歌曲的旋律。两辆推车头冲着头互不相让，较了一会儿劲，就在剑拔弩张之际，我再次被方琼拉到一边。
这里有套装的膨胀螺丝，要不要买一盒？
买了干吗？
挂画啊。
挂画有钉子不就行了？
当然不行。
方琼坚持要买。那么，买吧。紧接着她又说既然买了膨胀螺丝，就得买电钻。摆在面前的有三种：电起子、普通电钻、冲击钻。她犹豫不决。
你们买来做什么用呢？一个穿黄颜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适时地插了进来。
你甭管，你就告诉我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吧。
电起子是用来拧螺丝的，普通电钻只能用来在木板或石膏板上打洞，冲击钻则可以打一般的实心墙。工作人员解释得很耐心。功能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那就买冲击钻吧。
等等，我说，我觉得普通电钻就足够用了，进门那堵墙是石膏板做的。
可是万一你以后需要在客厅的承重墙上再挂点其他的东西呢，到时候你不又得跑一趟？
那你的意思是，一步到位？
对，一步到位。
看到方琼又开始坚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么，好吧，就买冲击钻。
我和方琼相识在一档相亲节目，当时她是台上二十四位光彩照人的女嘉宾中的一位，漂亮、端庄、知性，美国留洋经历。而我则是一个有过失败婚姻的男人以及五岁大女儿的父亲。我一眼就看中她，并在心里默默期望她能为我留灯到最后。我并没有任何信心，直到最后牵手成功，那该死的音乐一渲染，我几乎被搞得当场落泪。下了舞台，方琼表示先从朋友做起，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一年后，我们正式开始谈婚论嫁。
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不是吗？以我的年纪和现状，就她而言，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因此只要能力允许，我会尽我所能满足她提出的要求。她需要房子，我就买了房子，她需要把女儿送到前妻那儿，我也照办了。那么，她想在进门处挂一幅画，没什么好说的，挂吧。
我们走到了卖画的区域。我看中了一张印有卓别林肖像的油画，可她却对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满意。
这些都是流水线上的玩意儿。
是的，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买些画家独立创作的画，哪怕画得不好，但真实。
你是说这些不真实？
嗯，艺术是创造，不是复制。接着她和我讲了一大堆她在美国逛博物馆的感受。哎呀，那种艺术的气息简直扑面而来，而这里，我只闻到一丝腐臭。
我看了看那幅卓别林，知道自己即将失去它。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看看？
好吧，去哪儿呢？
我们把之前买的零碎以及工具都结了账，然后就出了宜家。方琼让我开车上机场高速，顺义方向。
远吗？要不我们改天再去？我说着，顺便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五十分。今天是星期六，晚上七点我得和女儿通话，这是我每个星期必须完成的事情。
不，我今天就想把画挂起来。
那么，就去吧。我加大油门，心想只要加快速度，应该能赶回来。方琼这时点起了一支香烟，并将车窗开了一条小缝，烟雾随即被抽离出去，飘散在天空中。我是在和她交往一个月之后才知道她是个老烟枪的。
从六环路出口下去，走通顺路，再拐上宋梁路，逐渐接近了我们的目的地。这是我第二次来宋庄，上一次一个朋友跑这边来看独立电影，结果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莫名其妙砸破了头。这个倒霉蛋一手捂着血流不止的头一手给我打电话求救，半小时后，我开车把他接走并送到了附近医院，当时血已经彻底模糊了他的面孔。
这个时间点，宋庄街上行人稀少。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跟着方琼走进了一家没有招牌的画室。画室的墙上和桌上密密麻麻堆满了画作，印象派、写实派，静物、景物，向日葵、裸女……诸如此类，也有书法作品，墙角还堆有木质画框，一只咖啡色的猫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叠画纸上，见我们进来，只是瞅了一眼，懒得动身。
方琼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也不说话，只是四处翻看。我则有点焦急。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过来，就喊了一嗓子。
老板！有人在吗？！
这一喊把那只懒猫吓了一跳，“嗖”地就冲了出去。方琼瞪了我一眼，有点责备的意思。我无奈地耸了耸肩，然后指了指手腕上的表。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人。中年，男性，长发，戴黑框眼镜，穿白色T恤，骨瘦如柴，一手拿着画笔，一手夹着半根点燃的烟。
哟，方方。
嘿，老柴。
显然，他俩认识。我挺了挺胸，以为方琼接下来会介绍我，但却没有。
好久不见啊，方方，更漂亮了，来干吗？这位老柴也不正眼看我，好像我并不存在似的。
想你了呗，方琼哈哈一笑，哎，说正经的，问你买幅画。
行啊，随便挑，不过你当主角的那幅已经没了。
没了？
被人买走了。
你不是说你自己留着收藏吗？
人家出价高啊。不说这个，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一趟，我重新画一幅。
你以为我这模特是那么好请的么？
哟，瞧您小样儿。
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没兴趣。我低声对方琼说了一句“快点”，就转身走出了门。外面天已经黑下来了。那只懒猫蹲在不远处的石阶上，好奇地看着我，然后把背拱得老高。
时间正在快速流逝。屋里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抑扬顿挫，我的心却像被针刺一般难受。我来回踱着步，不时把路边的石子狠狠踢向远处。不知怎的，我想起了钟灵，我的前妻，一个娇小而倔强的女人。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好，一起驾车去陌生的地方旅游，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傻话，也曾为了女儿的降生感动得抱头痛哭，但最终因为生活态度上的极端差异而分开。我向往一种舒适而稳定的生活，而钟灵却不甘平庸，渴望奋斗改变命运。我的保守和悲观改变不了现实，她最终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新加坡人，而跟方琼认识之后，我把女儿也送了过去。
吴骏！
方琼在里屋叫我，我马上跑了进去。
帮我把这幅画拿着。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幅布面油画，一匹马的正脸，鬃毛的部位似乎油彩还没来得及涂上去。
这是老柴刚画的，觉得怎么样？
非常棒！我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态度真诚。
算你有眼力，老柴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你看，这里还有些地方未完成，不过我要的就是这种残缺美。
嗯，真好！我想是不是应该和老柴握一下手，但看他面无表情，似乎没这个兴趣，也就算了。
你觉得这画值多少？方琼漫不经心地问我。
不好说，我是外行。
两万怎么样，老柴？方琼把我晾在一旁，脸冲着老柴。其实应该值更多，不过看在我俩的交情上，你就当送我的结婚礼物吧。
是啊是啊，我在旁边附和着，脑子里却嗡地一下。
老柴微微一笑，把手一挥，做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就在我担心自己身上带的现金不够时，他从角落的废纸堆里翻出了一个银联POS机。刷完卡，签上字，老柴这才冲我露出了一点难看的笑容，伸出满是颜料的手和我握了握，凤爪般的手指力道十足，捏得我生疼。吴骏是吧？下次来玩，下次来玩。
从宋庄出来，天色暗沉，沿途的路灯毫无用处地点缀着夜晚，迫使我将汽车大灯打开。已经是六点四十分了，虽然赶不及越洋电话，但我还是尽量把车开得像飞起来。方琼显得比来时更加兴奋了，不断发表着自己对艺术的看法，对老柴的看法，并一直在强调我们捡了个大便宜。她又抽起了烟，源源不断的话语和烟雾从她嘴里喷射出来，让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我有点看不清前方的路了，但某种向前的惯性驱使我继续加大油门，继续冲刺，直到迎面而来的一束远光彻底刺瞎了我的眼睛。汽车撞向了高速中间的隔离带，侧翻了几个跟斗之后，像只乌龟一样四脚朝天仰面躺着。黑暗中，我试着握了握方琼的手，潮湿、绵软。很快，一种平静而又虚无的感受如同一床厚实的棉被将我深深包围。
我们回到了家。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拿起来，把话筒凑近耳边，能清晰听见女儿的呼唤，却使出浑身劲也答不出一句话。方琼表情淡漠地拿起了冲击钻，插上电，开始“哒哒哒哒”地在墙上钻孔。孔钻好之后，她把电钻放在一旁的地板上，然后把膨胀螺丝拧进了孔里。接着，我看见她终于把画挂到了墙上。
那是一匹悲哀的黯淡的已经死去多年的马。
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
文 / 王路 诗人 作者 @王路在隐身
1
我一向以为奇葩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看起来奇葩，实际上靠谱；有些人看起来靠谱，实际上奇葩。我不知道朱一发属于哪一种，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一发就有点“不改其乐”的意思。他具备一种能力——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而我和他相反，擅长把有意思的事变得无聊。因缘凑泊，我们成了朋友。
朱一发的签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他十足的屌丝相，递了张名片给我，我顺口就念了出来：“来一发！”
“不是来一发，是朱一发。”
“你这名字跟埃及前旅游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
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上路。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要趁机体会体会酒驾的感觉。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问衣服，和售货员漫天砍价，砍完就走，从来不买。我骂他有病。他说这不叫病，叫沟通力。
2
朱一发和我去超市，路上碰到个衣着干净打扮光鲜的小姑娘，说自己是外地来的，钱包被偷了，让我给她买点吃的。这种我见得多了，直接无视。
走出十几米，朱一发说：“干吗不和她聊聊？”
我说：“你看不出来她是骗子？”
“能看出来还怕被骗？”
“不想耽误时间。”
“你日理万机吗？”
“不。”
“那何不聊聊呢？”
朱一发长了张像被人刚刚扁过一顿的脸，每次开口又让人有再扁一顿的冲动。不过，他的话虽然听起来欠揍，但要过过脑子，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我想起大学时候吃食堂，受《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毒害，明明可以一顿饭吃二十分钟，我偏要五分钟吃完，剩下十五分钟坐着干等同学，边等边眼馋他们碗里的鸡腿儿。
也许朱一发是对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转身返回。又见小姑娘，朱一发迎上去。
小姑娘说：“好心人帮帮我吧。”
朱一发问：“你是学生吗？”
“是的，大四，准备考研呢。”
“那我问你，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小姑娘摇摇头，一脸茫然。
“知道任汝芬是谁吗？”
小姑娘急了：“不给就算了，带这样欺负人的吗！”
朱一发笑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肯德基。”
我和朱一发面面相觑，他冲我递了个无辜的眼神。
“妹子，你吓到我了，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吃得起肯德基的人吗？我们只吃得起方便面。”
其实朱一发有时周末在家加班，一天十二个小时不离电脑，三顿肯德基。
“那你给我几块钱，我自己买吧。”
“你不会是骗子吧？”
“我这有身份证，还有学生证，你看。”小姑娘娴熟地掏出证件。学生证是人大的，五块钱的那种。
“哎呦，原来是学妹，”朱一发也掏出自己办的人大学生证，“他也是人大的，把证拿出来给师妹瞧瞧。”
我从书包里翻出北外的学生证。
“他不是说你也是人大的吗？”
“对，我是人大的，但我出门一般带这个证，这个证比人大的值钱，人大的五块，这个十块。”
小姑娘反应过来，脸“刷”一下就挂不住了。朱一发生气地冲我说：“去去去，别欺负人家。”然后真的带小姑娘去吃了肯德基。
吃完，小姑娘大概明白被我们看破了身份，也不再提额外的要求，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几步，朱一发叫住她：“妹子，你还年轻，别耽误了。”
小姑娘愣住，眼圈登时就红了。
两年后的今天我才学会“人艰不拆”这个词，回想起来，朱一发那时已经做到了。他比我高明的地方，只有这么一点。
可单单这么一点，就是不小的距离。
3
有次去ATM机取钱，要穿过的小区正在施工。
我说：“好像过不去，从外面绕吧。”
他说：“正因如此，更要试试。”
真不是一般的贱。
这时，一个戴墨镜的女人迎面而来，路过我们时说了句话，好像是“过不去”。
我愣了下，准备回头，朱一发说：“二货，她是在打电话。”
我回头一看，白色耳机线从她的大波浪间耷拉出来，果然是在讲电话。朱一发冲我扬了扬眉毛：“哥眼神儿好吧？”
“你偷窥专业毕业的吧。”
又往前走了三百米，路当中横着一张大牌子，上书四个大字“此路不通”。我朝朱一发竖起中指。朱一发说：“挺好的，锻炼身体嘛。”
我们绕回去，到了ATM机，插卡进去，发现机子里没钱了。我懊丧地朝朱一发摊了摊手。朱一发说别急，然后走到ATM机前，把大脸贴到摄像头上，清了清嗓子，然后吼道：“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
我没有笑。真的没有笑。我觉得朱一发这个人有点小特别。或者换句话说，有点牛×。
我碰见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直接略过。就像别人来个当头炮，我想都不想，直接跳马。好像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把90％以上的事件打包安装在脑子里，下次再碰到类似事件时，不用分析，程序可以直接凭记忆做出反应。这样就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就像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过剩的时间填满，于是就需要寻找另外的消遣。但当你在脑子里安装了快速反应程序之后，很多消遣方式变得无效了。
我的第一款手机是很老的诺基亚，上面只有两款游戏：俄罗斯方块和贪食蛇。我每天都玩那两款游戏，有时连续玩几个小时都不嫌腻。让我觉得那种手机彻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