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采访结束后，浩然坚持把记者送到门外。他的家静静地伫立在一片漂亮的独家小院中。浩然告诉我们，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农民，很富裕，很有钱，或者说都是暴发户，住在这里他感到很压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芽”记者不解，“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望着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觉到压抑呢？芽”
“他们都是靠着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浩然说，“更多的农民不这样。”我们问：“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沾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认同呢？芽”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
１９９７年，刘绍棠去世。
“倘若不跟浩然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刘绍棠还死不了”。林斤澜说。
“这有什么意思呢？作家靠作品说话，为了一个官号，搭上一条性命，太不划算。”我说。“他肝腹水，坐在轮椅上，夫人推着。那时，他除了作协的事，还开‘两会’。忙得不得了。我跟他说，静心养病。他向来听不进人家的意见。我曾和人私下商量，主席设个虚的也可以。他不同意，跟人说：‘我不当，难道让浩然当吗？’”林斤澜说。
“他争得这个作协主席了吗？”我问。
“他是个豪放坦荡、意气用事的人，写作勤奋，以多取胜，是多产作家。大会通过了。可是上任的时候，他却死了。”林斤澜说。
“那么，后来谁当了主席呢？”我问。
“浩然。”林斤澜答。我吃了一惊，但无话可说。细细想来，这种事情实属正常。
那么，刘绍棠争当主席正常吗？也属正常。——大凡这种官儿，要么德高望重，别人没法不给他当；要么让官面上放心得下；要么热情很高，群众基础也不错……上面觉得大方向把握得住，谁当都没有关系。
“从前你被免去《北京文学》主编，听说刘绍棠不想接你这个班。是不是？”我问。
“刘绍棠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说过：‘林斤澜的班，我不接。’”林斤澜说。
“据我所知，浩然做主编后，《北京文学》就萎顿了。倘若是刘绍棠，你以为会好一些吗？”我问。
“这很难说。刘绍棠是热情似火的人，可他的观念不行，包括社会观念。”林斤澜说。
林斤澜所谓“社会观念”，我略知一二。刘绍棠对待“反右”，有个著名的比喻：“娘打儿子”。——“把我错划为右派，是妈妈错打了孩子。妈妈错打了孩子，也是很心疼的。难道还非要已经认错的妈妈给儿子下跪吗？！”
我极崇敬的邵燕祥先生写有《“娘打儿子”论》。指出“娘打儿子”论是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相抵触的。又说：
这种“娘打儿子”论，不是更像旧时代“官打民不究，父打子不究，夫打妻不究”的封建法规和奴隶道德的翻版或变种吗？还哪里有一点现代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关系上应有的原则精神和感情色彩呢？
倘若相信了“娘打儿子”论，把错误路线当作“娘”，则如此之多的血的教训就不值得研究，而总结经验不仅多事，且有违“孝”道了。试问：这种观点和论调究竟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还是在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辩护呢？
哪怕退一步说，作为一种蹩脚的比喻，姑且承认党是母亲、党员是儿子，也根本不能得出冤假错案是“娘打儿子”的结论。因为制造冤假错案，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政治权利以至人身自由的，并不是党，而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某些个人野心家，以及有心紧跟或一般执行了整人指示与部署的党员；除去个人野心家如张国焘和后来的林彪、江青、康生一类不论外，这些不同程度整过人的人，和被整的党员一样，按照上述逻辑本来同属党的“儿子”。因此，“娘打儿子”也者，不过是党的一些“儿子”整另外一些“儿子”，整人时却“以母亲的名义”而已。整得眼睛红时，还要整到党外去，那自然谈不上“娘打儿子”，而是打邻居、打朋友、打路人了。
我问邵燕祥，这是不是针对刘绍棠的。答曰是听到别人同样的论调后所作。
刘绍棠还有个“有所不写论”。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每一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一位同学递上一个纸条：“刘老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拿着这张条子问是谁写的。台下站起来一位女同学说：“是我写的。”刘绍棠见是个女子，就开玩笑：“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我为什么要把脸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长疮时你为什么不拍一个呢？”“长疮时拍照片啊，怪寒碜。”刘接着说长疮时是非本质的，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真正面目。“共产党的缺点也是同样如此，你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共产党却是这样的不公平呢？”——小小花絮，作家几次沾沾自喜，我却看出一个作家的浅薄来。——多么好的刘绍棠啊，怎么写不出多么好的作品呢？
“我觉得刘绍棠写了那么多，你评论过的《蒲柳人家》稍好，还有《瓜棚柳巷》，但同是写风情，和汪曾祺的《受戒》无法相比。”我说。
“那当然。《边城》和《受戒》是观止。刘绍棠写东西不求个性。比如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读到刘绍棠这些成语，问道：‘你呢，你在哪里？’”林斤澜说。
我知道，刘绍棠拜孙犁为师。孙犁语言多么干净，多么清丽，多么隽永，多么富有个性，刘绍棠对不起老师呢。
刘绍棠和浩然，性格各别，但都是农村出来的“写家”。都要把仕途与文坛走到顶级。林斤澜说：“刘绍棠以最后的精力，写完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浩然写不动时，还口述回忆。他们最后的力气，还是放在写作上。”我却认为作家要对人民负责，起码不要浪费纸张。中国有不少自以为“伟大”，实则浪费纸张的作家，浩然对得起历史吗？刘绍棠不是在浪费纸张吗？基于这一点，刘绍棠和浩然，结局同样可悲。
世事倥偬，人生如梦。“日月之行，若出其中”。风兮云兮，潮水潮鱼。春秋好梦几何？譬如朝露。京华珍品几多？晨星数粒。惜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均非等闲，倘风好水好，温熙适体，不定孵出鲲鹏来哉。然人兽交替，不可回首。汉河遥寄，安息安息。
王莽本纪
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１９７２年生于辽宁，１９９４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和家。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他们的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能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芽从哪来的？芽”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芽”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了。“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今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王家还没有发迹，出门连马车都没有。后来，姑姑王政君被选为宫女，又成了太子妃，王家仍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到要害部门任职，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
这些雄伟的建筑中，却找不到王莽的家。由于父亲早死，王莽家并没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笔定期补助。姑姑和叔叔们忙于扶植私党，揽权纳贿，大兴土木，几乎把这对孤儿寡母给忘了。没有权力自然就缺少收入来源，和叔叔们比起来，王莽母子的日子相当清苦。
对天才来说，不幸的童年通常是一笔财富。
贫困因为对比而放大，伤害因为敏感而更深。对早熟的王莽来说，由地位及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无疑是早年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为乘不起车马，王莽要亲自穿过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们的眼神经常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郁。冬天的早晨，他经常能在街头看到冻饿而毙的尸体，达官贵人驱着高头大马从尸体边走过，不屑一顾。王莽却不能视而不见。上天生人，为什么境遇如此悬殊？芽同病相怜，王莽对弱者一直怀着真切的怜悯与同情，从很小起，他就明确认识到并且痛恨社会的不公平。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种各样的车队。这些车队通常会绵延半里地长，在长街上疾驰而过，引得半个城市如同地震般颤抖。如果谁躲避不及，被车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楣。车马过去后，人们会纷纷掸着身上的尘土，对车队发出恶毒的咒骂。
王莽不会开口骂人，但他内心的反感肯定比别人更甚。因为车队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们。对于这些整天名车宝马招摇过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厌恶又鄙视。虽然同处一个城市，王莽却与他们相隔这样遥远。华丽的外表掩藏不了他们内心的浅薄、愚蠢和无能，如果没有叔叔们的权势，他们不堪一击。
贫困和苦难会赋予人正义感的说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王莽终生厌恶铺张和招摇。
好强的寡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五经。像所有的寡妇一样，她在王莽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特别当她的长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独子之后。她默默吞下所有艰辛和痛苦，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王莽身上。虽然不太识字，她却每天都要陪王莽温书到半夜。她剥夺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许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头地，为她这个被人忽视的寡妇争取生活加倍的报偿。
孤儿往往天生严肃，眼神里有一丝忧郁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挫折。王莽学习非常刻苦，因而成绩很好。他深知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重要资本。地处孤寒冷眼旁观使他观察到了社会的黑暗，圣贤的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赏信修睦，选贤与能”，这些话在他口中读出来异常的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将最终帮助自己走入权力中心，把这些寄生虫一样的表兄表弟踩在脚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终将留名千古，光耀万世。
三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式思维的平面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恪尽职守。中国社会“以孝治天下”的重大政治原则，就是从这个逻辑推理得来的。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人们希望这种奖赏能够带动社会向这样的人学习，使整个社会风气得到净化。几千年来，很少有人去思考这种“英模模式”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得到的奖赏就是这样丰厚——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可是东汉人赵宣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同样是东汉人许武，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名声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模式”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一个人的行为越突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这个经验在那以后屡试不爽。
四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感情很深。特殊的经历，使王莽从小就坚强、孝顺、节俭，富于同情心。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不为人知的意识底部，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儒家的道德理想过于高不可攀。它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到“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