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林斤澜。“对，当然对。”林斤澜答道。
《青春之歌》是我读过的。那是在“文革”时。我还读过《红日》、《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三里湾》、《艳阳天》……我心虔诚，废寝忘食，那是经典啊。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不是纯正的文学，更不是经典。我错读了一大批书，后果严重！
杨沫离开张中行，在文学，肯定是不幸的。丁玲不是走着一条下坡的路子吗？萧红倘若没有鲁迅的熏陶，萧红很可能不是写出《呼兰河传》的萧红。杨绛也一样。林斤澜倘若没有老师梁实秋、焦菊隐、郑君里、张骏祥……倘若不把沈从文当精神先导，岁月浑浑，林斤澜能有今天的成就？
但，林斤澜赞美杨沫的心态。请看林斤澜《杨沫的心态》。
杨沫有言：“……无数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又喜欢又望而自惭，却也不气馁。给我鼓舞的是：文学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
林斤澜以为杨沫可贵。一是“喜欢”，二是“望而自惭”，三才“也不气馁”。“喜欢”很是重要，这是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望而自惭”很不容易，有对比，有反思；“也不气馁”也很难得，她还要探索前进。杨沫和许多老作家对比强烈。林斤澜说：“这是一个老作家多于新进作家的时代，后浪推前浪，后浪生猛，前浪堆积。……只认牡丹的眼睛，看见罂粟等于海洛因，看见桃杏等于妖精……怨拥挤，怨挤对，怨兑换了真理，怨真理给闹得苍白、枯槁、僵硬了！……谁都有怨，洒向人间都是怨，怨言何其多，人人多怨亏待了自己……失落感，孤独感……”于是发话，“他们这一茬儿，吃狼奶长大的。”又打比喻，“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可以进来，蚊子也可以进来，苍蝇会带来痢疾，蚊子会带来疟疾……”
更有个别老作家，让怨成了恨，指着新作品：这是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这些人都姓什么？
可是，杨沫不是这样。杨沫说：
记得一位青年作家曾坦诚地告诉我：《青春之歌》是一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这句话很使我费了一阵思索。我最后对这个评价的解释是：《青春之歌》作者的目的是宣扬革命。为图解“知识分子必须走革命道路”这一概念，而创作了《青春之歌》。
青年作家的话值得思索。因为从我来说，真是那么回子事儿！
这就是杨沫的好心态。
林斤澜说：“杨沫的创作，走的是‘茅盾路线’：主题先行，讲究社会责任感。于文学，姑且不论这条路线走得通不通、走得好不好，杨沫认为这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她是对的。她并不欣赏汪曾祺的《受戒》，对我后期的小说也不理解，但她能够包容，认为你们也是一花。和许多陈腐的老作家很不一样。”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上头找杨沫，让她把《北京文学》主编的担子放下来。谈了好一阵子，杨沫问：“那谁来当主编呢？”上头说是林斤澜。杨沫立即说：“好好好，很好很好。”
面对杨沫一生，林斤澜抒情道：
地下活动、失业、战争、学文学、写小说、生儿育女、批判、“文化革命”、揪斗、没完没了的审查、不等结论就写长篇、病来、老来、新的动荡新的浪潮鼓噪着新的世纪到来。
多灾多难，多光多彩，多激烈又多迂回，多跨步又多反复，多教训又多循环，多丑陋又多顽强，多古老又多兴旺。这是祖国母亲！杨沫，可以说没有另外的母爱。
这世纪，这国度，这里的知识分子最好不怨首当其冲，本来领先出头是当行应功。承受了别时别地别人不能想象的磨灭，侥幸磨而不灭，到得天年垂垂老矣，面对新潮，回首往事，悠悠的是“念天地之悠悠”，为人还得“独怆然”“而”不一定“涕下”吧。
花非花，雾非雾，似梦非梦。轻装和负重，觉醒和催眠，美和丑，纯洁和愚昧，神圣和残酷……似混沌非混沌？非混沌又混沌！……
世上不会有完人，此时此地，各茬老作家中间，这样一种心态，比较可以看做完美了吧。天可怜见，血肉之躯，草木之人，生逢其时，幸落其地，再还要求什么呢？
对于浩然，林斤澜无情可抒，与我谈话的时候，常常摇头。
１９７９年，林斤澜二十多年首度还乡。因为浩然也在北京市文联，名气比他大，茅盾所说“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话仍然烫热，我便问林斤澜：
“浩然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林斤澜说：
“是个好人。他是我们北京市文联的革委会负责人。但是他做事比较温和，批人、斗人并不厉害。比如，听说外面红卫兵要来抄家抄书，浩然就叫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告诉外面的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经封存。浩然也斗我，李学鳌坐我的‘喷气式’，我回头看看，李学鳌冲我一笑。他们也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没有法子。骆宾基被外面的人揪去，也是浩然派人把他救回来的。”
当时，林斤澜说的一些话，和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个别地方吻合。
比如说江青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比如张永枚被江青说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人家刚扫完，他又扫，人家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里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你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我记得林斤澜说，浩然是在工人体育馆说的，江青发话时，浩然的筷子正夹着什么东西往嘴巴里塞，可是他的筷子僵住了。林斤澜还说，浩然是写小说的，细节是否如此，也很难说。林斤澜还说，张永枚也是好人，他和浩然一样，没有法子。
后来，我在汪曾祺、杨沫、陈徒手、陶大钊的文章中，读到这一细节：
“文革”后，文联作协批斗浩然，斤澜听着，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当场昏厥。（汪曾祺语）
林斤澜深受儒佛影响，温良恭俭让，他又经历丰富，不会不知道现实的复杂。“忽然大叫”，“当场昏厥”，行为反常，色彩传奇，在我询问时，林斤澜表示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事情发生在“文革”中（这与杨沫说得一致），并非“文革”后。
我以为，尽管对人对事物有大悲悯的超度的看法，林斤澜反常态的“大叫”和“昏厥”，还是很不值得的。也许在林斤澜看来，文联革委会的头儿不是浩然，别的人或许更加凶猛、凶悍、凶恶、凶暴。但事情的确不好假设。文联中，浩然的对立面草明等说浩然的坏话，姑且不论，老作家古立高就说浩然当年跳得比较高，说话冲，拍大腿，拍桌子，大声说话。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干净不了。在老舍事件上，尽管浩然没有参与蹂躏，但他并没有挺身相救。在当时，浩然就不知道作为作家的老舍的分量！浩然回忆：“……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这里可见浩然对老舍的态度。
“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那么“到派出所时”就不止是十一点了。白天是官面上的事，夜里十一点多就是私下的事了。白天挨了几场打，深夜也该安慰一下。然而，浩然首先是“批评老舍”！“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似是矛盾。作为晚辈，作为同事，是否可以送老舍先生“到医院看看”呢？革委会副主任浩然没有，并颇叫人寒心地说：“明天到机关开会。”是否可以让老舍养养伤呢，养养心理的伤，养养生理的伤？
老舍死后，文联开出的是这样一张证明：“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这是“公文”，老舍当年是“反动权威”。浩然当年对人，也是因人而异，因派而异。
而后来，浩然爬到江青这条船上了。四人帮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举世公认，而江青在四人帮中，算作首恶，并不为过。浩然在江青这条船上有凿船行为？没有。有弃船行为？没有。有起义行为？没有。浩然只是觉得江青可怕，把身子挪到船边而已，倘若真的让他做大官，浩然未必谦谦推辞。
难怪邵燕祥对林斤澜说：“你对人过于宽容。”
“文革”后，浩然夹着尾巴的时候，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前一次大概还有李学鳌、刘厚明。这里有三茬有“过节”或隔阂的同行。林斤澜举杯祝酒，大意是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坐下来，大家写点东西。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刘绍棠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大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芽——当面的质问情有可原，林斤澜赶紧说，我们喝酒，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里对林斤澜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林斤澜说：“１９８３年，北京作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有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发话，对浩劫两个字接受不来，说是‘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说：‘又没有抢劫谁，怎么用浩劫两字？’——浩然也许懂得、也许不懂得‘浩劫’是什么意思，‘浩劫’的劫是劫难的意思，不是抢劫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面前，摇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太惨’指语文水平？指留恋‘文革’？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浩然有与“文革”一损俱损的心理，有对“文革”要从轻发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尾巴松开来了，翘起来了。他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文中有言：“我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这话可能会蒙了全世界的人，“贡献”在那里？是否斗人还不够惨烈，是否没有把老舍当场打死在文联里头？是否同江青的关系还不够紧密，没有弄个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当当？
浩然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成为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浩然还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并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有人著文问浩然了：农民１９６０年前后饿死很多人，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〇一医院（高干医院），你浩然代表得了农民什么？
林斤澜说，浩然曾经在一次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一条叫“反其道而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里，不见好人好事，只听到或看到不好的事情，于是倒变过来，成了好的一面，你理想的样子。比如，看到售货员态度恶劣，浩然一变，售货员笑容灿烂，又周到又贴心。又比如，农民怠工，干活“疲沓”，变成争先恐后。即江青干将于会咏所谓“没有更好，海阔天空！”“倒过来”的思想，成了风行的逻辑，走入文艺阵地。有人写了反右小说，有人写了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小说，出书时政局大变，说：“不要紧，倒变过来就好了。”不但离开了文艺，而且离开了常识。
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有人指出：浩然的作品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左”的路线害苦了中国人民，浩然还回味什么呢？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移，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真是匪夷所思。再，我国农村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五六十年代，也不是浩然按照江青旨意创作“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七十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林斤澜说：“浩然的作品当年读者很多，但浩然的文学观里没有文学，也可以没有语文，然而很固执。——叶圣陶是前辈语文专家，他的长孙诗人叶三午对我说：伏天，叶老挥汗为《艳阳天》修理错别字语法。他站在老人身后打扇，老人一边坚持，一边叹气。”
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浩然，非常顽固。一个怀着悲悯情怀的，站在人民一边的、对历史负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作家不是跟屁虫或应声虫，作家不是螺丝钉或工具，作家绝不能把臭说成香、把假说成真、把错说成对，把丑说成美。作家应该为民众歌哭，富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促社会的前行（即鲁迅先生所说“变革现状”）……
我看１７年的长篇小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最见功力。改霞，特别是梁三老汉，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地域乡土色彩极为浓郁，叙事扎实，议论精辟，常见妙笔。但，《创业史》无法成为杰作，大作家终被时代局限，图解了政策：集体所有制必将代替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遗憾，在水平接近的周立波那里也可以见到。遗憾的作家太多太多，谁都明白，不必赘述。
林斤澜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浩然出现不少阶段性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作品没有了，权欲大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然说：“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后来时局发展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浩然的话在听者心中，已永远不能抹去。这是浩然的极端表现。
后来，和刘绍棠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非常起劲。
我看到一篇浩然访谈录，文章的结尾颇具意味。摘抄下来，附带交代，访谈的时间，是１９９８年。
……
“这些年来，确实有孤独的感觉，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我也有意识地远离文艺界，主要觉得跟他们没有交流的语言。现在的很多东西我已经无法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采访结束后，浩然坚持把记者送到门外。他的家静静地伫立在一片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