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１０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团圆，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项车祸，不下１０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还有一个关于风雪高原的故事，与两位年轻士兵的生命有关。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Ｘ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等推土机开道，他们不可能。他们想，就是３０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呢，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５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他们三个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身体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立即做出决定，自己和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士，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士，已经牺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Ｘ的春节是怎么过的。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
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毫无感觉的欢欢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１７．牺牲
从雪山下来，还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视野里依然是皑皑白雪，再往远处看，皑皑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视野里全是白色，白到了极致，纯洁到了单调。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没有一丝色彩。就是红太阳照到这儿，也变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里常听人说喜欢白色。不知那些喜欢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这里，会作怎样选择？如果是我，我会重新选择说，我喜欢大红大绿，我渴望浓烈的五颜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生活在这白色世界里，生活在这白到了残酷的环境中，并没有被白色吓着，他们依然崇尚白色，他们最珍贵的哈达是白色的，他们心中最庄严的宫殿布达拉宫，墙的主体也是白色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白色象征着幸福、纯洁、和平、安宁。白色就是他们心中的五颜六色。
不过，他们的衣着，身上的饰品，还有房屋的门窗，却是非常鲜艳。我常常在路上看见身着大红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们渴望将自己从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凸现出来。
我抬头，看见在比我更高的一处山顶上，站着两个绿色的身影，他们是这白色世界里唯一的色彩，他们也以色彩的方式从这白茫茫的雪世界里凸现出来，那是我们的兵。他们与藏族人民一样，终年生活在雪的世界，与白色共存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几位在大雪中牺牲的人。
那空军的一家三口，那六个探亲回来的年轻军官，那四个背年货回连队的Ｘ站的兵，还有许许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风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们的命，不管他们情愿与否，都将他们留在了白色世界里。雪山处处埋忠骨。
还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导员，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头天晚上他一个班一个班去告别。一是因为新兵刚下连他不放心，嘱咐他们不能感冒了；二也是兴奋，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本来儿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没走成，现在儿子满月了，他急着赶回去当爸爸。他跟战士们一一叮嘱，一一告别，还答应给他们带儿子满月的糖回来。走完最后一个班返回宿舍时，已是凌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一脚踩空，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人已冻僵。
指导员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后的两个月，家里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里面有一张儿子满月的照片。那是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一个西藏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长眠在了雪山脚下。他要在许多年后上学读书才会懂得，那叫牺牲。
牺牲。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牺牲在西藏的人：张贵荣司令员，张国华司令员，高明诚团长，任致逊和马景然，还有杜永红，他们牺牲在岗位上，死得让人景仰。
还有那对探亲路上出车祸的军官夫妻，两位在那曲军分区病故的年轻女军官，两位去岗巴营探亲患脑水肿死在那里的军属，他们死在寻常的日子里，死得让人心痛。
牺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牺牲。
古时候，牺牲这个词是名词，专门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献给神的供品。我不想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官兵，无论是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没有资格拿走我们官兵的生命。但他们也是牺牲，他们把自己供奉给了这个雪世界，供奉给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责任，他们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军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而在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逻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者被泥石流冲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断裂的枯枝砸中身亡；还有，年轻轻的，正在打篮球，猝然倒地而死；还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电击中而死；还有，在大棚蔬菜中劳动，被强烈的阳光暴晒中暑而死；下大雨，电线漏电触电而死；还有，去机场接自己的妻子，翻车而死。有四名战士的死因更让人心痛：在部队水库中抢修电站机组，两个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将水闸打开放水，四个战士无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１０年来的牺牲情况。从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３５％，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３２％。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４６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Ｃ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
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于成都北校场
（全书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潮兮鱼兮
程绍国
程绍国男，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都是林斤澜或前或后的同事。没有深交，倒很熟悉。
林斤澜对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认识较早。
林斤澜在《生命的夜里的河流》中写道：
我在北京选择了写作行业的时候，萧红早已在战争年代辞世。“东北作家群”里三位男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先后曾是萧红昙花生命中的伴侣。我有幸和他们同在一口锅里舀饭，他们的故事先是文坛的佳话、花絮、罗曼史，后来惹出是非，成为打不清的官司。再后来卷入运动，交代审查不消说，批斗起来上纲上线，私下背后却尽是观赏性，可比“三堂会审”。三位都是写书的人，还有当事人、见证人、关心人、不平人、采访人都写得有文有字，编到一起可成争议丛书。不过星换斗移，热点逐渐冷却，三位男士也一一仙逝，谁愿意说什么也无大麻烦了，只还略有纠缠就是。
林斤澜认为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都算好人，虽然他们之间隔阂不小，恩怨很深。所谓终身情敌，吃陈年老醋。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拴在萧红身上的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是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之所以大家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当然与“鲁迅和萧军萧红”有关系，也与萧红的文学地位越发高了有关系。读者热爱萧红完全正确，谈论他们无可厚非，但今天仍然追究他们之间孰是孰非就没有必要了。
林斤澜说，萧军是硬汉，骆宾基也是条汉子，端木蕻良是感情细腻的、城府很深的人。１９５１年认识三位以来几十年，林斤澜清楚，萧军和骆宾基谊同战友，关系极铁，两位鄙薄、怨恼端木蕻良。“文革”时候，萧军白天挨了斗，晚上回家得知骆宾基被邻院的“造反派”用瓦刀砍伤了头，怒不可遏，拎起铁头手杖，带着儿子女婿，叫板对方：“你小子出来吧，尝尝我萧军的厉害！”对方龟缩，终不敢出。——萧军跟端木蕻良直面相碰的时候，偶尔打个招呼，骆宾基跟端木蕻良生死不相往来，不用说打个招呼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晚年同住作协“红楼”——前门西大街９７号，文联活动，派车要分头，他们不能同车！而骆宾基和萧军，对当年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一事都不予承认！但这是基本事实，胡风、艾青都在婚礼现场，有案可稽。林斤澜说，“文革”期间，特别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互相揭发，互相攻讦。
林斤澜还说，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打官司，为了萧红作品的版权问题。争金钱？争名分？说不清。端木蕻良居然输了。我问林斤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说：“也是说不清的事，据说骆宾基握有萧红‘我恨端木’的字条，还有《生死场》归萧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的遗嘱。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
林斤澜有精彩文字，描述两萧分离、萧红和端木蕻良同居之后的“萧军再现”：
话说抗日战争初起，山西临汾有一个革命学校。这时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