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的欲望使他下意识地抱住后生子的腿不放：“你能救我”
“我怎么救你？”
“放了我让我逃走吧！”
后生子一动不动。
厚重的乌云裹住了一轮银盘，四周一片暗黑。他绝望地松开了手。
他听到后生子长长地吁了口气，听到门“嗒”地上锁，然后又是一片沉寂。不知过了多久，他又听到后生子的声音：
“我一个人能看住辛苦了一夜，你去睡吧，没事。”另一个声音回答“：好，你小心点！”然后是脚步远去的声音。
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心跳顿时加快了。他屏息静听着，当门再次轻轻推开，他已站在后生子面前。
“快走！”
院子里静悄悄。他踩在后生子的肩膀上翻过院墙，随后生子穿过林子，涉过小青河，爬上树木浓密的山坳；在一个三岔路口，后生子抹了抹额上的汗，站住了。
“从这儿一直往西走，”后生子指着一条灰蛇似的小路对他道“：到了贵州就脱险了。”
他辩认着那条在月光下若隐若现的小路，后生子把一张盖有大印的字条递给他：“这是路条，遇上事还能顶用。”
“救命之恩，没齿不忘！”他气未喘均匀，倒身便拜。
“你这是干什么？”后生子扶他起来“：快走吧！”
“请恩人一定留下姓名，不然我一辈子都良心不安！”
“我不用你报答。但有几句话你要记住—”后生子的眸子在淡淡的月辉下闪光：“走路都难免溅上泥浆，做娘的也难免打错孩子，不能受点委屈就记恨。你要把学问、本事都拿出来，建设新中国。像你说的那样，让水变成太阳！这样，才不枉救你一场。”
“我记住了。”
他记住了吗？
他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已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学校后，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好在档案已在战火中散失，当时师生中名和字混用，他注册时将陈元辉改成陈芝圃也无人惊异；又适逢毕业，他成绩优异，国家急需建设人才，他便拿着写有“陈芝圃”三个字的毕业证书和一应手续奔向工作岗位。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已在时光的流水中褪尽颜色，他也认为过去的那个陈元辉已经不存在了
走出邮局，陈先生挥了挥手，一辆崭新的“伏尔加”便轻快地驶了过来，银灰色的车身在阳光下泛着光。陈先生扶父亲坐下，对司机道“：去聚仙楼。”
昔日大块石板铺就的官道已变成黑缎子似的柏油路；街旁，秦砖汉瓦和铝门钢窗竞相媲美；白灰脱落的窨子屋墙上贴满五颜六色的商品广告，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他是从当年逃命贵州的那条小公路进入小青山的。客车在山下的小镇上停住，他步行到了山村，溯小青河往上走；几天后，在胭脂湖边便发生了那戏剧性的一幕。四十年了，他再没去过大山皱褶中的这座小县城。故地重游，已物异人非了。
邮局到聚仙楼不到一千米，陈先生却动用了县城最昂贵的轿车，县里的头头脑脑们生怕怠慢了这位资金雄厚的台湾老板，有求必应。
聚仙楼酒家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洋楼，楼上贵宾厅镶着拼花木板条，糊着乳黄色壁纸，枝形水晶灯发出柔和的光。刚坐下，酒家的瘦经理就捧着菜单上前，点头哈腰地请陈先生点菜，陈先生把菜单挪开“，拣最贵的摆一桌。”服务小姐送上餐纸。陈先生抹了抹手，若有所思地向父亲道“：你一直没有找过他吗？”
“谁？”
“那位放你逃走的人。”
“他？—”
“他在那儿？”
“你问这干什么？”
“我打算给他两万元，谢他救父之恩。”
“两万元？”
“不，伍万！他一定会喜出望外。”
“钱，太轻了。”
“多少钱才够？”
“再多的钱也不够。钱对他是亵渎！”他深沉地说“：人的生命能用钱买到吗？！”
“噢？”陈先生不解地耸了耸肩。
“你不会理解。你怎么会理解呢？”他心里说。他不想把他和范足再一次相遇的经过告诉儿子，这种相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痛苦；虽然痛苦在特定的背景下有时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某种充实，但这笔财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在劳改农场，他才知道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
“范足，就是有饱饭吃的意思。”救命恩人这样解释着。
当年英武的农会主席兼民兵队长已完全驼背，铁窗生涯毫不留情地在他额上刻上道道沟纹，颧骨突出，那道刀痕更加显眼。如果不是因为他曾几次冒险给大军带路，在剿匪战斗中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他私放匪首的罪行决不仅仅是开除党籍，判十五年徒刑。
“你呢？犯了什么事？”
“说我搞破坏，反革命。”
“这罪名也不小，你破坏了什么？”
“我是出于无奈”
平安地度过了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技术全面的工程师。死里逃生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害怕过去的阴影再一次笼罩自己，再也没有去过小青山，更不敢去寻找那位不留姓名的救命恩人。但在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整个气氛还是开朗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共和国如红日升天。他把全部身心扑在对事业的追求上，承担了多座中小型水电站的勘测和设计。庐山会议后的翌年春，他去一座小水电站检查工作，发现大跃进运动中，他的设计被修改了，最后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溢洪道排洪量仅是他原设计的一半，且闸阀失灵。是日，滂沱大雨黑天黑地地暴下，狂风吹断了电话线，他被困在电站。夜深，山洪暴发的呼啸声震醒了沉睡的人们，形势已非常严峻，大坝无法承受百年未遇的山洪；大坝一旦坍决，下游的县城顷刻被毁。千钧一发之际，他下令炸开了溢洪道，保住了危在旦夕的大坝，保住了有上万人口的县城。
“当时我不是没有犹豫想到你放我逃走时对我说的那些话，我才最后下了决心。没想到惹下了大祸”
“你应该这样做！”范足安慰道“：人不能只想到自己。”
“我没料到你为我的事受了这么多苦。”他感到自己只顾诉说自己的委屈，与救命恩人见面后连句感谢话也没有，不免有点歉然。
“这没啥，我犯了纪律该受处分。”范足仍是那么憨朴、厚道“：你能为国家办大事情，我吃点苦也值得。”
他们所在的这个劳改农场很大，几千犯人分别在工厂、农场干活，什么行当都有。他俩同住一个号舍，范足是犯人组长。每天，在劳改干部的看管下带着十几个人修路、补路。这条通往场部的坑坑洼洼的毛马路没砌护坎，三天两头塌方，要是落大雨更糟。一塌方，就累坏了他们。国家正在遭受自然灾害，食品匮乏，连好人都顾不上，更顾不上犯人了。从定量中获取的可怜的大卡无法补充重体力劳动消摁
耗的热量，他头发晕，腿发软，全身浮肿，一一个坑，倒在床上爬不起来，范足守在他床前，流着泪：“你可不能死”
他什么也没有想，他已经没有想的能力，没有支付思维活动的热量。忽然有一天，残存的思维使他发现定量比过去多了。为什么多了？他仍旧没有想，舌头的功能却格外发达，能准确地捕捉每一粒饭屑。
等他发现定量增加的秘密已为时过晚。那天干活回来，他看见范足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捡起几颗发霉的饭粒，连灰尘带草屑都放进了嘴里；那条越来越宽的刀疤随着嘴巴的蠕动一凹一凸，他陡然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不是饿极了的人不会这样。范足像是被发现了的窃贼似地，窘迫地解释道“：老辈人说：饭粒掉在地上不捡起来，要被雷公劈死的”
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想起了上午的事情：他发现范足偷偷地往他碗里倒饭，却坚持说是反胃厌食。“你这几个月都厌食？”他反问道。同室的犯人悄悄告诉他，说范足常常偷偷地把自己的饭扒一半给他，还不准人说“。嘿嘿。”
范足已瘦得皮包骨头，口张开像是崖壁上凿出的一个黑洞，声音是洞里的回声：“出去后，我还要请你去小青河修电站哩，你去不去？”
“去！”
他明白范足在岔开话题，他更明白他只能这样回答。
他却没料到这竟成了范足的遗言。
千年的土地上行走着有生命的骨头，那一架快散的骨头抱着上百斤重的石块，像抱着一座山，晃了几晃才立住；一步一挪将石块搬到路坎边，砌好。休息的哨声响了，那一架骨头便去小溪边掐野月季的嫩尖充饥。也许是脚一滑，也许是眼一黑，骨头掉进半人高的水中，再也没有立起来。
没有立起来的骨头却使他明白了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在它面前都失去了份量。
五
父亲的固执使人头痛。
陈先生无法理解老人为什么不让自己为他申请去台湾的签证。
“母亲盼望早日与你见面，今天又拍来电报”
“我也很想见到她。”
“你还是准备快点走吧。”
“我不能走。”
“你还考虑什么呢？”陈先生细长的眼睛一眨一眨，狮子鼻耸了耸“：难道你还留恋大陆？”
他肯定的点了点头。
他突然发现儿子与自己是这样相似。遗传基因不仅明显地表现在相貌肤色上，甚至举手投足之间都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形体上的相似却融解不了精神上的隔膜，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完全属于不同的世界。他心头不由地掠过一丝惆怅。
“这里有许多值得我珍惜的东西。”
“包括对你的不公正、对你的伤害吗？”
“在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如果要求社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公正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总会有一些人受到这样那样的委屈，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而我，还是幸运的”
“你的幸运是因为你还活着，为你的活着有人献出了生命。”
“是一个共产党员献出了生命。”
“我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同。”
“因为你没身临其境。”
“唔。”陈先生揿燃气体打火机，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
大洋彼岸的尼古丁便在这间县级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里弥漫。他掐熄烟火，若有所思地道“：我能够想象”
“不，不仅仅是这些。”他语调深沉，却使人感受到他心潮的涌动。“你甚至不能想象，我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多得多！”
“”陈先生又一次耸了耸狮子鼻，惊诧地望着父亲。
劳改释放后，他被安置在电站工地监督劳动改造。
劳动，已经成了他固定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使他很快就成为民工队里那些最能吃苦的汉子中的一员。一壶苦涩的土茯岭酒，就能使他感到一种质朴的满足。
这座文革前夕动工的县办小水电站在上马两年后又面临着下马的危险。缺资金、缺器材、更缺信心。那场革文化命的大革命使工地上一片混乱。他静若止水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激起几丝微澜。
他走进挂着工程指挥部牌子的那座简陋的工棚。
“请坐。”
指挥长是一位当过副县长的南下干部，客气地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坐在床枋上。那条三条腿的凳子却嘎吱嘎吱地对指挥长发出抗议，也同样和指挥长一样，史无前例地没有散架。
也许是这杯热茶，也许是臀下那根结实的床枋，他突然增添了勇气“：指挥长，我想向你汇报，我”
“你那些事我都知道。”指挥长摆了摆手“：毛主席说，有错就改，改了就好。”
“我是来谈工程上的事”
“噢？”
“原设计要进行重大修改，主圳可缩短一半，半封闭式厂房改为敞开式，强电远控改为现场直控…”他甚至没有看指挥长脸上的惊诧的表情，把酝酿已久的设想一古脑儿全端出来。
指挥长半晌没吭声，粗糙的眉毛拧成一个“川”字。
他感到胸口咚咚跳。都说这位指挥长是有名的“霸蛮”、连造反派也怵他。前年为抢在春洪到来之前清挖坝基，他叫每个人都过磅；完成清基任务后又称一次，瘦了一身肉的发大红奖状，体重没有减少的出白榜，引起一场风波。这样的领导者，能懂得他的方案吗？何况自己是这样的身份。
“好一个老改！”指挥长猛地站起身，像民工一样称呼他“：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不知所措。
“你不相信共产党？”
“不不！”
“好家伙，一下子节约一百多万哩！六分钱一个的鸡蛋，你算算，能买多少个？”指挥长兴奋地踱来踱去。
指挥长的兴奋感染了他：“我计算过，不会影响发电量，还能提前半年试机”
“你到技术室来，尽快搞个具体一点的方案。”
“这样怕影响不好？”
“怕什么，有我哩！”
这时响起催命似的哨声，指挥长看了看表，把一块“走资派”的牌子挂在胸前，笑了笑：“今晚我得去参加批判会，抓革命促生产嘛。”
他很快被调到技术室。随之，批判指挥长重用劳改释放犯的大字报也贴到指挥部门口。
“扯鸡巴蛋。”指挥长边看边对围观的人说道“：有本事你来干，脑力劳动就不是劳动？”
他听说后，计算尺在他眼前模糊起来
光阴如白驹过隙。
一个仲冬的子夜。纷纷扬扬的雪花逼出一声婴儿的啼哭，指挥部工棚里亮了一夜灯。清晨，他听到敲门声，指挥长站在门口“：我们走吧。”
他记起今天要去重庆出差，８１６厂两台积压多年的３２００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准备削价出售。“你还去？”望着白雪皑皑的山峦，他犹豫着“：大嫂咋办？”
“孩子已生下来了，没事。”
“她需要人侍候。”
“瞧你这婆婆妈妈的，快走吧！”
这两台先后被三家电站判断报废的原值一百五十二万元的机组经他拆箱检查，认定主部件质量较好，仍然可用；仅花二十万元便买了回来。“你是一字值万金！”指挥长一巴掌拍在他肩上：“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人，建设社会主义就快了。”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贡献，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便受到如此器重。指挥长甚至扔下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儿子和产后虚弱不堪的结发妻，与他一道千里迢迢购买设备，仅凭他一句话便当场拍板。人与人之间，能有比这种信任更为珍贵的吗？１９７９年，为他彻底平反，宣布他回到革命队伍的时候，他已没有丝毫的激动；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另眼相待他，早就把他当成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大集体的温暖已慢慢地融化了他心中的伤痛。他在指挥长的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的呢？
不久，他落实政策回到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主持过大中型水电站的勘测和设计；也曾出国考察，作为“对四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获得过各种荣誉；可他却始终忘不了那个白雪皑皑的清晨，忘不了指挥长说过后来又被别人多次重复的那句话“：共产党需要你！”花甲将近，他终于在镰刀铁锤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他的生命因此而有了全新的意义。
但他觉得还欠下点什么
六
苍穹如墨染，像要往下掉。
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陈先生倚着窗户望了望天色，转身向父亲道“：你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