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将西林造纸厂改为西林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一切按市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实际操作阶段，要职工掏钱购股时，却再难前进一步了。
按照章程，每位职工必须用现金购买六千元的股份，才可成为股东。告示贴出去了，认股的人却寥寥无几；张兴权和中上层骨干倒是带头购了股，百分之九十的职工却水流鸭背，一毛不湿。
“政府实行优惠政策，把国有资产卖给职工，纸厂这么大的家当，净资产才估价四百万，你们说这是不是半卖半送？购股吧，花六千元钱就能当上老板了”工作组深入到车间班组，对工人们谆谆诱导。
“好是好，只是我们没钱，上不得台面。”工人们大同小异地这样回答，更有人发牢骚“：纸厂像裤裆里的家伙，越冻越缩，稀粥都快喝不上了，还侈谈什么大鱼大肉？”
沈大力明白工人说的也是实情。
三年前，造纸厂还是县里效益最好、上交利税最多的国有企业，自从原任厂长袁仁杰因受贿判刑后，纸厂就每况愈下。接任袁仁杰的张兴权是厂党总支书记，两副担子一起挑。刚上任时，张兴权在大小会上拍着胸脯说：“纸厂不能像小脚女人老是碎步走，要有大发展，搞不好厂子，我就去跳楼！”他的话赢得驾临纸厂的县委书记徐志刚的掌声。张兴权更来了劲，把他的新思路说得头头是道。几年下来的结果是欠下银行两千多万元债务。任凭张兴权说得天花乱坠，银行再也不肯贷款。尽管现在流行着“谁欠债谁光荣，谁举债谁能人”的说法，银行却不是吃素的，一个子儿都捏得出油。危机没有影响到张兴权，吃亏的还是“主人翁”们，先是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接着只能发一半的工资，最后只有类似救济金的生活费。一个月八十元，在现在的物价下能买到什么？如果不是前几年厂子效益好时大家多少还有点积蓄，如今喝稀粥都会有困难。你要工人一下子拿出六千元，谈何容易？
但是他管不了那么多，这是县里交下的硬任务。第一批企业改制任务务必在四个月内完成，购股这道坎不能不越过去，否则他无法交差，心里不禁埋怨道“：张兴权呀张兴权，你这么多新套套，怎么这次就想不出个点子来了？”按规定：厂长同时是企改工作组的副组长，张兴权有替代他经委主任的迹象，他沈大力不在乎，只希望能顺利完成任务。
今早上班时，他在豪华的厂长办公室与张兴权交流情况，说了自己的忧虑。张兴权狠狠地说：“我总觉得厂里有一股逆流，要抓住为首的整治一下！”
沈大力皱起了眉头。
几个月前，一位老工人因领不到工资心存怨气，说张兴权把厂子搞得一团糟，怎么还不去跳楼？偏巧让他听到，叫来保卫人员把人铐在铁栏杆上，示众一天，杀一儆百。沈大力当时听到反映，也觉得张兴权过份了。现在他又说出这种话，便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张兴权就问“：你又有什么办法？”
我有办法还找你吗？沈大力心想，便离开了厂长室。
路过供销科时，见孙猴子正在与人咬耳朵，见他过来，赶忙闭紧了嘴。他隐隐约约听到了“袁仁杰”三个字。
生产副厂长王顺平从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出来，沈大力随他在厂区一角的生产办公室坐下，问道：“最近生产怎么样？”
“还好，还好。”
“机器在转，怎么就发不出工资？”
“这这”王顺平支唔着道“：经营上的事，我也不太清楚。”
“老王，你在厂里滚爬了几十年，你哪能不清楚？哄得了别人能哄得了我？”
“沈主任，我真是，
王顺平在口袋里摸索着，摸出一包低档香烟“野山茶”，刚递到沈大力面前，又尴尬地缩回手“：弄错了，弄错了，我抽屉里还有‘金芙蓉’—”
沈大力挡住他的手“：别费事了，这野山茶就蛮好！”说着抽出一支，点燃。
王顺平是三朝元老，副厂长当了七八年。在袁仁杰手下，他是尽职尽责的副厂长；张兴权当政，他是驯服的副手；谁也说不上他有多能干，谁也感觉不出他有多窝囊，他就像堵橡皮墙似的，既不硬又打不通。
喷出一口烟雾，沈大力盯着王顺平发亮的秃脑门说道：
“这里没有外人，你掏心窝子跟我说说，为什么大家不愿购股？”
“穷，穷呗。”
“就仅仅因为这？”
“领导会看问题。我水平低，感觉不出别的什么。”
“别兜圈子了，”沈大力掸了掸烟灰：“孙猴子都跟我说了，你这当姐夫的能不知道？”
“他说了？”王顺平大惊失色“：他胡扯些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呀—”沈大力哂笑道，心想：大戏要开台了！
四
袁仁杰做梦也想不到县长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他。
正是“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时刻，福昌造纸厂小纸机的锥形皮带转动轮调速架断裂了。说是造纸厂，其实只有一台简单的小纸机，日产两吨皱纹卫生纸。厂子是几个村干部合股经营的，就设在破破烂烂的老大队部会场。
袁仁杰是他们请来的厂长，不要出资金，让他技术入股。他不想沾便宜，也东挪西借了几万块钱凑了进去。
私营企业机制灵活，股东又是当地的头面人物，资源丰富，水电便宜，厂房现成，袁仁杰又安排了十几个正愁揭不开锅的下岗工人，他们十分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干起活来格外卖力，福昌造纸厂柔软洁净的皱纹卫生纸便如山间溪水样流向远方。
刘民生县长就在夕阳斜照的晚晖中走进山旯旮里的福昌造纸厂。
袁仁杰一心在干活，根本没去想外面汽车的引擎声意味着什么，当县长喊了句“袁仁杰—”他才抬起头。
高条条的县长弯下腰，帮他拧螺丝。袁仁杰赶忙抓来一把碎纸，三两下揩净油腻的双手，把刘民生带到他的卧室兼厂长室。
“厂子虽小，倒蛮像个样子。”走出整洁有序的车间，刘民生就对袁仁杰道。
“哪里，哪里，见笑了。”袁仁杰谦恭地回答，心里感到很温暖。
开水瓶空空的，袁仁杰抱歉地笑笑；刘民生忙制止他去打开水，递过一支“金芙蓉”，自己也点上一支，袁仁杰才想起忘记敬烟了。
“牛刀小试，你这厂长是大材小用了！”刘民生又望着他道。
他无法揣度刘县长找他有什么事，也弄不清楚他话里的含意，但却明白县长是好意。去年端午节他去县城看划龙船，迎面碰上刘民生，县长握住他的手说“：你受委屈了！”
他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那时，他还在服刑；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是个千夫所指的受贿犯。
他至今仍不明白自己如何就成了受贿犯。三年前，西林纸厂投资八百万元的１７６０工程上马，为了降低费用，除主机外，附属设备可以购进乡镇企业价廉一些的产品，他就这样认识了邵东老板史无量，购买了三十万元的设备。史老板要给他两万元的“意思”，他坚持不受。恰在此时，年近古稀的老父亲突患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时急需一大笔钱，他只得向史老板借一万元救急，立下了借款字据，半个月后便东挪西措还清了他。过不多久，儿子在枕头底下发现了用报纸包着的一万块钱，他问妻子谁到过家里？妻子说是史老板，坐了一会就走了。他马上明白过来，到处找史老板，却不见踪影。他照原样放好，想等史老板来时再退给他。
却不料等来的却是检察官，史老板揭发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原模原样的一万块钱成了确凿罪证。无论他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很快他被拘留、判刑，开除党籍干籍，含泪离开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工厂。
他大病了一场。痛定思痛，才恍惚想起：史无量揭发信上的日期比将一万元钱塞在他儿子枕头下的那一天还提前了一天。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他中箭落马了。只是他不明白—史老板为什么要害他，他并没有得罪他呀！
也没得罪任何人！不，也不能绝对肯定，也许无意中惹恼了谁。某位县领导要求安排亲朋戚友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呀，某位实权人物的批条没有照办呀１７６０工程一上马，设备购买、土建承包各种各样的“招呼”把耳朵都磨出了茧。特别是厂总支书记张兴权，自告奋勇抓基建，招标时来了大小七八家公司，他既不按标高标低，也不按公司实力、信誉好坏，却发包给了打着某公司招牌的私人包工头。
他不同意，张兴权说这是“老板项目”，某领导亲自过问的，不同意也要同意。僵持不下时，他出事了。张兴权掌握了纸厂党政大权，一切都变了样儿。后来他听说，１７６０生产线重要的辅机也是史无量那儿购买的，前后做了一百三十万的生意；工程总投资在立项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原定一年就要投产、生产增值税发票专用纸的生产线拖了近三年，被邻县的南山造纸厂抢先生产出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授予“准产证”。他不禁扼腕叹息，也仅仅只能叹息了。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人生支撑点。
他常想：我是共产党培养成才的，党就是我的亲爹娘；如今爹娘误会儿女了，儿女还是要尽孝心，活着才有滋味袁仁杰把思绪拉回来，望着刘民生，想：今天县长是路过呢还是有事找他？
“工人们盼望你回造纸厂去，你愿意吗？”刘民生翻着桌上的《造纸工艺》，问道。
“我—回造纸厂去？”袁仁杰惊愕地张大了嘴。
刘民生便告诉他：今天下午，造纸厂十几位职工代表，拿着一份签有三百多个名字的报告，请求县里同意袁仁杰参加厂董事会选举，说如不这样，他们将拒绝入股；如蒙县里批准，他们将为袁仁杰垫资入股
袁仁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自己已打入了“另册”，工人们竟还这么尊敬他、信任他。人心无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珍贵的了。做官只是一时一地，做人才是一生一世啊！
冷静下来，袁仁杰又想到了事情的复杂性，诚恳地说：
“刘县长，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这事会让你为难的——”
“这点你不用考虑，我会做工作的。我是问你的态度—去还是不去？”
袁仁杰没有立即回答。
他有他的难处。福昌纸厂的股东们这样相信他，大小事儿由他说了算，如今厂子才红火，他一走了之，如何对得住良心？股东们有个内部规定：三年之内不能退股，不能半途离开，他怎能出尔反尔？再说，西林造纸厂已非昔日，以前他当厂长时是“穷了和尚富了庙”，如今张兴权则是“富了和尚穷了庙”；产品没有销路，债务沉重，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要搞活厂子谈何容易？还有一个原因，他不敢也不愿去想
袁仁杰狠命地吸着烟，屋子里烟雾腾腾。他听到刘民生的咳嗽声，才意识到县长在等他的回答。
“不要等职工们都选上你了，又说不回去，那就不好交待了！”
许多念头像放电影似地从脑海里闪过，他定了定神，低沉地说：“我—回去！”
五
常委会议室在书记楼的三楼东头。
说是书记楼，其实只有县委书记徐志刚和三个副书记的办公室、会客室；副书记刘民生简陋的县长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楼二楼。
书记楼装修豪华，连在一起的四书记办公室占据了二楼的半边，用一道铁栅门隔开与外面的联系；别说普通老百姓，连机关大院带“长”字号的小科长们也极少知道里面的奥秘。距离显示威严，神秘象征权力。
在常委会上面，还有个书记例会，许多重大问题先在书记会上定了盘子，再拿到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是徐志刚前年春上任以来诸多变革中的一项。徐书记上星期去美国考察去了，便由县长在家主持党政全盘工作。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
会议的议程其实很简单：听取前阶段企业改制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有关具体问题。
常务副县长作了条缕分明的汇报，常委们不时插问几句，或者会意地微笑，时间便在轻松的气氛中度过。刘民生在小结时强调道“：既然是改革，就要把胆子放大一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企业有了工人的股份，就格外关心厂子的命运，挑选厂长时就格外慎重。我们要支持和理解工人（股东）自己来选董事长！”临了，他又补充道“：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徐书记也有类似的看法。”
但部分常委仍无法苟同造纸厂工人自己的选择。
按照当今权力游戏的原则，当一把手主意既定时，书记例会也好，常委会议也罢，一般都不会出现公开反对的局面；聚集在权力中心的人们不是随着一把手的意志大唱赞歌，就是人云亦云地跟着举手；从本质上说，是表现了一种在权力面前的集体无意识。但刘民生不是一把手，扮演的是权力真空下“维持会长”的角色，因此，便不用担心一向随和的县太爷会摆出一副拍惊堂木的架式来。
老资格的纪委书记第一个提出异议，他说：“我记得当初处理袁仁杰的受贿问题时，是徐书记拍的板；如今又把姓袁的捧起来，岂不否定了徐书记？！”
“我们没有撤消以前作出的处理嘛，他既没恢复党籍又没恢复干籍，只是同意他具备董事会候选人的资格。”常务副县长解释道。
“徐书记的威信我们不能不维护！”纪委书记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他进入常委会八年，最近已内定为即将换届的县人大主任，徐志刚是关键的一票，他不能不考虑其中的利害得失，人前人后总不忘表示自己的忠心。
“领导的威信问题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事情不要扯远了。”刘民生膘了一眼纪委书记道“：说句实在的，我们这些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目前又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切身利益！农民还有田有山有屋，企业搞垮了，破产了，拍卖了，工人怎么办？”
“工人都不愿意看到厂子败下去，”戴眼镜的宣传部长曾在市属某国营企业干过六七年，去年才转到党政部门，这时也说道：“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领导班子。有了好厂长，企业才能活起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说着说着，宣传部长注意到，坐在对面的政法委书记李其初的长方脸越绷越紧了，立刻把话打住。
刘民生又说道：“你们也许还不清楚，造纸厂只剩下一副空躯壳了，形势严峻工人们都认为只有袁仁杰才能搞活企业”
李其初实在忍不住了，插进来道“：刘县长，我只想问你一句：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还要不要讲原则？”
“你说吧—”
“按照我国的‘公司法’，犯人满刑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李其初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室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谁都感觉出李其初话里的份量，却谁也不知他与袁仁杰有隙。
那年造纸厂效益不错，名声在外，李其初的女婿通过岳父的关系调到造纸厂后，嫌工种不好又累又脏，李其初向袁仁杰打招呼，将其安排到保卫科。才安分了几天，这小子又嚷着要成立经济民警队，由他当队长。“厂里养不起这么多大盖帽！”袁仁杰断然拒绝。李其初那做皮包生意的小舅子想到纸厂揽一处工程，未能如愿，更激起了他的不满。这么三番五次下来便得罪了李其初；他又想抓几条贪污受贿的大鱼，干出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