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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尔盯住问。
沃伊尔斯的红眼睛看着总统，没有把他的打手当同事儿。“此人显然本领非凡。他杀了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许是两位——确实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想猜该是一个职业杀手。进屋对他不是个问题。躲过弗格森的走马观花的检查也不成问题。他想必很有耐心。他不会在屋里有人外面还有警察的时候冒险进去。我想他是在下午什么时候进屋的，就在里面等着，大概躲在楼上一间储藏室里，或者也许在屋顶楼上。我们在可以收放的梯子下面找到两粒屋顶楼的绝热材料的小碎片，这表明那个楼梯新近有人用过。”
“他躲在什么地方其实无关紧要，”总统说道。“他没有被发现。”
“一点不错。人家不许我们检查他的房子，您明白？”
“我明白他死了。詹森是怎么回事？”
“他也死了。脖子断了，是用一根黄色尼龙绳勒死的，随便哪一家五金店都能买到的尼龙绳。医学检验人员不认为折断脖子是死因。他们都认为是绳子勒死的。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证人。那种地方是不会有证人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不指望能找得到什么证人。死亡时间是夜里12点30分。两次作案相隔两小时。”
总统在记笔记。“詹森什么时候离开他的公寓的？”
“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人只能待在停车场。我们跟随他到家是下午6点左右，在房子外面守候了七个小时，后来发现他被动死在了一个同性恋者出没的场所，他是开了一辆友人的车子偷偷离开房子的。汽车在离开下流场所两个街区的地方被找到了。”
科尔向前跨了两步，两手僵硬地摸紧在背后。“局长，你认为两个案子是一个凶手干的吗？”
“见鬼，谁知道。尸体都还是热的。让我们喘口气。现在还没有丝毫证据。没有证人，没有指纹，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我们需要时间把所有的情况拼凑起来。也许是一个人，我说不清。下结论现在还太早。”
“你肯定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看法，”总统说道。
沃伊尔斯稍停一下，朝窗子看了一眼。“可能是同一个人，但他一定是个超人。或许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得到大量的帮助。有人供给他们大量的情报。”
“什么情报？”
“例如詹森常常在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到达，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去跟朋友会面。再如罗森堡。一定要有人知道他的小房子里没有安全系统装置，知道我们的人被关在门外，知道弗格森10点钟到达，6点钟离开，而且只能坐在后院，知道——”
“你知道所有这一切，”总统打断他说。
“当然我们知道。不过我向您保证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总统心怀鬼胎地向科尔使个眼色，科尔摸摸下巴，正在深思。
沃伊尔斯向格明斯基笑笑，好像是说，“我们就跟他们走着瞧吧。”
“你的意思是有个共谋的集团，”科尔是聪明人，说话时眼眶很深。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不过是向您，科尔先生，也向您，总统先生，说明有很多人共谋杀掉他们。凶手可能不过只有一两个人，但是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干得非常快，非常干净，有非常良好的组织。”
科尔显得满意。他站得笔挺，又把两手捏在背后。
“那么谁是共谋呢？”总统问道。“你们知道谁是嫌疑犯呢？”
沃伊尔斯深深呼吸，好像坐定在椅子上了。他关好了公文包把它放在脚边。“此刻我们还找不出一个首要的嫌疑犯，只不过有几个可疑的人。这一点务必要保守秘密。”
科尔连忙向前走近一步。“当然这是机密，”他赶紧说道。“你们是在椭圆办公室里。”
“我先前也来过这里多次。说真的，当你还裹着尿布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便已到过这里，科尔先生，不论什么事情都有走漏风声的途径。”
“我想你自己也走漏过，”科尔说道。
总统举起一只手。“这是机密，登顿。你接受我的保证。”科尔后退一步。
沃伊尔斯面对总统。“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开庭，您是知道的，各种狂热派别聚集市内已有几天。最近两周以来，我们一直在注意观察各种活动。我们获悉至少有11个地下军的成员已经在首都地区逗留一周。今天我们找来两个人问话，已经把他们释放。我们知道这一批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欲望。眼下它最有可能涉嫌。也有可能明天会起变化。”
科尔毫无表情。地下军是人人都在议论的。
“我听说过他们，”总统说了一句蠢话。
“哦，是的。他们已经名气很大。我们相信他们杀死一位德克萨斯州的审判法官，不过，无法证实。他们对炸药很熟练。我们怀疑他们干了至少100次爆炸，被炸的有全国各地的流产诊所，美国民权联盟办事处，色情场所，同性恋俱乐部。他们正好是罗森堡和詹森的对头冤家。”
“别的嫌疑对象呢？”科尔问道。
“有一个雅利安团体叫做白色抵抗，我们已经注意了两年。他们都是从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出来活动的。它的领袖上星期在西弗吉尼亚州作了一次演讲，并在那一带逗留了几天。星期一在最高法院外面的示威中我们发现有他，我们明天要找他谈话。”
“这些人是职业杀手吗？”科尔问道。
“他们并不刊登广告宣传自己，你知道。我不大相信有哪一个团体真正动手杀人。他们只是雇佣杀手，而由他们负担跑腿的工作。”
“那么谁是凶犯呢？”总统问道。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说老实话。”
总统站起来伸展一下两腿。他朝办公桌对面的沃伊尔斯笑笑。“你担负了一件困难的任务。”这完全是老祖父的口气，充满了温暖与理解。“如果可能，我希望每天下午5点钟能得到一份两页隔行打字的关于调查进展的报告，每周七天都要。如果有什么突破，我希望你立即给我电话。”
沃伊尔斯点头不语。
“明天上午9点钟我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希望你也来。”
沃伊尔斯点头不语。几秒钟过去了，谁也不说话。沃伊尔斯粗声粗气地站起身来，还把风雨大衣的腰带打个结。“好吧，我们该走了。您还有埃塞俄比亚人和别的事呐。”他把两份检验报告交给科尔，因为他知道总统是不会看的。
“谢谢你们来这儿，先生们，”总统热情地说道。科尔在他们走后把门关好，总统已经把轻击棒抓在手里了。“我不陪埃塞俄比亚人吃饭了，”他说，眼睛看着地毯和一枚球。
“我知道了。我已经为你向他们表示歉意。现在是严重的危机时刻，总统先生，你理应由你的顾问们陪守在这个办公室里，你重任在肩。”
他一下轻击，球儿准准地滚进了洞。“我要跟霍顿谈谈。这次的两个提名必须是理想的人选。”
“他已经送来一份十个人的名单。看起来提得很好。”
“我要的是反对堕胎，反对色情影视和读物，反对同性恋，反对枪支控制，反对种族定额，反对一切乌七八糟事情的年轻的保守的白人。”他打偏了一棒，便踢掉了鞋子。“我要的法官必须憎恨毒品和罪犯，还必须热心赞成死刑。明白吗？”
科尔在打电话，一面触动数字，一面向总统点头。他要选定提名人，然后说服总统深信不疑。
K．O．刘易斯和局长一同坐在毫无声响的豪华轿车的后座，车子开出了白宫，行驶在高潮时间的车流中。沃伊尔斯无话可说。此刻，惨剧已经发生，报纸都是不留情面的。至少有三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已经宣布举行听证，对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受害者尸骨未寒，而政客们已经头脑发热，为了地位你争我夺。一次言词激烈的声明引燃出另一通火爆的发言。俄亥俄州参议员拉金憎恨沃伊尔斯，沃伊尔斯憎恨俄亥俄州参议员拉金，参议员在三小时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小组委员会立即开始调查联邦调查局对两位惨死的大法官的保护工作。但是拉金有一个女朋友，年纪很轻，联邦调查局手中有几张照片，所以沃伊尔斯信心十足，可以使调查延宕下去。
“总统的态度怎样？”刘易斯问道。
“哪一个总统？”
“不是科尔。另外一位。”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他为罗森堡伤心透了。”
“是的。”
他们沉默无言坐在车上驶向胡佛大厦，还要干一个通宵的工作。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嫌疑对象。”刘易斯最后说。
“告诉我。”
“一个叫做纳尔逊·芒西的人。”
沃伊尔斯缓缓摇头。“没听说过。”
“说来话长。”
“给我长话短说。”
“芒西是佛罗里达州一个很有钱的工业家。16年前他的外甥女被一个名叫巴克·蒂龙的非洲裔美国人施暴后杀害。女孩12岁。她被非常野蛮地施暴后杀害。我不给你说细节。芒西没有子女，十分珍爱外甥女。蒂龙在奥兰多受审，判了死刑，他被严加监禁。一家纽约大公司的几个犹太律师多次提出上诉，1984年这案子到达最高法院。你猜想得到：罗森堡对蒂龙由怜生爱，炮制了一条荒谬的第五修正案的自招罪责的理由，不承认这个小流氓在被捕后一周写的一份供词。那是一篇蒂龙自己写成的八页供词。没有供词就没有案子。罗森堡写了一篇绕来弯去的五票对四票的意见推翻了定罪判决。一个极有争议的决定。蒂龙得以逍遥法外。可是，两年后他便消失不见了，从此没有再见到过他。谣传芒西出钱雇人把蒂龙阉割碎尸后喂了鲨鱼。纯属谣言，佛罗里达的当局宣称。后来在1989年，蒂龙案子的首席律师，名叫卡普兰，被一个暴徒枪杀在他的曼哈顿住所的门外。那么巧合。”
“谁提供的消息？”
“两个小时前佛罗里达来的电话。他们深信不疑芒西花了大钱干掉蒂龙和他的律师。他们只不过是无法证实。他们搞到了一个吞吞吐吐的、不明身份的知情人，此人自称认识芒西，告诉了他们一点情况。他宣称芒西多年来一直声言要解决罗森堡。他们都说他的外甥女遇害以后他显得略有失常。”
“他拥有多大资财？”
“够多的，好几百万。没人说得清。他很诡秘。佛罗里达当局相信他办得到。”
“我们要查查清楚。听起来蛮有意思。”
“我今晚就办这件事。你当真需要三百名探员侦办这个案子吗？”
沃伊尔斯点燃一支雪前，把窗子开了一条缝。“是啊，也许四百个人。我们要赶在报纸把我们活活吃掉以前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那可不容易。除了九颗子弹和一条绳子，那些家伙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沃伊尔斯把烟喷到窗外。“我知道凶手干得真是太干净了。”
7
院长没精打采地枯坐在办公桌后面，领带松开，面容枯槁。房间里还有他的三个大法官和五六个法律助手坐在那里压低了喉咙悄悄交谈。他们的震惊和疲乏都是一望可知的。贾森·克兰，罗森堡的高级助手，看来创痛尤甚。他坐在一只小沙发上，两眼看着地板，目光冷漠，这时候大法官阿奇博尔德·曼宁，如今的最高龄大法官，正在讲解丧仪礼节。詹森的母亲决定星期五在普罗维登斯市举行一次小规模的私人的主教派礼拜。罗森堡的儿子是个律师，已经给院长送来了一张单子，开列了已故的大法官的一条条遗嘱，都是大法官在第二次中风后拟具的，他要求在举行平民仪式之后即行火花，把骨灰散布在南达科他州的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罗森堡虽然是犹太人，却早已不信宗教而以不可知论自居。他要求和印第安人一同埋葬。鲁尼恩心里以为那是恰如其分的，不过并没有说出来。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六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喝咖啡，神情不安地低声谈话。此刻已经天黑，快要到把留在人间的各位大法官护送回家的时候了。每一位都有四名探员充分保镖。
安德鲁·麦克道尔，61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轻成员，站在窗下，吸着烟斗，观看来来去去的车子，要说最高法院里谁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数麦克道尔。弗莱彻·科尔跟鲁尼恩说过总统不仅要出席詹森的丧礼并且还要宣读悼词。里间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赞成总统致词。院长请麦克道尔准备说几句话。麦克道尔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规避讲话，此时一只手捻弄领结，尽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楼厅里被一条绳子套住脖子的模样。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杰出同事中的一员，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么个地方，观看那样的影片，落得这般骇人听闻的下场。可悲啊，难堪啊。他反顾自身，想到他一个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边，面对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头脑里想的是蒙特罗斯戏院。他们都要悄悄相互问询：“你知道他是同性恋吗？”就麦克道尔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过疑心。他不想在丧仪上讲话。
本·瑟罗法官，68岁，他关心安葬死者远不如关心抓住凶手。他早年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检察官，按他的理论，嫌疑犯分为两类：为了仇恨或复仇而下手和谋求影响未来的决定而下手。他已经指示他的助手立即进行研究。
瑟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们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说给大家听，而不是说给哪一个人听。“老实说，未来几个星期里我们是干不成什么事的，一切决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额之后才能表决。那得要几个月时间。我提议把我们的助手都投入到解决杀人凶案中去。”
“我们又不是警察，”曼宁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难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礼之后再来扮演警察吗？”麦克道尔说道，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
瑟罗也不理会他们，一如往常。“我来指导调查工作。你们把助手借给我两个星期，我相信我们能够排得出一份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名单。”
“联邦调查局本事大着呐，本，”院长说：“他们可没有向我们求助。”
“我看还是少谈联邦调查局的好，”瑟罗说道。“我们可以哭丧着脸在这儿志哀两个星期，也可以着手破案揪出这些狗娘养的。”
“你有什么把握能够破这个案子？”曼宁问他。
“我并不是有把握能够破案，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我们的同事惨遭谋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一定和某个案件或某个问题直接有关，也许是我们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正在受理的案件或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某种原因而恨我们。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报复或出于仇恨，那么，也许是有人为了一项未来的决定而需要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奥妙之所在。杀死亚伯和格伦的人是因为他们二位对某一个案件的投票，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今后五年。这个人是谁呢？我要助手们把下面11个巡回上诉法院中的待决案件一个个都调上来。”
麦克道尔法官连忙摇头。“你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