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尼恩。”
“你同意他吗？”
“是的。这是件简单的案子，说真的。”
“那么，罗森堡又怎么了？”
“我觉得他跟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不能相容。”
“因此他便投票反对。”
“常常是的。他的意见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例如纳什案子。在罗森堡这样的自由派看来，枪支管理的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多数意见本来是应该由他写的，要是在十年前的话准是他的手笔。1977年的一件案子，福代斯诉俄勒冈州，他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还是严格得多。他的自相矛盾简直叫人难堪。”
卡拉汉忘掉了福代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罗森堡已是老朽了？”活像一个因为饱尝老拳而头脑晕眩的拳击手一样，塞林杰又跌跌撞撞走进拳击场打完最后一轮。“他已经神志不清，你也知道这一点。你无法为他辩解。”
“不尽如此，塞林杰先生。至少他还安坐在最高法院。”
“他的身体坐在那里，他的脑子已经死亡。”
“他还在呼吸，塞林杰先生。”
“是啊，靠机器呼吸。他们得把氧气泵进他的鼻子。”
“那就行了，塞林杰先生。他是最后一位法学界的前辈大师，他还在呼吸。”
“你最好打电话去问一声，”塞林杰没等他话音消散便抢着开口。他说得够多了。不，他说得太多了。他低下头，教授睁大眼睛盯着他。他简直要躲到笔记簿底下去了，并且开始觉得奇怪，他干吗要说这些话。
卡拉汉盯得他缩下身体，然后又踱起方步。昨晚的醉酒真难受。
3
不管怎么说，至少他看起来像个上了年纪的农家主人，头戴草帽，身穿干干净净的带前襟工装裤，熨烫得笔挺的卡其劳动衬衫，脚登长筒皮靴。嘴里嚼着烟草，朝码头下面黝黑的海面吐口水。他的轻型运货车，虽然是最新的型号，却已显得久经风雨，浑身尘土。北卡罗来纳州的车号牌。它就停放在百码之外，码头另一端的沙地上面。
星期一半夜，这是10月份的头一个星期一，夜凉如水，一片漆黑，码头附近，行人绝迹，他得待在这儿等上半个钟头。他倚伏在栏杆上，细嚼烟草，心情凝重，眼观海面，全神贯注。这儿就他一个人，他知道只会是他一个人在这儿。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此刻的码头向来不会有人到来。偶尔有一辆汽车的头灯闪烁着沿海岸线疾驶，但是在这个时辰头灯绝不会停下。
他观看着离海岸线远处的航道灯光，有红有蓝。他看了看手表，头也不动。天低云厚，如果不是来到码头的近边是看不见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轻型运货车不是北卡罗来纳的车子，农户主人也不是那儿人。车号牌是从达勒姆附近一个废钢铁堆放场的破烂卡车上偷来的。轻型运货车是在巴吞鲁日偷来的。农户主人的来历不明，偷盗不是他的所为。他有他的本行，小偷小摸的脏活儿都有别人去干。
20分钟过去了，一个黑影朝码头的方向浮来。轻轻的、掩抑的引擎声变得响一点了。黑影显得像是一条小船模样，一个伪装的黑影埋低了身体在摸弄马达。农户主人一动不动地迎候着。引擎声响停歇，黑色的橡皮筏停在宁静的水面，离码头30英尺。此时海岸上已不见汽车头灯的亮光过往。
农户主人小心地拿一支香烟放在嘴唇间，把它点燃，连喷两口，立即把它扔掉，落在与此筏之间的一半距离的水中。
“什么香烟？”水上的人朝上面问。他看得见栏杆上的农户主人的轮廓，但是看不见他的脸面。
“幸运牌，”农户主人回答。这两句接头暗号真够得上是蠢把戏。这么一个时辰，恰好在这么一个古旧码头上，能盼望到多少别的黑色筏子从大西洋上漂流进来？奇蠢无比，不过，噢，又是多么重要。
“卢克？”船上发出的声音。
“萨姆，”农夫说。来者真名叫卡迈尔，不是萨姆，再有五分钟卡迈尔就可以停妥筏子。
卡迈尔没再答理，按照约定已经不需要了。他麻利地发动引擎，把筏子驾驶到通向海滩的码头边上。卢克在上面看着跟着。他们来到轻便货车上会合，连手都不握一下。卡迈尔把他的阿迪达斯运动包放在两个人的座位中间，小货车便沿着海岸线开走了。
卢克开车，卡迈尔吸烟，二人互不理睬对方，配合默契得天衣无缝。他们连眼光都不敢对视。卡迈尔胡须浓密，戴一副墨镜，穿黑色的高领套衫，一脸凶相，却又无从辩论。卢克根本不想看他。他在接受任务时就已听到吩咐，除了迎接这位海上来的陌生人之外，还必须避免正眼看他，这还不容易。此人是九个国家悬赏缉拿的人。
驶过曼托大桥，卢克又点燃一支幸运牌，此时他可以肯定先前与此君见过一面。就他记忆所及，五六年前，在罗马机场曾经有过一次短暂而时间精确的晤面。没有任何介绍。地点是在厕所里。卢克当时穿一身精致的美国经理套装，把一只鳗鱼皮的公文包挨着洗脸盆的墙边放下，他慢腾腾把手浸入水中，一眨眼间皮包就不见了。他在镜子里看见一个人晃了一下——就是这个卡迈尔。就在那一天，30分钟过后，那只公文包便在英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的两腿之间爆炸。
卢克常常听到他的黑道兄弟在小心翼翼的耳语中说起这个卡迈尔。他有许多名字，许多相貌和许多种语言，一个出手快速、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一个四海为家、无迹可寻的登峰造极的杀手。他们在夜幕下向北疾驰，卢克低低地仰靠在车座上，草帽的宽檐快要遮住鼻子，手腕在方向盘上蠕动，他想起听到过的关于他身边这位乘客的令人拍案惊奇的恐怖杰作。1990年17名以色列士兵被伏击已经算在卡迈尔的帐上。在1985年的一件汽车炸弹谋杀案中，一位巨富的德国银行家全家遇害，卡迈尔是唯一的嫌疑人，传闻那一次行动的收费为三百万现钞。大多数内行人士都相信1981年谋刺罗马教皇的行动是他主谋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几乎每一件侦破不了的恐怖袭击和暗杀事件都归罪于卡迈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人确实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卢克觉得激动。卡迈尔行将在美国大地上有所行动。卢克不知道目标是谁，但是喷洒鲜血的人不会是寻常之辈。
拂晓时分，被偷的农场货车停靠在乔治城31街和M街的路口。卡迈尔抓起他的运动包，口也不开一声，便跳上了人行道。他向东走过几个街口，来到四季旅馆，在大厅里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若无其事地乘电梯上到七楼。7点15分，他准时轻叩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门。“是谁？”门内有人问道，声音透出惶恐不安。
“我找斯内勒先生，”卡迈尔说道，口音是无懈可击的全国通用的美国话，同时用拇指摁住了门上的窥视孔。
“斯内勒先生？”
“是的，埃德温·F·斯内勒。”
门把手没有转动，也没有响，门也不开。几秒钟后，门底下塞出来一个白信封。卡迈尔把它拾起。“行啦，”他说得够响的，好让斯内勒听得见。
“隔壁房间，”斯内勒说道，“我等你的电话。”他说话像是美国人。他跟卢克不同，从未见到过卡迈尔，说真的，也不想见到他。卢克已经见到过他两次了，算他运气好，居然还活着。
卡迈尔的房间有两张床，靠窗口一张小桌。窗帘拉得紧紧的，透不进一丝阳光。他把运动包放在一张床上，紧挨着两个厚实的公文包。他走到窗口向外窥视一下，然后走向电话。
“是我，”他告诉斯内勒，“告诉我车子。”
“车停在街上。纯白的福特，康涅狄格州的车号牌。钥匙在桌上。”斯内勒说得很慢。
“偷来的吗？”
“当然，不过消过毒了。它是清清白白的。”
“我把它留在杜勒斯机场，午夜过后不久。我要求把它毁掉，行吗？”十足地道的英语。
“我接受的命令就是这样。是的。”斯内勒既恭敬又干练。
“这一点非常重要，知道吗？我想把枪留在车上。枪都会留下子弹，汽车都会有人看见，因此把汽车和车上的一切都毁灭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懂吗？”
“给我的命令就是这些，”斯内勒重复一遍。他不欣赏这一套说教。他不是头一回干这种杀人把戏。
卡迈尔坐在床沿。“400万已在一星期前收到，晚了一天，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到了首都，我要求拿到另外300万。”
“中午以前汇到。这是协议好的。”
“是的，不过我怕协议靠不住。你们已经迟付一天了，还记得吧？”
这使斯内勒觉得恼火，既然杀手是在隔壁房间，而且不见得马上就会跑到门外，他也不妨露出一点不快。“那是银行的失误，不是我们。”
这使卡迈尔觉得恼火。“好得很。我要你们和你们的银行把另外300万电汇到苏黎世的帐户，纽约的银行一开门就汇出。从现在起还有两个钟头。我会查问的。”
“OK。”
“OK，事情干完之后我也不想出什么问题。再过24小时我就在巴黎了，我从那儿直接去苏黎世。我要求在我到达的时候整笔款子就已在那儿等我。”
“款子准定不误，只要把事情办成。”
卡迈尔笑了一下。“今天半夜，斯内勒先生，事情准定干成。也就是说，只要你提供的情况准确无误。”
“到现在为止，情况都是准确无误。今天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人今天上街。你所要求的一切都装在两只公文包里，地图、时间表、工具，以及其他物品。”
卡迈尔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公文包。他举起右手揉了揉眼睛。“我需要睡一觉，”他对电话咕哝，“我有20小时没睡觉了。”
斯内勒想不出什么话好说。反正有的是时间，如果卡迈尔想要睡觉，他当然可以睡上一觉。他们要付给他1000万。
“你不要吃点什么吗？”斯内勒问得有点尴尬。
“不要。过三个小时给我电话，10点半整。”他把听筒放回电话上，便在床上倒下。
秋季开庭的第二天，街道上清净而安静。法官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聆听一个个律师辩论那些复杂而又十分沉闷的案件。罗森堡多半时间都睡着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检察长发言时他醒来片刻，检察长辩论说某些判处死刑的囚犯应该接受药物使其神志清醒，然后接受死刑注射。如果他的精神有病，怎能将他处决？罗森堡难以置信地质疑。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检察长说，他的病症可以用药物控制，因此，只消先给他一针使他清醒，便可以再打一针把他送终。这样做非常干净利落，完全符合宪法。罗森堡发出了声讨，可惜为时很短，便接不上气了。他的小小轮椅，比起他的同僚们的皮制的座位来，是过于低矮了。他显得相当渺小。想当年，他也曾经是一头猛虎，一个穷追猛打、令人丧胆的审案人，哪怕是最能言善辩的律师也被他驳得无计可施。无奈今非昔比。他先是口齿不清，继而便无言了。检察长对他讥笑了几句，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当天最后一场口头辩论的案子，是关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件停止种族隔离的乏味案子，这时罗森堡发出鼾声。院长鲁尼恩从法官席上向下张望，罗森堡的高级助手贾森·克兰当即领会他的意思。他轻轻地把轮椅向后倒退，拖离法官席，然后推出法庭。他快步推着轮椅穿过后面的走廊。
大法官在办公室里清醒过来，吞下了药丸，便告知助手他要回家。克兰通知了联邦调查局，过了一会儿罗森堡便被推进了停在地下停车场的小货车的后车门。两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一旁看守，一名男护士弗雷德里克把轮椅拴牢在固定位置，最高法院的警卫官弗格森坐到货车的方向盘后。大法官不许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走近他的身边。他们可以自己开车跟随他，他们也可以在他市内住宅外面的街上守候，他们能够接近他到这个距离就算是造化了。他连警察都信不过，不用说，也信不过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不需要保护。
车子开到乔治城的沃尔塔街，便慢了下来，倒进一条短车道。弗雷德里克护士和弗格森警卫官把他轻轻推进屋去。两名探员则坐在停在街上的道奇牌亚里斯型政府公车里守候。市内住宅屋前的草地不大，他们的车子距离前门不过数英尺。此刻差不多是下午4点。
数分钟后，弗格森照规定退出，去跟探员说话。经过多次争论，罗森堡于一周前默认了准许弗格森每天下午到达他家后检查一遍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然后弗格森就必须离开，但是到晚上10点整可以回来，坐在后门外面，直到早晨6点整。只有弗格森一个人可以执行这一任务，他对加班的工作已经觉得不胜劳累。
“平安无事，”他对探员说。“我想晚上10点钟再来。”
“他还活着吗？”一个探员问道。例行公事的问话。
“恐怕还活着。”弗格森朝货车走去，神情疲乏。
弗雷德里克的面孔滚圆，体质虚弱，不过照料他的这个病人并不需要力气。他把枕头稍加摆弄，便把病人从轮椅上举起，小心地放在沙发上，病人在沙发上要待上两个钟头，边打盹儿，边看有线新闻电视。弗雷德里克给自己夹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又装了一盆奶油酥饼，便在厨房餐桌上浏览一份《国民问询》周刊。罗森堡大声唠了几句，便用遥控器转换了频道。
7点整，他的晚餐：鸡汁清汤、煮马铃薯，以及炖葱头——捣烂的食物——都已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弗雷德里克把他推到桌子旁边。他执拗地要自己吃饭，那模样很不雅观。弗雷德里克自顾自地看电视。他要过一会再去收拾烂摊子。
时近9点，护士已经给他沐浴完毕，穿好睡袍，把他送上床去掖盖得严严实实了。那是一张窄床，上身斜倚，床垫是硬的，有按钮操纵控制，床栏可以升降，而罗森堡坚决不许升起床栏。卧室就在厨房隔壁，他第一次中风之前的30年间，那儿曾经是他的小书房。如今它宛如一间诊所，里面弥漫冲鼻的消毒剂气味，死神隐约显现。靠他的床边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一盏台灯和至少二十瓶药丸。这房间四周都是堆得整整齐齐的一摞摞厚厚的法律书。护士挨着桌边坐在一只旧躺椅上，拿起一份案卷开始朗读。他要朗读到他听见鼾声大作为止。他一字字地读得慢慢的。他僵卧着，一动不动，但是在听着。这份案卷的讼案要由他写出多数法官主张的意见。他认真听进了每一个字。
弗雷德里克朗读了一个小时，已经觉得累了，大法官也昏昏欲睡。他轻轻抬一下手，便合上了眼睛。床上有个按钮，他把灯光转暗。房间几乎全黑了。弗雷德里克朝后一伸，躺椅便摊平了。他把案卷撂下地板，闭上双眼。罗森堡鼾声大作。
他的鼾声时间不会长了。
10点刚过，房子里一片漆黑死寂，楼上一间卧室的盥洗室门略微开启，卡迈尔悄然而出。他的袖口、尼龙帽、跑步短裤都是品蓝颜色。他的长袖衬衫、短袜和丽宝牌运动鞋一律都是品蓝镶边。颜色协调，无懈可击，俨然一身慢跑的装束。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尼龙帽下面的短头发现在成了浅色，简直是白色了。
卧室里面漆黑一片，跟门外的走廊一样。楼梯在运动鞋的压力下微微作响。他身长5英尺10英寸，体重不到150磅。他注意保持身体结实轻盈，以便做到行动快捷无声。楼梯下去便是门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