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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张通告觉得可疑。如此敏感的词语不该写在纸上，在办公室乱扔。也许有某一个人，或许就是弗莱彻·科尔，想使全世界都知道卡迈尔这么个嫌疑犯，有关此人的种种情况：他是个阿拉伯人，他和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等几个仇恨美国的国家都有瓜葛。大笨蛋的白宫里面有人想把这条新闻登上头版。
然而这可是一条惊人新闻，它也是头版消息。他和史密斯·基恩两个人到9点钟就把它写成了。他们找出两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人被广泛地认为是卡迈尔，但是两个人又极不相象，倒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基恩说两张全登。关于卡迈尔的档案内容简略得很。多的是谣言传说，很少实在的东西。现在，根据来自白宫的秘密来源，一个最可靠的信得过的来源，卡迈尔是杀害罗森堡和詹森二位大法官的嫌疑犯。
亡命街头24小时后，她还活在人间。此刻，她已疲倦。她在马里奥特饭店十五楼的一间客房里，门栓上了，灯都亮着，一罐强力的梅氏催泪气横在床罩上面。她的浓密的深红头发现在装进了一个纸袋放在壁柜里。上一次剪掉头发是在她一岁的时候，是她母亲剪掉了她的辫子。她又花上两个小时把它染成黑色。她本可以把它漂白，成为一个金发女郎，但是那会显得太惹眼。
她累得要死，又不敢睡觉。白天里她没有看见喜来登的那个人，但是她在外面走动的时间越长，她见到的相同的面孔就越多。他就在外面，她知道。他还有同伙。如果他们连罗森堡和詹森都暗杀得了，还结果了托马斯·卡拉汉，干掉她还不容易。
她不可走近她的汽车，她也不想租一辆车。租车得留记录，他们大概是注意的。她可以飞走，但是他们守候在机场。乘长途汽车，她又从来没有买过一张车票，也从来没有上过一辆灰狗车子。
他们既然发现她已失踪，他们一定知道她要出逃。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大学生，眼看她的情人炸得粉身碎骨、烟飞灰灭而伤心断肠。她会找个地方孤注一掷，冲出城去，他们就可以把她掐掉。
这时她对这个城市颇有好感了。它有一百万个旅馆房间，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小弄堂、小酒店和酒吧，还有波旁街、沙特街、多芬街、罗亚尔街，街上永远有人群往来行走。她熟知这个城市，她可以在一家家的旅馆里过上几天，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她不知道可以住到什么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她只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不断迁移是聪明做法。她可以早晨不上街去，那时就好睡觉，她要换掉衣帽和墨镜。她要开始吸烟，口里叼一支。她要继续迁移，直至她迁移不动为止，到那时就要离开。吓得要死，这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得不断地动脑子。她得活下去。
她想到过打电话给警察，但是现在还不能打。他们要写下名字，保存记录，这些都是有危险性的。她想到过打电话给托马斯在莫比尔的兄弟，但是在这个时刻那个伤心的男人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情给她帮助。她想到过打电话给院长，但她怎么解释得清楚那份案情摘要、加文·维尔希克、联邦调查局、汽车炸弹、罗森堡和詹森、她自己的逃亡，并且使别人听起来觉得可信。别提院长了，她根本不欢喜他。她想到过打电话给几个法学院的同学，但是到处都有人谈论，到处都有人偷听，他们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偷听别人议论可怜的卡拉汉。她想要跟她最要好的朋友艾丽斯·斯塔克谈。艾丽斯为她担心，艾丽斯会去找警察，告诉他们她的好朋友达比。肖失踪了。她明天要给艾丽斯去电话。
她打电话要餐厅把饭菜送到房间里来，她要了墨西哥生菜和一瓶红葡萄酒。她要把酒喝光，然后拿着梅氏气体坐在椅子上，注意看好房门，直到她睡着。
18
格明斯基的豪华汽车在卡纳尔街上来了一个放肆的马蹄形大掉头，好像这条街道归它所有，然后在喜来登饭店门前来了个急刹车。后座的两边车门同时飞开。格明斯基头一个出来，他的三个助手紧跟而出，他们都拎着公文包快步随行。
时间将近凌晨二点，局长显然有急事在身。他没有在正门的接待桌前停步，而是直趋电梯，助手们跟着他跑。他们乘电梯上了六楼，谁都不开口说话。
他的三个探员等候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其中的一个人开了门，格明斯基只顾朝里面闯而不打一声招呼。助手们把包丢在床上。局长脱掉上衣丢在椅子上。
“她在哪儿？”他突然向一个名叫胡膝的探员发问。另一个名叫斯旺克的拉开了窗帘，格明斯基走到窗前。
斯旺克指向马里奥特饭店，街道对面，相距一个街区。“她在十五楼，离开街面的第三个房间，灯光还亮着。”
格明斯基朝马里奥特看着。“你能肯定吗？”
“是的。我们看见她进去的，她用信用卡付的钱。”
“可怜的孩子，”格明斯基说道，离开窗口。“她昨晚在什么地方？”
“在罗亚尔街的假日旅馆，用信用卡付的钱。”
“你们看到有人跟踪她没有？”局长问道。
“没有。”
“我要点水，”他跟一个助手说，助手立即奔向冰桶搅响了冰块。
格明斯基在床沿坐下，捏紧手指头，每一个指节都捏出了响声。“你觉得怎么样？”他问胡滕，三个探员中最年长的一个。
“他们在追寻她。他们连石头缝里都要找。她在使用信用卡。她活不了48小时。”
“她可不见得那么蠢。”斯旺克插话。“她剪短了头发，把它染成黑色。她不断迁移。看得出来，她不打算马上离开本市。我相信72小时内他们还找不到她。”
格明斯基小口喝水。“这就表明她的小小摘要命中了要害。这也表明我们的朋友现在是个垂死挣扎的人。他在哪儿？”
胡滕立即回答：“我们毫无所知。”
“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没有露面已经三个星期了。”
格明斯基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拿起一把房门钥匙。“你想该怎么办？”他问胡滕。
“我们要逮住她吗？”胡滕问他。
“这可不容易，”斯旺克说道。“她可能有枪，会伤人。”
“她是个吓坏了的孩子。”格明斯基说道。“她是老百姓，不是黑道中人。我们不能随便到马路上去抓老百姓。”
“那她就活不长了。”斯旺克说道。
“你怎么去逮她？”格明期基问道。
“有几个办法，”胡滕回答。“在街上抓住她，或者到她的房间去。如果我马上离开这里，不消十分钟我就可以进入她的房间，没有太大的困难。她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
格明斯基在房间里慢谩踱来踱去，大家都看着他。他看了一眼手表。“我不赞成去抓她。让她睡上四小时，到6点钟跟她会面。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我需要逮住她，我也可以让你去干。好吗？”
他们点头服从。
酒起了作用。她在椅子上打瞌睡，于是便上床去沉沉入睡。电话响起。床罩挂到地板上去了，她的两只脚在枕头上。电话响着，眼皮粘连在一起。脑子完全麻木，失落在梦乡里了，但是脑子深处的某一个深穴中还有点起作用的东西，告诉她电话在响着。
她的眼睛张开了，但是看不见东西。太阳已经升高，灯光亮着，她看着电话机。不对，她没有吩咐过打电话唤醒她。这一点她想了一秒钟，然后便很清楚了。不是唤醒电话。她坐在床沿，听着电话响。五次、十次、十五次、二十次。它还不停。可能号码错了，但是错号响二十次就停。
这不是错号。迷迷糊糊的脑子开始清楚了，她移近电话。除了登记处的职员或者负责送饭到房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这个房间。她打电话要过食物，没有打过别的电话。
电话声停了。好，是错号。她走到浴室，它又响了。她数着。响了第十四次后，她拿起听筒。“喂。”
“达比，我是加文·维尔希克。你没事吗？”
她在床沿坐下。“你怎么知道电话号码的？”
“我们有办法。听我说，你——”
“等一下，加文，等一下。让我想想。信用卡，对吗？”
“对啦。信用卡，纸上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的人，达比，是有办法的。这不是大难事。”
“那么他们也办得到。”
“我想是的。住小旅馆付现钞才行。”
她的心头一沉，翻倒在床上。这么回事。不困难。纸上的线索。她可能被他们根据纸上的线索杀掉。
“达比，你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她看看门上链条是不是插上。“是的，我在听。”
“你安全吗？”
“我想是的。”
“我们知道一些情况。明天三点钟在校园开追悼会，接着在市内进行葬礼。我和他的兄弟谈过，他们家人要我参加抬灵柩。今天晚上我就到那里。我想我们应该会面。”
“为什么我们应该会面？”
“你必须相信我，达比。你的性命危在旦夕，你必须听我的话。”
“你们一伙人想干什么？”
停顿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沃伊尔斯局长怎么说？”
“我还没有跟他谈话。”
“这是怎么回事，加文？”
“我们眼前还没有采取行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加文？说给我听听。”
“因此我们需要会面。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
“我们在电话里交谈非常方便，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这么着吧，加文。”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他觉得很委屈。
“我要挂掉电话了，好吧。我不欢喜那样。如果你们一伙人知道我在哪儿，那么说不定走廊里也有人在等我。”
“别胡说，达比。你该用脑子想一想。我知道你的房间号码已经一个小时，除了给你电话什么也没干。我们是在你的一边，我发誓。”
她考虑了一下。有道理。但是他们这么容易就找到她了。“我在听着。你还没有跟局长谈，联邦调查局又不采取行动，这都为了什么？”
“我不很清楚。他昨天决定不要查究鹈鹕案卷。还发出指示把它搁在一边。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实在不多。他知道托马斯吗？他知道我本来是要跟托马斯一起死的吗？他知道因为我写了这个摘要，托马斯把它给了你这个法学院的老同学，48小时之后他们就要杀死我们两个人吗？天知道他们是什么鬼东西。他知道这一切吗？加文？”
“我想不会。”
“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不知道。”
“那么，听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托马斯被杀害是由于这个摘要？”
“也许吧。”
“那就等于说是的，不是吗？”
“是的。”
“谢谢。如果托马斯因为案情摘要而被杀害，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他。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杀了托马斯，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罗森堡和詹森。对吗？”
维尔希克说不出话。
“就说个是吧，活见鬼！”达比大喝一声。
“我还得说也许。”
“好啊。一个律师说出‘也许’，意思就和‘是’一样。我知道你能说的也就是这句话了。这个‘也许’可是非常强有力的，然而你却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对我们的小小的嫌疑犯不予追究。”
“定下心来，达比。让我们今晚会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可以救你的命。”
她把话筒小心地放在枕头下面，走出洗澡间，她刷了牙齿，也刷了刷剪剩的头发，然后把盥洗用品和洗换衣服装进一个新帆布包。她穿上风雪大衣，戴上帽子和太阳镜，轻轻把门关好。走廊上没人。她走上两层楼梯到十七楼，乘电梯到十楼，再装着没事一样走下十层楼梯，来到大厅。楼梯的门离开厕所不远，她立即进了女厕所。大厅里似乎没有人。她走进一间便座，锁上门，等了一阵。
星期五早晨，在法国区。空气凉爽清洁，没有食物和邪恶的残余气味。上午8点钟——没到人们上街的时间。她步行了几个街区，使她的头脑清醒起来，计划一天的行动。杜梅因街上，靠近杰克逊广场，她找到一家从前见到过的咖啡馆。店里几乎没有顾客，最里边有一只付费电话。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放在靠近电话的一张桌上。她可以在这儿说话。
维尔希克不到一分钟就接到电话。“我在听呐，”他说。
“你今晚待在哪儿？”她问道，注意着门口。
“希尔顿，在河边。”
“我知道它在哪里。今晚深夜或明天一早我给你电话。别再追查我的下落。我现在用现钞，不用信用卡了。”
“真聪明，达比。要经常迁移。”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了。”
“不会的。你们那边能买到《华盛顿邮报》吗？”
“也许买得到。为什么？”
“快买一份。今天早晨的，有好消息，关于罗森堡和詹森以及谁干的。”
“我等不及了，我会再给你电话。”
第一家报摊没有《邮报》。她弯弯绕绕朝卡纳尔街走去，不露行踪，注意身后，经过圣安街，沿着罗亚尔街的古董铺，穿过比思维尔街两边的下流酒吧，最后来到法国区，经过迪凯特街和北彼得斯街。她走得很快，却又若无其事。她显出一副办事情的神气走路，目光在太阳眼镜后面朝四面扫射。
她买了一份《邮报》和《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在世界咖啡馆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
头版引述秘密的消息来源，这篇新闻报道了卡迈尔的传奇及其突如其来地卷入凶杀中去，报道说他早年为了信仰而杀人，但现在纯粹是为钱而干此勾当。一位退休的情报专家是这样猜测的，这位退休专家同意直接引述他的原话，但是绝对不得透露身份。两张照片的形象模糊不清，但是并排刊登出来，显得阴森可怖。他们不像是同一个人。但是专家声称他是个无法辨认的人，没有人照得到他的相也十多年了。
一个服务员最后走过她的桌旁，她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只硬面包圈。专家说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国际刑警认为在六个月前他还杀过人。专家不相信他会乘坐商业航班。联邦调查局把他列为嫌疑犯名单的首位。
她慢慢翻开新奥尔良的报纸。托马斯没登上第一版，他的照片和长篇报道都在第二版。警方把此案列为杀人案件，但是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得下去。爆炸前不久有人看见一个白人妇女在那里。法学院的院长说全院师生都感到震惊。警察当局三缄其口。追悼会明天在校园举行。院长说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误杀，如果这是谋杀的话，那就显然是杀错了人。
她的眼睛湿了，突然间她又感到害怕，也许这纯粹是一次误杀。这是一座暴力的城市，有的是疯子，也许有人搭错了线，找错了一辆车子，也许根本没有人在暗中紧跟她。
她戴上太阳镜，看着他的照片。照片取自法学院的年刊，脸上还带着他当教授的那副傻笑。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真的是一表人才。
星期五早上，格兰瑟姆关于卡迈尔的报道使华盛顿像是受了电击一样。报道没有提到通告，也没有提到白宫，所以京城里面最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消息来源的猜测。
这个争论在胡佛大厦里面尤为热烈。局长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