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杜根，身高6 英尺。”
“加厚了鞋跟，先生。你穿上特制的皮鞋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娱乐界有不少矮个儿出自虚荣心都是这样干的。何况在领取护照的柜台旁根本不会有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同意，“厚跟皮鞋。格尔索普，头发，棕色。这一点意义不大，浅棕色也是棕色，栗棕色也是棕色，从相片上看来，他的头发似乎是深棕色的。
杜根也自称是浅黄色的。“
“这完全可能。一般说来，照片上看一个人的头发总是会稍微深一些的。这要根据拍照的光线以及其他原因，再说他还可以把头发染成浅黄色的，变成杜根的头发颜色。”
“好，我同意。格尔索普，眼珠颜色，棕色。杜根，眼珠颜色，灰色。”
“他戴上隐形眼镜，这太容易了。”
“好。格尔索普年龄37岁了，杜根年龄到4 月间是34岁。”
探员解释说：“他必须得写34岁，因为这个真的杜根，两岁半时在车祸中死亡，是1929年4 月生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一个37岁的人，他的护照上写着34岁，这是没有人会问的，人们总是相信护照的。”
托马斯比较着这两张照片。格尔索普看上去身体重些，脸部丰满些，比较强壮。
变成杜根以后，他需要改变他的外貌，也许他在第一次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见面时已经改变了。在这以后，他一直以杜根的外貌出现，包括在领取假护照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得有本领化装成另一个人；为了避免让人识别出来，也许要化装几个月。也许就是用了这样狡猾的方法，格尔索普才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局里都没有他的犯罪档案。如果没有加勒比地区的酒吧间的谣言，他们就根本注意不到他。
但是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头发染过了，而且戴上了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了一点，还穿上厚底皮鞋。
托马斯把社根的外貌连同护照号码和照片，用电传送往巴黎。他看了一下表，估计在凌晨2 点钟时，勒伯尔就可以收到。
探员松了一口气，说：“从现在起，就要看他们的了。”
托马斯不同意地说：“不，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到各航空公司、各海峡渡口以及通往大陆的火车站的售票处去调查。我们不仅仅要找到他现在是谁，而且要找到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死亡登记处的电话来了。他们查完了剩下的所有的护照申请书，都没有问题。
托马斯对着电话说：“好，谢谢那几位值夜班的办事员，你们全体明晨8 点半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一个警士拿着那家小商铺老板的口供进来了。这个老板已经被送到警察局进行审讯。托马斯很快地看了一下这份口供，和刚才特警处探员在电话中给他讲的差不多。
托马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依据拘留他，告诉帕丁顿分局，让他回去吧。”
警士答应了一声出去了。
托马斯在软靠背椅上往后一靠，想睡一会儿。
这时候，已经进入8 月15日了。
十六
夏伦尼男爵夫人站在她自己的房门口，转过身来面对着送她回来的英国人。在昏暗的走廊里，她看不清他的面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个黄昏她过得分外的愉快。她还不能决定她是否坚持这次邂逅到她房门口就结束，在过去的一小时中她始终在想着这个问题。
一方面，虽然她过去也曾经有过风流韵事，但她到底是一个有身份的已婚妇女。
在乡间的小旅舍里过一夜，不能轻易地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勾搭上手。另一方面，她目前的年龄也正是最容易受诱惑的，她自己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她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高处的巴塞罗尼特的军事学院度过了一天，她是来参加她儿子的授衔仪式的，他新近被晋升为他父亲的老团队——阿尔卑斯猎手团的少尉。
尽管她是这一仪式上最迷人的母亲，但是当她看着她的儿子接过军官肩章成为法国的一名陆军军官时，她不禁感到震惊，因为这使她充分意识到她差不多是40岁的人了，而且是一个已经成人的儿子的母亲。
虽然她看起来要年轻5 岁，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但是一想到她的儿子已经20岁，而且现在说不定正在胡搞女人，再也不回家来度假，而是常到家庭别墅周围的森林中去打措等等，她就感到茫然，不知现在该做些什么。
她领受了那个咋咋呼呼的老上校、军事学院院长煞费苦心地向她表示的殷勤，领受了她儿子的那些脸颊鲜红的同学投来的倾慕的目光，但突然间感到非常寂寞。
她几年前就已知道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因为男爵在别尔波魁与卡斯特尔之间疲于奔命地追求那些洋娃娃似的巴黎少女，从来不到别墅来度假，甚至役有来出席他的儿子的授衔仪式。
因此，当她驾着家用的轿车从阿尔卑斯山巅来到嘉普的一家乡间旅馆投宿一夜时，她是漂亮、温柔而孤独的。现在，除了像军事学院上校那样的多情老头子的垂青，或者跟男孩子们能令人满足的调情而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指望了。如果她今后惟一可做的只是献身于慈善事业，那可真是完蛋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呢！
然而，在巴黎，跟老是迫在少女们屁股后面的阿尔弗列德在一起也是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半个社会在嘲笑他，而另半个社会在讪笑她。
在休息室里喝咖啡时，她曾为未来而感到茫然，并热切地渴望有人会跟她说，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而不单纯是男爵夫人。正在这时候，那个英国人走了过来，提议说，旅馆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能否来同她一起喝咖啡。她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惊讶得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刚开始时她很生自己的气，但是10分钟后，她已不后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毕竟只有33至35左右——这是她估计的年龄，这正是一个男人的大好时光。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却说得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语；他的相貌还算得上漂亮，并且很讨人喜欢。他巧妙的恭维使她感到舒服，她甚至还挑逗他这样做，所以当她站起身来，说她明天必须很早动身的时候，已经快到午夜了。
他伴送她上楼，在楼梯平台的窗前，他指给她看窗外那沐浴在皎洁月光下的一片林木葱郁的山坡。他们停了一会儿，凝望着那一片熟睡的村野。她朝他瞥了一眼，发现他没有望着窗外，而是盯着她那被月光映照得雪白的两个乳峰间的深谷。
当他觉察后，笑了，并凑近她耳边喃喃地说：“月光甚至使最文明的人也变成原始的了。”她转身走上楼梯，装出生气的样子，但是这个陌生人的不害臊的倾慕却在她的内心漾起了一阵喜悦的颤动。
“这是一个最愉快的夜晚，先生。”
她把手放在门把上，神情迷惘，不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吻她。在某种程度上，她希望他这样做。尽管嘴里说的是些陈词滥调，但她却能感到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正在升起。也许这不是喝了酒的缘故，要不就是由于月光下的景色，但她很清楚，她不能让今晚就这样结束。
她感觉到陌生人不声不响地用双臂搂着她，他的嘴唇压到她的唇上。它们是温暖而结实的。“这必须停止。”她内心的声音说。片刻之后，她对这一吻做出了反应，闭上了嘴。酒使她感到眩晕，这一定是酒的作用。她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胳膊把她搂得越来越紧，它们是坚硬而强壮的。
她感觉到她身后的门打开了，她挣脱开他的拥抱，倒退着走进她的房间。
“来吧，原始人！”
他走进房去，把门关上。
在伦敦，连夜再次查核了所有的档案，这次是查找杜根这个姓，收获较大。有一张卡片载明，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社根在7 月22日乘从布鲁塞尔开来的布拉邦特国际快车进了法国。一小时后，从同一边防哨来的另一报告说，经常在布鲁塞尔至巴黎的往返快车上随车工作的海关小组，发现在7 月31日从巴黎至布鲁塞尔的北极星快车的旅客名单上有杜根这个名字。
巴黎警察局送来一张填着杜根这个名字的旅馆登记卡，括号内有护照的号码，它与来自伦敦的情报上所说的那个杜根的号码相符。这就是说，从7 月22日到30日（首尾两天也包括在内）之间，他曾逗留在靠近马德伦广场的一个小旅馆里。
卡龙主张对那家旅馆来个紧急搜查，但是勒伯尔却宁愿在凌晨两三点钟去作一次悄悄的访问，并同老板聊了一阵。老板很高兴他要找的那个人8 月15日那天不在旅馆，他还非常感激警官办事周到，没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
勒伯尔命令一个便衣侦探作为一个旅客到那家旅馆去投宿，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他不准外出，以防杜很突然光临。旅馆老板很乐于合作。
“这次7 月访问，”勒伯尔在4 点30分回到他的办公室时对卡龙说，“是一次侦察旅行。他所计划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他靠在他的扶手椅上，凝视着天花板，思索起来。他为什么在一家旅馆里投宿？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在逃的“秘密军队组织”人员那样，住在某个“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的家里呢？因为他不相信“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能守口如瓶？他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他独自一个人干，谁也不信任，按他自己的方式策划他自己的行动，用一个假护照，行为举止也许都很正常，彬彬有礼，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刚刚访问过的旅馆老板便证实了这一点。
“一位真正的绅士。”他说。
一位真正的绅士？勒伯尔想，像蛇一样危障。对于一个警察人员来说，他们这种真正的绅士永远是最坏的一类。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他瞥了一眼伦敦送来的两张格尔索普和杜根的相片。格尔索普变成了杜根，高矮、发色、眼睛、年龄，也许连举止都变了。他试图想象出这个人的形象，自信、傲慢、我行我素，危险、狡诈、小心翼翼，不给人以可乘之机。他当然带着武器，但是，是什么武器呢？在左胳肢窝底下夹着自动步枪？或是一把会冲向别人肋骨的飞刀？一支步枪？但是他在通过海关的时候，他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呢？在距离总统20码以内，连妇女们的提包都要受到怀疑，在靠近总统公开露面的任何地方，携带长形包裹的男人都要被毫不客气地赶走，那么他带着这样一个家伙将怎样接近戴高乐呢？
我的上帝，那个爱丽舍宫的上校还以为他无非又是个普通刺客呢！勒伯尔知道，他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知道这个凶手的新名字，但凶手不知道这一点。那是他惟一的王牌；除此以外，一切主动权都在豺狼手里。
而这一点，在那天晚间的会议上，谁也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发现的。
如果在你抓住他以前，他得到了你对他已有所了解的风声，因而再次改变他的身份，那么，克劳德，你这小子呀，他想到，你就要费大劲啦！
他大声说道：“真是难办呀！”
卡龙抬起头来。“你说得对，长官。他无机可乘。”
勒伯尔对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平常可不这样。这一定是缺少睡眠的缘故。
窗外，月将西沉，一缕月光从揉皱的被单上缓缓地朝窗扉移动。它照亮了乱扔在门与床脚之间的地毯上的缎子衣服、乳罩和柔软的尼龙内衣。床上的两个人影在朦胧中呼呼大睡。
夏伦尼夫人仰卧在床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一只手懒洋洋地抚摩着枕在她身上的那颗脑袋的浅黄色头发。她回想起夜里的经历时，嘴唇似笑非笑地半张着。
她瞥了一眼床旁的那个小小的旅行闹钟。现在是5 点一刻。
“喂！”
他抬起头望着她。
“够啦，宝贝。两小时以内我必须起床，你也必须回到你的房间去啦。现在就去，我的小英国佬，快走。”
他听从了她的话，点了点头，一骨碌爬起来，站在地板上，四处找他的衣服。
她钻到被单下，从缠住她膝盖的一团东西中找出他的衣服，扔给他。他穿好了衣服，一只胳膊上挂着背心和领带，在半明半暗中，他低头看她，她看见他咧嘴笑时牙齿泛出白光。他在床沿上坐下，用他的右手搂着她的脖子。他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
“睡得好吗？”
“晤，晤，非常好，你呢？”
他又咧嘴笑了。“你在想什么？”
她笑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他想了一会儿。“阿历克斯。”他撒谎说。
“好啦，阿历克斯，真是非常好。但是你也该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去啦。”
他俯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那么，晚安，夏伦尼夫人。”
他走了，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早晨7 点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一个当地的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舍尔夫旅舍，下了车，走进店堂。老板已经起来，正在柜台上忙着应付旅客早晨的呼唤和把咖啡送到旅客房间去，他招呼警察。
“嘿，怎么一大早就来啦？”
“和平常一样，”警察说，“骑自行车上这儿来可远啦，所以我总是最后来你这里。”
“别说啦，”老板微笑着，“在这一带我们煮的咖啡是最棒的。玛丽，给先生来一杯咖啡。”
乡村警察高兴地笑笑。
“这是卡片，”老板说，把填写着头天晚上新来的旅客的小白纸片递给他，“昨晚只有三个新来的。”
警察接过卡片，把它们放进他腰间挎着的皮包里。
“真不值得来一趟。”他笑着说，但是仍坐在店堂的凳子上等着他的咖啡和酒，当玛丽给他端上来时，他同她开了几句下流的玩笑。
不到8 点钟，他就带着他的一皮包旅馆登记卡回到了嘉普镇的警察所。然后所里的稽查员把它们拿走，懒洋洋地翻了翻，便放在架子上，等晚些时候送到在里昂的区分局去，随后又会送到在巴黎的中央档案局。他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名堂。
当稽查员把登记卡扔进警察所的架子时，科勒特·夏伦尼夫人结了账，爬进她的汽车，向西方驶去。豺狼在楼上一直睡到9 点。
托马斯侦探长正在打瞌睡，电话铃响了，是内部对讲电话。
他看看表，正好10点钟。真糟糕，我怎么睡着了？这时他想起他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自从迪克松星期一找他以来，直到现在已经是星期四上午，他不知到底少睡了多少小时。
电话铃还在响，他拿起电话听筒：“喂？”
电话里他的探员报告说：“这位杜根是星期一早晨搭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伦敦的。他在上星期六买好飞机票。姓名没有错，亚历山大·杜根，他是用现款购买飞机票的。”
“他到那儿去？巴黎？”
“不是的，他去布鲁塞尔。”
托马斯的头脑顿时清醒了。
“好的，你听着，他可能已经走了，但也可能还要回来。再核对其他航空公司售票处，看看他是否还用这个名字买过飞机票，特别要查还未起飞的飞机票。如果他从布鲁塞尔回来，必须立即告诉我。但我想他也许不回来，我们已经让他溜出去了，他是在我们查找前几个小时离开伦敦的，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失，对吗？”
“对的。是否还应该在英国寻找这个真正的格尔索普，我们已经通知各地警察局这样做了。他们现在还不断地埋怨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