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门和法国科之间的合作。不是吗？”
“杰斯伯爵士，我的报告现在在你手里。”
“太晚了一点，先生，太晚了一点。”
劳埃德决定要进行反驳。他明白，如果他帮助托马斯而需要请示的话，也应该请示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请示杰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级是受他的下属所爱戴的，而对于法国科不通过他而责备他的下属则是很反感的。
“杰斯伯爵士，什么太晚了？”
杰斯伯望着劳埃德，显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种不愿意帮助托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个英国公民的名字写在这里，提出这个人既没有丝毫根据，更不用说证据了。你认为这样来抛出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据所提请求来说，有一个名誉的问题。”
“我认为向特警处侦探长提供一个人的名字只不过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怎么能说是抛出呢？”
杰斯伯爵士为了忍住他的愤怒，把嘴闭得更紧了。这个无礼的家伙，可又那么狡猾，必须要小心提防。他使劲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观点是要向特警处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很可敬的行为。那么你是否认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过分了呢？”
“杰斯伯爵士，你是否在问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杰斯伯爵士脸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样认为，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杰斯伯爵士，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我是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动，那么最好请你向我的上级提出意见而不要直接跟我说。”
你瞧，这个年轻家伙竟敢教训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
杰斯伯爵士生气地说：“我会向他提出的，会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为严厉地提出来。”
劳埃德一句话不说，转过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怀疑他的那位老头儿上级会责备他的。他将向他解释托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时间也很紧。如果老头儿坚持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那么劳埃德难免要挨批评，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责备应该来自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来自杰斯伯。这个混蛋的托马斯，把我扯到里头了。
然而，杰斯伯·奎格利爵士对于是否要去告这一状却犹豫不决。严格说来，他是对的，有关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情况，尽管完全埋没在早已丢弃的档案中，还是应该向上级领导讲清楚；不过不一定要向他讲清楚就是了。他作为法国科科长，只是参加听取情报处的情报汇报，而不是参加领导情报处。他可以向领导情报处的那个脾气很坏的天才（不是他选择的字眼）诉说他的不满，结果也许会使劳埃德挨一顿痛骂，也可能毁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报处首脑的反唇相讥，怪他未经允许而擅自传唤一名情报官员，那可就自讨没趣了。此外，这位情报处的领导人与最高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约克郡去打猎。
一个月以后将是主显节，他仍想届时能得到请柬。还是别管它了吧！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重新望着窗外的骑兵卫队检阅场，心里说。这天中午爵士请一位朋友在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又说：“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我估计他们一定会和法国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们别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不错，他自己也很欣赏。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客人和最高当局身边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这天下午4 点，英国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回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时，警察局长的一个私人报告和杰斯伯爵士开的这个小玩笑的新闻，几乎同时传到首相的耳边。
4 点10分的时候，托马斯侦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时间，托马斯都在设法找这个只知道叫却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按照常规，当他要查询一个已经出国的人时，他总是从护照办公室开始。
在护照办公室上午9 点开始工作时起，他就亲自去看有六个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护照申请书的影印件，他还从护照办公室拿到了六个人的照片，答应复制出来后一定都送还归档。
其中有一张护照是1961年1 月提出的，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在提出这份申请书以前从未申请过。这个情况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那么怎么会把格尔索普这个名字与多米尼加独裁者被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申请书暂时放一下。
在其他五个人中，有一个似乎太老了一些，到1963年8 月他将65岁了。其余四个是有可能的。他们是不是符合勒伯尔提出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儿特征，这对托马斯来说关系并不大，如果这六个人都不是，那就更好，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答复勒伯尔了。
这四张申请书都是有地址的，两个在伦敦，其余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问间却尔斯·格尔索普先生在1961年是否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是不够的。即使他曾去过多米尼加，现在他也可以否认的。
这四份申请书的职业栏内，没有一个人填写“商人”。
当然这也不是结论。劳埃德提出的情况只不过是酒吧间里的传闻，那时可能说这是个商人，但也可能是误传。
那天上午，托马斯打电话给外省的警察局，要他们查查那两个格尔索普。其中一个现在有工作，并且不久将带着家里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时警察到他家里查了他的护照，上面并没有1960年或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印鉴。这张护照只用过两次，一次去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达·布拉瓦。警察还到他正在工作的制造肉汤的工厂查询过，工厂说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自1961年1 月从未离开过会计处的工作岗位，而且此人在厂工作已达十年之久。
另一个不在伦敦的格尔索普当时有事离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馆里，他身边没有带着他的护照。他请警察到他的家里去向邻居借用他住宅的钥匙，并说护照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可以查看。护照找到了，上面也没有多米尼加的签证印鉴。他是一个打字机修理工，到他厂里一查询，说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厂里工作。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能证明这一，点。
在伦敦居住的两个却尔斯·格尔索普，有一个是蔬菜铺的老板，当两个便衣警察去访问时，他正在卖菜。他就住在蔬菜铺楼上，几分钟后就把护照拿了出来。和其他几个人一样，他也没有去过多米尼加。当问他的时候，这个蔬菜商告诉侦察官，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对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格尔索普的查询就比较麻烦一些。四年前他在护照申请书上写明的住址是伦敦高门区的一个公寓里，侦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员，据查此人已于1960年12月迁出，新地址则没有留下。
从护照申请书里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但这个人的名字在电话簿里也找不到。托马斯利用特警处的职权，到邮政总局去查找，知道这个格尔索普住在伦敦西区，他不愿把姓名登在电话簿上。托马斯就向该地区的选民登记处查询他的电话号码。
地区的民政机构告诉他，有一位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确实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在这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里。
接着侦察官根据探明的地址去访问他。但多次按电铃无人回答，门也锁着，附近的邻居并不知道格尔索普先生到哪里去了。当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长只好另想办法了。他要求国内税务局查明这个格尔索普的工作单位以及他在这个单位的工作经历。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静听了一会儿，他有点紧张，问道：“要找我？什么，当面谈？好的……当然，我就去，给我5 分钟时间……好，再见！”
他立即离开办公大楼走过议会广场，一路上捏着鼻子。虽然是炎热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没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
穿过议会广场，他进入唐宁街走向首相府。唐宁街照例是光线不足，因为阳光从不照到这条不显眼的小街上，而这里却有着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官邸。
在唐宁街10号门口，远处有两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门口却有一小群人，可能他们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里拿着黄色信袋进去，也可能他们正在等待着有机会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马斯走向唐宁街10号的边门，经过一块草地，他按了下门旁的电铃，门开处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警官，一见他便向他行礼。
“你好。哈罗比先生要我告诉你直接到他房里去。”
詹姆士·哈罗比，也就是刚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队长，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龄更年轻些。他虽然只念过中等学校，在警察方面却于得非常出色，然后调到唐宁街来。他跟托马斯一样，也是个警长。托马斯进屋时，他站了起来。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说着他向警官点头示意，警官出去后把门关好。
托马斯问：“到底有什么事？”
哈罗比惊奇地望着他。
“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15分钟前，首相给我打电话，提出你的名字，并说他有事想找你当面谈，而且要你立即来，你想得起来有什么事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哈罗比拿起桌上的听筒要了首相的电话，说：“首相，我是哈罗比。托马斯警长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放下电话听筒，对托马斯说：“直接进去，快些去，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有两位部长还在外面等着呢！”
哈罗比引他走出办公室到了过道里，带他到过道尽头的用绿色粗呢包着的大门里去。一个男秘书走出来看见他们俩，往回退了一步并把门打开。
哈罗比让托马斯先进去，接着说：“首相，托马斯警长来了。”然后他自己出去并轻轻地把门关上。
托马斯觉得这个办公室非常安静，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华，随便放着一些书籍和报纸。墙上有木板护壁，还有一股烟的味道，这不像是一间首相的办公室，倒像是大学教授的书房。
站在窗前的人转过身来，说：“你好，警长，请坐。”
“您好，首相先生。”托马斯选了一张书桌旁的直背椅子，坐在椅子边上。他从未有机会和首相靠得那么近，现在给他印象较深的是首相那双忧虑的眼睛以及下垂的眼帘，很像一只刚跑完长距离的警犬似的。
首相走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房间里一片寂静。托马斯听到过一些有关白厅的谣传，说首相的身体不那么好，以及不久前首相刚处理完一件麻烦的桃色事件，这件事到现在还是民众最普遍的谈话资料。即使如此，托马斯对于坐在他对面的首相看上去如此疲惫也感到惊讶。
“托马斯警长，我注意到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侦察工作，这是根据法国警察署的一位高级侦探昨天从巴黎打来电话提出的要求进行的？”
“是的，首相先生。”
“这个请求说明法国保安人员要找一个人，一个职业刺客，他可能是‘秘密军队组织’雇用的，准备在法国执行一件任务？”
“首相，实际上他没有说得那么多，他们的请求是向我们探询是否知道有这样一类职业刺客的线索，并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我们提供意见。”
“虽然如此，你能推论出他们提出请求的原因吗？”
托马斯轻轻地耸一下肩膀，说：“跟您一样，首相先生。”
“的确这样。我想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的。此外，警方要找的这类人，如果真的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那么他的目标又是谁，你能推论出来吗？”
“首相，我想法国当局是怕这个刺客企图谋杀法国总统。”
“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不是第一次，首相，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首相望着他面前的文件，好像在他任期将届满的最后几个月，这些文件可以为将发生的大事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似的。
“你明白吗？警长，在我们国家里有这么几个人，显然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几个人，非常关心你正在查询的事。如果你没有全力以赴，那他们是很不偷快的。”
托马斯感到很惊奇，他说：“是这样的，首相。”他奇怪的是，首相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新闻的。
“现在请你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的查询工作进行得如何？”
托马斯从最初的情况说起，简单明了地说明这件事如何从罪犯档案馆转到特警处，以及他与劳埃德的谈话，提出一个名叫格尔索普的名宇和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说完以后，首相站起来，走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阳光照耀着的铺着青草的庭院。他双肩下垂，看了好一会儿。托马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或许他想起那个身材高大的法国总统，目前正在离此地300 英里的他自己的国家里主持工作。他们两人曾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滩上一同散步和交谈，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不少事，而这许多事，并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或许他在想，那位在八个月以前进入爱丽舍宫，目前坐在富丽堂皇宫廷的总统曾经用响亮的声音阻止了不列颠帝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这是一件与英国首相政治生涯至关密切的事，但是首相希望通过今天这件事给法国政府帮点忙，以便在他退休之前进入欧洲“共同市场”。
或许他想到在过去几个愁苦的岁月里，当时为了一个拉皮条的人和一个高级妓女所揭发出来的情况，几乎使目前的英国内阁倒台。他是一个年迈的人了，在他自己生长的世界中，有他自己的善与恶的标准而且毕生奉为宗旨。但是现在的世界变了，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见解，他是属于过去的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标准，对于这些新的标准他认识得很模糊，而且不喜欢。
望着阳光照耀的草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前景如何。一次外科手术可能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紧接着的是他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休，这个世界就该移交给年轻一代了。但是否要移交给那些老鸨和荡妇，或者奸细和刺客呢？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他的双肩逐渐坚挺了起来，他转过身来。
“托马斯警长，我希望你明白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挚友。如果他本人有任何危险，而危险恰恰是来自我们这个岛上的公民，那么这件事必须加以制止。从现在起，你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查询，我立刻就亲自通知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为你提供一切条件。你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将不受任何限制，你如果需要谁来帮助你，不论是谁，都可以把他调到你的单位去。你如果需要进行深人调查，可以到任何单位去调阅卷宗，我将亲自下命令。你必须毫无保留地与法国当局合作，不论法国人所要找到人是谁，他也许不一定是我们的公民或者在我们的土地上策划这个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