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之中，有人用不准确的“军事情报六处”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贝利·劳埃德。
现在，这两个人约好8 点到9 点之间，在河边一家安静的酒馆里喝一杯。托马斯买了酒以后，他们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但是劳埃德猜得出，这位特警处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谈谈两个月后才开始的球赛季节而约他到河边酒店来的。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酒，心不在焉地互道“干杯”。托马斯点头示意到外边通向码头的平台上去，外面比较安静，一帮青年男女已经喝完酒去吃晚饭了。
“碰上问题了，伙计，”托马斯开了头，“希望你能帮帮忙。”
劳埃德说：“好吧，只要办得到。”
托马斯说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档案局、特警处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绝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类，你明白吗？他可能只在国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许情报处注意过他呢！”
“情报处？”劳埃德安详地反问一句。
“得了，得了，贝利。有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要多知道点儿事吧！”托马斯的声音犹如耳语。从背后看，他们这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像是越过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南岸的灯火。
“我们在搞布雷克案件时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员的真实身份都叫我们偷看到了。你也是一个，对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劳埃德说。
“你看，在公园里我只是布列安·托马斯。可是我同时又是特警处的侦探长，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隐姓埋名啊，你说是吗？”
劳埃德望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现在还办不到。法国方面是勒伯尔对曼林逊的非正式要求。他从中央档案局里找不出什么来。他回答说他帮不上忙，但他又告诉了迪克松。迪克松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
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 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分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
“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 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磷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缓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后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在法国巴黎内政部长会议室里出席了第一次进度汇报会。
出席的人和24小时前相同。内政部长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门首脑分坐在桌子两边。克劳德·勒伯尔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长略一点头，会议便开始了。
他的秘书长桑根纳蒂最先发言。他说，这一天一夜以来，法国每个边防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令，彻底搜查一名进入法国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别要检查护照，并由边防检查站官员在海关关口查看以防伪造（对此，边防检查站首脑点头表示承认）。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和商人可能会议论海关突然增强戒备一事，但不会使任何遭到检查的对象意识到全国各关口的目标都是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提出问题，即以常规抽查来答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建议考虑采取突然行动，把罗马“秘密军队组织”
的三个头目中抓起一个来。外交部出于外交上的原因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豺狼行动的内情；而外交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虽然他明白内情。这样一来，就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保安总局的纪搏将军说，他们的档案经过彻底的查阅，除了“秘密军队组织”
及其同情者外，没有发现有关任何政治刺客的情况。
情报局局长说，对法国刑事档案清查的结果也是同样。不仅对法国人查阅的结果是如此，对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下手的外国人中，查阅也未获结果。
边防检查站首脑开始汇报。他说，今天上午7 点半，在北火车站附近邮局，截获了一个打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所住的旅馆的电话。自从八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里出现后，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便奉命报告所有打给这一号码的电话。今天早上，这个值班员反应迟钝，直到接通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列在单子上的号码，这才呼叫边防检查站。幸而他还有监听的常识。电话内容是：“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死前说了话，结束。”
几秒钟内，全室一片寂静。
“他们怎么发现的？”勒伯尔从桌子的另一端不动声色地发问。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除了罗兰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罗兰清晰地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大家的视线又转向行动分局首脑。
罗兰上校从沉思中迅速回到现实。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引离罗马，我们用了一个诱饵，一个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外号若若的老朋友。他有老婆和女儿。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拘留，一直到科瓦尔斯基落网，然后放他们回家。我想从科瓦尔斯基那儿要的是他那些头子的情况。那时候，没有任何有关豺狼行动的线索。当时也没有理由不让他知道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了。当然，后来事态有了变化，一定是这个波兰人若若透信给那个瓦尔米了。很抱歉。”
勒伯尔问：“边防检查站的人在邮局抓住瓦尔米没有？”
边防检查站的人说：“没有，我们只差了两分钟，这得归咎于那位接线员的愚蠢。”
森克莱上校突然冲口而出：“纯粹是一连串的无效劳动。”好多双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纪博将军说：“我们针对着一个未知的敌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进。假如上校自告奋勇接管这一行动计划，承担其一切责任，那么不妨……”
来自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看着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们比保安总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为重要。他已经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是不明智的。
这时，内政部长开口了。“从某一方面看，他们知道雇用的枪手走漏了风声也许反而好些。他们现在必定会终止这一行动吧？”
森克莱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言，接嘴说：“当然，部长说得有道理。他们再干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吗？他们一定会让这个人住手的。”
“他并没有真的漏气了。”勒伯尔平静地说。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这一警告也许只会促使他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比如伪造证件、化装……”
由于部长的话而产生的乐观情绪现在又消失了。罗杰·弗雷伊以尊重的目光望着小个子侦探。
“先生们，我想我们该听听勒伯尔的报告了。归根结底，这次清查是由他负责的。我们坐在这儿都是为了尽量协助他。”
在部长的敦促之下，勒伯尔概述了一下昨晚以来他所采取的步骤；在清查了法国档案后，他更加深信这个外国人如果有案底，那也只可能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档案上。他已向国外发出查询要求，用国际警察组织的直通电话同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通了话。
勒伯尔最后说：“他们的答复在今天白天陆续到达。结果如下：荷兰，没有。
意大利，有几个已知的合同杀手，但全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缜密的了解透露出卡拉比涅利和罗马黑手党首领之间有誓约，即黑手党的任何杀人凶手除执行命令外，绝不进行政治暗杀，而黑手党是绝不参与杀害外国政治家的。“勒伯尔抬头看看在座的各位，”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英国，什么也没有，但常规查询已转到另一部门，特警处将进行进一步检查。”
“一如既往，慢条斯理。”森克莱屏着气低声嘟嚷着。勒伯尔听到这话又抬头看看。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是一丝不苟的。不要低估了苏格兰场的能力。”他接下去念报告。
“美国方面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据地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际大军火商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后来是驻加勒比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在猪湾事件之前，由于在斗殴中打死一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而被开除。这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队伍的。于是，这个美国人就被军火商招去了，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军火商向猪湾人侵部队非官方地提供武器。后来他的主子在军火生意中的两个对手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干的。军火交易是一个玩命的买卖。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查尔斯·亚诺德，外号‘丘克’，联邦调查局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考虑的第二个嫌疑人员是一个叫马科·维特列诺的人。他以前是纽约黑帮头目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的私人保镖，这个头目1957年10月在理发时中弹身亡。他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出美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企图混人当地的黑社会中，但没有成功。联邦调查局认为，如果他已经穷途潦倒，那么他有可能被某个外国团体雇用；如果价钱合适，就可能去干杀人的勾当。”
房间里一片寂静，十四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比利时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叫尤里·贝隆吉的精神病杀人者，原来在加丹加是冲伯的一员大将。1962年被联合国从加丹加赶了出来。由于在比利时他还有两件杀人的悬案未结，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时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计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时警方正在进一步查明他的去向。
“西德也有一个可能性，汉斯迪特·凯塞尔，一个纳粹党卫军少校，有两个国家把他列为战犯。战后改名换姓住在西德，是纳粹分子一个地下组织的雇佣枪手。
据说西德有两个战后进入政界的左翼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加强对战争罪犯审讯而被暗杀，他有重大嫌疑。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就是凯塞尔，由于身份暴露，他逃到西班牙。
据说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住在马德里。“
勒伯尔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带说明一下，此人的年龄似乎已经不适宜于这样的工作，他现在已经57岁。”
“最后是南非，也有一个嫌疑分子，一个职业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
在南非他没有犯案，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头等的射击手，善于击中一个特定的目标。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后逃出刚果，估计他仍在西非某个地方。
南非的特种工作部正在进一步清查。“
勒伯尔暂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围，在座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他接着用恳求的语气说：“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情报都仅仅是可能，我只是试着和七个国家联系，而这个豺狼可能是个瑞士人、奥地利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人。
七个国家中有三个说没有可疑的人，这也可能是错的，豺狼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时的、德国的或者美国的，没有人知道。
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现一个突破。“
森克莱又说话了：“单纯靠希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勒伯尔很有礼貌地问道：“那么上校是否有什么新的建议？”
森克莱冷冷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得到警告后已经撤销他的任务了。在他的阴谋被揭露后，这个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们的总统。况且罗丹和他的同伙一定给了这个人不少钱，他们会向他要回这些钱并且撤销这次行动。”
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