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使用柜台的电话，要给他接64号，也就是舒尔茨的房间。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又走上楼梯。他在那里待了些时候，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
舒尔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离去。
“职员对那位傍晚的来访者只能作如下的描绘：身材修长，年龄难以确定，五官显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带着墨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浅黄色的头发相当长，由前额向后梳。”
“是否把那个职员找来，帮助我们给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画个像？”警察局长帕彭在问。
罗兰摇摇头。
“我的——我们的特工人员当时是扮成维也纳的便衣警察。幸好，他们当中有一人还可以冒充维也纳人。不过是伪装，不能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询问那位职员的工作还非得在旅馆柜台上进行不可。”
“我们还需要更详尽的外貌特征。”中央档案局的首脑说。“提到什么名字了吗？”
“没有。”罗兰说。“你刚才听到的就是对旅馆职员进行了三小时询问所得到的结果。每一点都是经过一间再问，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没办法搞到一张画像，他现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说就是最详尽的了。”
“你难道不能像对阿古那样把他抓来，让他弄出一张巴黎刺客的图片吗？”森克莱上校问。
部长插话了。
“可不能再那样抓人了。德国外交部对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还没有消气呢！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当然，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办法来抓旅馆职员呢？”边防检查站的首脑提出了建议。
马克斯·费尼静静地说：“任何一个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的人的画像，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把在两个月以前，仅仅在20秒钟内所得到的印象画出一张画像，即使我们有幸抓到这个人，我们也无法肯定。很可能有50万人和这张画像上的脸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会被错抓的。”
杜克勒说：“有一个科瓦尔斯基，他已经死了。虽然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了，但是也很有限。现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个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罗马的旅馆里，是否可能想办法把其中一人抓到这里来？”
部长再一次摇摇头。他说：“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是不允许的。意大利政府是会暴跳如雷的。更何况要在与政府机关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够成功，还是值得怀疑的。”
纪博将军抬起头来，望着参加会议的人说：“根据我们的特工人员的报告，经过他们长期的日夜监视，对罗丹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保护网，已经有了实际的了解。这个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有八个第一流的前外籍军团的枪手保卫着他们。如果科瓦尔斯基没有人接替，那么还有七个。所有的楼梯口、电梯、太平门口以及屋顶，全部由这些人守卫着。如果想抓住其中一个人，而且是活的，那么就需要经过一场相当规模的枪战，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弹，或者机关枪。从那儿到法国北部，相距500 公里，再加上意大利人还要从中捣乱，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带出那个国家，谈何容易。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拥有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行家，但他们也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房间里又开始陷入沉默。
部长说：“先生们，还有其他建议吗？”
“这个豺狼必须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莱上校说。其他在桌边围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扬了扬眉毛，没有开口O “那的确是十分清楚的。”部长在会议桌的一端轻轻地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的任务嘛，”森克莱气派十足地宣布说，“如果谁也承担不了的话，归根结底还是该由总统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子来承担吧。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有几位特工部门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心情，闭上了眼睛。杜克勒队长瞪了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话，森克莱这回就该马上倒毙了。
“难道他不知道老头子听不进去吗？”纪博压低了声音向罗兰气呼呼地发牢骚说。
罗杰·弗雷伊抬起眼来，和这位爱丽舍宫侍臣的两眼正对着，他表明了他为什么是一位部长。
“当然，森克莱上校是完全正确的。”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职责。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万一某一部门承担了摧毁这一阴谋的责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办法又不巧地使情况泄漏出去，违反了总统的意愿，那么这个办坏了事的负责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
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的这种威胁的气氛，比布维埃烟斗中冒出的使人讨厌的蓝烟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莱瘦削苍白的面孔显而易见地变得紧张了，他的两眼也露出忧虑的神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统卫队的活动余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总统本人身边。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就不是我的人员在不影响主要职责的情况下所能承担的。”
没有人反对他，因为各个部门的首脑都意识到总统卫队首脑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没有人希望部长的目光会落在自己身上。罗杰·弗雷伊环绕会议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远远那头为烟雾所笼罩的刑警大队长布维埃身上。
“你怎么想，布维埃，你还没有开过口呢！”
这位侦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队长安逸地在嘴里含着烟斗，让他那最后一口浓烟直接吐在正好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森克莱上校的脸上。他很平静地讲出他的看法，就像在叙述刚才发生过的一件极为简单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长，特工机构已经不可能通过他们渗透到‘秘密军队组织’里面的侦探摸清这个人的情况，因为即使‘秘密军队组织’里的成员，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行动分局也不能破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破坏谁。边防检查站不能在国境线上截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逮捕谁。而档案处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档案材料。还有，共和国保安部队也无从追踪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为他们不知道拘捕谁。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系统，都因为没有这个人的姓名，而陷于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没有找到这个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没有完成，那么其他的建议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这个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护照。有了护照，就可以逮捕他。
但是我们要找这个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么这纯粹是应该由侦探来搞的工作。“
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烟斗又塞进嘴里。他所说的话，坐在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细细捉摸。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不同意见。
坐在部长旁边的桑根纳蒂慢慢地点点头。
部长问道：“那么谁是法国最好的侦探呢？”
布维埃在放下他的烟斗之前，考虑了几秒钟，然后说道：“部长先生，法国最好的侦探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伯尔。”
内政部长果断地说：“把他召来。”
十
一小时后，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劳德·勒伯尔走出了会议室。
在那里，他花了50分钟的时间倾听内政部长对当前任务的情况介绍。
刚进屋的时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的首脑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维埃之间。一在其他十四个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读完了罗兰的报告，一边看，一边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阅读完报告后，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为什么要召他来呢？
接着部长就开始讲话了，既不是商量的语气，更不是请求的口吻，而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接着是一篇冗长的提要。部长要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得一切情报；在座各位代表的每个单位的人员，都要听候他的调遣，所需费用将是无限制的。
部长的讲话几次提到要求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国家最高领导的要求，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沉重，他们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真正感到无从下手。截至目前，既没有罪行，也没有线索和证人，只知道“秘密军队组织”的那三个人，却又无法和他们对话；除此之外，对于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还只是一个代号，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克劳德·勒伯尔自己知道，他过去是一个精明的警察，他被认为是一个好警察，稳健、精明强干，而且做事有条有理。偶尔，他也会闪烁出灵感的光辉，这正是一个优秀警务人员转化为杰出侦探的必要条件。但他从不忽略这样一点，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动声色的查询、审核和复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直到最后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为一张使案犯终于难逃的罗网。只有这样来办案才不至于只给报纸提供一个大标题，才经得住法庭的审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个有点事务主义的人，一个厌恶虚名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从未举行过他的同事们赖以扬名的那种记者招待会，但他却稳步高升，连连破案，不断收押罪犯。三年前，当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的职位空缺时，甚至其他候补的人也同意勒伯尔出任。他在凶杀处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良好、稳定，三年来捕人从未有过失误，只有一次由于一个技术性细节，被告被宣判无罪。
作为凶杀处的头头，他越发受到莫里斯·布维埃的观察和注意，这位刑警大队长也是一个稳健的警务人员。因此，在几周以前，由于副大队长的突然去世，布维埃亲自要求委派勒伯尔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怀疑这是由于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胀的布维埃，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他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构成头条新闻的大案子，又不抢在上司前面出风头。但可能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部里的会议结束后，罗兰报告的复印件被收回，存人部长的保险柜里，只允许勒伯尔一个人可以保留原先发给布维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私下里去找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专门从事刑事罪犯调查的首脑，并谋求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那样的职业刺客的资料。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毫无办法开始搜索。
桑根纳蒂问他，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尔回答说，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触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询问并不是通过正式公文，而是由他个人进行联系。这种办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级警察之间曾经采用过。部长考虑后，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他站在大门厅里等着布维埃，并看着各部门头头们陆续走出去。有几位敷衍地朝他点点头，走了过去；还有几位报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后告别。当布维埃还在会议室里悄悄地与弗雷伊部长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出来了。
在会议桌上相互介绍时，勒伯尔大致记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莱·德·维劳本。
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圆胖的勒伯尔面前，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看不起的目光看着他。
上校说：“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们总统府的人员将密切注视你的进展。假如你抓不到这个匪徒，我敢保证你会得到……报应。”
他转过身去，昂首阔步地走下楼梯向门厅扬长而去。勒伯尔一言不发，只是眨了几次眼睛。
自从克劳德·勒伯尔作为一名年轻的侦探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的警察部队以来，这二十年间使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善于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愿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于使普通老百姓开口，使那些平时害怕和讨厌警察的下层平民也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他们的想法和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点窝囊无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上老受压迫和欺骗的人。
勒伯尔不像布维埃那样是个仪表堂堂的彪形大汉，而那种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权威的传统形象。他也缺乏现在大批拥进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种本领：巧言令色，虚张声势，动不动把证人恫吓得发抖或痛哭流涕。
他意识到，在任何社会中，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一般总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货员、邮差或银行职员。他能让这些人开口，他自信有这个本领。
其中原因之一还在于他的个头。他是个小个子，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漫画家笔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尽管同事中谁也不知道，事实上他确实有点惧内。
他不修边幅，一套皱皱巴巴的便服，一件风衣。他的举止温驯，似乎总带有几分歉意。当他向一位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与他们曾经和法律打交道时受到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护，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级警探的粗暴对待。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刑警队的凶杀处处长。他在名声卓著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当了十年侦探。在他那随和朴素的外貌后面，则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
他受过法国最凶狠的黑帮头目的威胁，他那飞快的眨眼动作使他们错认为他接受了他们的警告。只有在事后犯人进了监狱，有空闲来思考时，他们才发觉低估了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胡子。
他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工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贪污罪。另外一次，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他终止调查一个青年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
第一案，在对那位工业家的事务做了多方调查之后，发现了别的更为严重的经济漏洞，而这些漏洞显然与那名低级职员毫无关系。结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业家未能及时脱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会名流长期人狱而告终，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追悔过去不该在他那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楼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集团。
克劳德·勒伯尔对傲慢的森克莱上校的言谈，只是像小学生那样眨眨眼睛，一言不发。
当莫里斯·布维埃和他会合时，会议室里已空无一人。
布维埃笨手笨脚地拍拍勒伯尔的肩膀。“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受理这事的。这事只能这么办。别的人只是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而已。来吧，咱们在车里聊聊。”他带头走下楼梯，两人爬进等在院子里的雪铁龙汽车的后座。
时间已过9 点，天边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昼留下的惟一痕迹。布维埃的汽车驶过马利尼大街和波伏广场，勒伯尔望着右边爱丽舍大街上光彩夺目的灯流，即使他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十年，但这番夏夜的瑰丽景色永远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动。
“你得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一切，什么都撇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