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人看见法国总统被一个可耻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胁吓得畏缩不前，而且——”他停了一会儿，他对这个不知姓名的暗杀者很蔑视——“还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雷伊发觉他束手无策了。将军并没有像内政部长所担心的那样发脾气。
他开始清晰、准确地讲话，他不愿让他的听话者对他的意图有丝毫模糊不清之处。
当他说话时有些词句传到窗户外面，塔赛尔上校也听见了。
“法国不应当接受……把尊严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可耻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雷伊离开总统那里。他严肃地向塔赛尔上校点了点头，通过礼仪大厅的门走了出去，下了楼梯走到前厅。
为首的接待员陪着部长走下石级，坐进等待着的雪铁龙汽车，并且看着部长乘车而去，他不禁想到：“这个人一定又带走了苦恼和难题，我是经常看见的。不知道这位老年人对他说了些什么。”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员，他在这里已服务了二十年，对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他的脸部就像爱丽舍宫的宫墙一样始终保持着平静。
“不，不能那样干，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罗杰·弗雷伊从他办公室的窗口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听他讲话的人。当他从爱丽舍宫回来后，几分钟内，他就召来了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桑根纳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个狂热的戴高乐派的铁腕人物。这个人在过去两年内，由于内政部长委派他做了很多关于法国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共和国保安部队、抗暴部队以及45000 名准军事部队，用有效的战略战术对付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上街游行示威，使极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产党人也叫他法西斯，虽然他所采取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铁幕以外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极右分子也同样地不喜欢他，因为他压制民主和民权，但更为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长期以来本想由他们来保持这种公共秩序、以便使他们自己扬名。
群众也普遍地不喜欢他，因为严酷的法令都是从他的办公室发出来的。根据这些给群众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设置了栅栏，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检查身份证，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扬年轻的示威者被共和国保安部队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闻界已经把他称为“反秘密军队组织的专家”，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他作为法国挨骂最多的人即便肚子里有气，也没办法去躲起来。他个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的，而在这个宗教里，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对着面前的吸墨纸怒目而视，吸墨纸上摆着浅黄色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罗兰的报告。
“这样不行，不行。他这人简直没法办。我们得保护他的安全，他却不让我们这么干。我本来可以抓住这家伙的，这个豺狼。但你却说不容许我们采取反击措施。
我们干什么呢？就等着他袭击吗？就光坐着等吗？“
内政部长叹了一口气。他曾希望从他那位秘书长那儿得到些帮助，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现在他的工作还是那样困难，他重新坐在他的书桌后面。
“亚历山大，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这样：首先，罗兰的报告所说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肯定绝对是真的。这是他自己对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话的分析，这个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向维也纳的查问，现在还正在联系。我们已经与纪博将军联系过，他说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我们仅仅知道他的绰号的外国人，要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搜捕，那是一个不现实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意总统的意见。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个‘不’字，这是他的绝对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说明现在这件事不允许公开，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搜查，除掉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不允许让外界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如果在报刊上公开了，总统将感到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仅外国人要嘲笑我们，而且只要我们采取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那么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将会认为法国总统躲起来了，是为了躲避一个外国人。
“这里我再说一遍：他是绝对不许可把这件事公开出来的。”
部长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强他的语气，说：“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桩具体事情时，即使仅仅给人们有丝毫这样的印象，人们就会动乱起来。相信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那么坚决。”
秘书长建议说：“在那些公共集会上露面总得改变一下吧？在这个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必须……”
部长打断他说：“他决不肯隐蔽起来，什么都不改变，一小时一分钟也不改变，整个事情必须全部严守机密。”
自从2 月揭露军事学校暗杀阴谋并且逮捕阴谋者以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点啦。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尽管要和抢银行、抢商铺的浪潮斗争，他总是认为最坏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从外部进行了夹攻以后，他就把这种犯罪浪潮解释成为“秘密军队组织”的垂死挣扎，最后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图取得足够的钱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现在罗兰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很清楚地说明，罗兰派出的打进“秘密军队组织”
最高层的几十个双重间谍，都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凶手给绕过去了。只有在罗马一个旅馆里隐匿的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军队组织”有任何牵连的人的档案现在都变得全无用处了，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豺狼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不许我们行动的话，那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没有说不许我们行动。”弗雷伊纠正说。“我是说不许我们公开行动，整个事情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凶手的身份必须以秘密侦察的方式来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他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然后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先生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惟一的方法。”
内政部长环视着坐在部务会议室的会议桌周围的人，尽量使他的说话能格外引起他们的注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内政部长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长坐在会议桌的一端，紧靠右边坐着的是他的秘书长。得力助手桑古纳蒂，坐在他的左边的是警察总局局长，他们都是法国警察的最高层人物。
从桑根纳蒂的右手边顺序而下，沿长桌坐的是法国保安总局局长纪博将军，行动分局局长、每人面前都摆着的一份报告的作者罗兰上校，再过去是总统警卫队队长杜克勒，爱丽舍官工作班子里的空军上校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是一个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是总统身边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热，和他的个人野心也有关系。
在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维埃先生，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国家情报局的五个处的处长们也坐成一排。
国家情报局作为打击犯罪的力量虽然颇受小说家们的喜爱，它本身其实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负责指挥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维埃旁边。这人就是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司法警察在凯德索菲弗街的庞大的总部，远比内政部附近位于苏索路11号的情报局总部大得多，它还管辖17个大区分部，法国的17个大城市警察区每区有这样一个分部。在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队，共有453 个，分别隶属于科个中心警察分局，253 个区警察分局，以及126 个地方警察所。这整套机构分布在法国的2000个城镇和乡村。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队。在农村和沿公路各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务是由国家宪兵队、交通警察，以及机动宪兵队来担负的。
在许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察人员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设施的。1963年在马克斯·费尼统率下司法警察的总人数是20000 出头。
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
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 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 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
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
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人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人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
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人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人境点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以便监视不良分子。
坐在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这支部队有45000 人。过去两年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充分使用了这支部队，搞得臭名远扬，极其不得人心。
由于座位不够，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坐在会议桌的最下端，面对着长木桌那端的部长。还有一个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和森克莱上校之间。这里坐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呆头呆脑的人，他烟斗里喷出的烟显然使爱挑剔的上校很厌烦。部长特别关照马克斯·费尼带他来参加会议。这人是莫里斯·布维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先生们。”部长接着说。“你们每人面前有一份罗兰上校的报告，而且你们也都读过了。现在你们也听了我说的总统出于对法国尊严的考虑，在我们如何努力处理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强调，在进行调查时要绝对保密，在接下来的任何行动中也要如此。不用说，你们全体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召集你们全体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必须动员有关各部门的人力。而你们诸位，都是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你们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必须毫不犹豫地紧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要求你们迅速而且亲自动手，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出于这个工作需要，那么也只能向下属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顿了一下，桌子两旁有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另外几个人眼睛盯着讲话的人，或者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最远处的布维埃望着天花板，从他的嘴角里吐出一阵一阵的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似的。在他旁边的森克莱上校，在他每次喷出烟雾时，就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可以请你们对这件事发表你们的意见。罗兰上校，你向维也纳的查询有什么结果？”
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看了看他自己的报告，又朝他旁边的领导——特工组织的纪博将军斜看了一眼，但是将军的表情既不是给他鼓励，也不皱眉头。
纪博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
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罗兰上校说，“今天上午与下午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名叫克莱斯特的一家小旅馆里已经进行了查询。他们把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带了去，但没有带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照片，因为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旅馆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记得其中两个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谁是谁。他们还要他查从6 月12日到18日的旅馆登记簿。因为6 月18日起，他们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就一起住在罗马了。
“最后那个服务员提出他记起了罗丹这个人在6 月15日那天，以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说当天下午他似乎要召开一个业务会议。在那个房间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记得舒尔茨有一个伙伴，是一个身躯高大而粗暴无礼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记住了舒尔茨。有两个人早晨来找过他，他们还举行了会议。这两个来访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认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见过的。
“这个职员说，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间里，只有在早上较晚些时候，舒尔茨和那个巨人——这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称呼，曾经有一次出去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吃午饭，他们也没有下楼去吃东西。”
“到底有没有第五个人去找过他们啊？”桑根纳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做着他的报告。
“傍晚时分又有一个人参加了他们一伙。职员说他记得那个来访者很快地进了旅馆，径直地上了楼，快得他都顾不上看一眼。他以为这一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衣服的尾部。几秒钟后那人又回到了大厅，职员从他的衣服认出来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使用柜台的电话，要给他接64号，也就是舒尔茨的房间。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又走上楼梯。他在那里待了些时候，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
舒尔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