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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 月11日早晨9 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九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挥通过广场。
这位交通警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
他们站在8 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他们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职业也有保证。内政部长对他们那种单调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听到背后有页纸沙沙作响，于是掉过转椅来面向着办公桌。桌前那个人合上档案夹，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彼此对望着一声不响，只有对着门的壁炉架上镀金的钟的嘀嗒声和外面波伏广场上车辆的喧嚣声打破了寂静。
“喂，你认为怎么样？”
让·杜克勒是戴高乐总统警卫队队长，他是法国精通一切保卫问题的最卓著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保卫个人安全防止暗杀方面最有专长。这就是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六件谋杀法国总统的阴谋都在执行中失败或在准备过程中就被揭露了。
“罗兰是对的，有道理。”他最后说。他的话语很平静，不动感情，斩钉截铁。
他好像是在判断一场要进行的足球赛，预测其结果似的。“如果他所说的情报属实，这一阴谋的危险性将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触或交往，那么，全祛国保安机关的整个档案系统，和打进”秘密军队组织“的全部特工人员将全都变得无能为力了。而且，那是一个职业刺客。
正像罗兰所说的，那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过去向着窗户。他这个人是不容易发怒的，‘可是在这8 月11日上午他却被触怒了。多少年来他是夏尔·戴高乐的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了表面上显得富有才智并且温文尔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汉子，这种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长的席位。那双聪慧的蓝眼睛既温柔动人，又冷酷无情，坚实的胸膛和肩膀充满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的妇女为之心仪。可是今天，在罗杰·弗雷伊的脸上，那亲切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戴高乐派为了生存，要对付美国的敌视者、英国的异己者、吉罗德党的野心，以及共产党的残暴，他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在18年中他们所追随的那个人，两次从流亡中回来，回到法国的最高职位上。但在最近两年内，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所对付的人是两次帮助过这位将军重新掌握政权的军人们。就在几分钟以前，这位部长还曾想过最后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认为他们的敌人已经陷入到虚弱而无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瘦弱而发狂的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座巍峨的大厦。
很多国家的制度，使得在一个总统去世或一个国王放弃皇位以后，能安全度过难关。就像出年前的英国以及美国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但是罗杰·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1963年法国的制度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法国总统去世，其后果只能带来兵变和内战。
他继续望着窗外的庭院，说：“必须通知总统本人。”
站在那儿的警官没有回答他。这就是作为技术人员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只要把你的职务干好就行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决定，让那些挣高薪有职权的人去担当吧。
他丝毫无意自告奋勇地去告诉部长怎么做。
部长回过头来看着他。
他说：“好的，部长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向总统汇报。”说话的声音简捷利落。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我把情况向总统说明并由他做出决定如何来处理以后。”
杜克勒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走过广场，又走了大约100 米路，到了爱丽舍宫大门口。内政部长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部长一个人了。他翻开放在他面前的卷宗夹子，又开始慢慢地读了一遍。他毫不怀疑罗兰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见，使他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危险不仅存在着，而且是很严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定得让总统知道。
他不耐烦地按了一下在他面前的对讲电话的按钮。
他对准话筒说：“给我接通爱丽舍宫秘书长的电话。”一分钟后，在他的对讲电话旁的铃声响起来了。他拿起电话，听了一秒钟。“请找福卡乐先生。”又等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声音来接电话。罗杰·弗雷伊简单扼要地说明他需要什么而且为什么。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请你尽快地打电话告诉我。”
一小时内，电话来了。约会定在当天下午4 点钟，等总统睡过午觉后。就在这一瞬间，内政部长的头脑里忽然想到在他面前的紧急文件比总统的午睡更为重要，但他像每一个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一样，仍然没有提出反对的不同意见。他很清楚地知道和这位轻言慢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总统无时无刻不听他的话，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机密情报的档案系统，对其内容人们虽不了解，但却十分畏惧。
这天下午3 点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宁汉饭店，吃完一份伦敦海味食品中最为美味和最昂贵的午餐后，走到街上。他在南奥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回来，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为自己庆贺一番。
就在同一时间，一辆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从法国内政部大门口出来，开进波伏广场；在广场中心的警察听到铁门口的同伴大声叫喊的预告后，拦住广场所有的车辆，让轿车通过，并举手致敬。
这辆雪铁龙车开出100 多米，来到爱丽舍宫的灰色石头门廊前。这里站岗的警卫士兵也由于听到招呼而拦阻了其他交通车辆，让这部汽车有回旋的余地，从极其狭窄的拱门通过。门廊前左右两个警亭前站岗的两个共和国警卫“唰”地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向枪的弹盘前致敬，部长的车进入了总统府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车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个部下，很快地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作答。警官一示意，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车从上面嘎嘎地开过去。穿过100 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是总统府的正面了。司机把车子调向右面，以反时针方向绕过庭院，在门前六级花岗岩台阶前停了车，让他的主人下来。
门口有两个挂着银链条穿着黑色礼服的接待员，其中的一个打开门。部长下了车，上了台阶，在厚玻璃门前受到为首的接待员的迎接。两人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接待员进了里边。前厅里巨大的枝形吊灯用镀金的链子悬挂着从天花板高高垂下。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下，接待员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面上的电话简短地联系了一下。他放下电话，转向部长，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左面的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
到达二楼，他们来到宽而短的楼道，向下望去，就是门厅。接待员在楼厅左首的门上轻轻地扣门，等听到里面有人轻轻地说“请进”后，接待员慢慢地把门打开，站在一边，让内政部长进去，然后把门轻轻地关上，照常下楼回到前厅。
在客厅较远的一边，朝南有几扇很大的窗子，太阳光直射进来，把地毯也晒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门向外开着，从宫殿的花园里，传来鸽子在树丛中咕咕的叫声。离宫殿约500 米的爱丽舍大街上汽车来往的声音，被茂盛而浓密的菩提树和山毛样树挡住了，以致外面传来的车辆往来的声音，比鸽子的叫声还要轻。像平常一样，当弗雷伊先生进入爱丽舍宫这间南面房子时，他这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人，好像走进了一座乡间的古堡里。他知道总统是热爱乡村的。
这天的副官是塔赛尔上校，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上校……”弗雷伊转向客厅左面关着的装有金色门把手的门口问道，“总统可以接见我吗？”
“当然可以，部长先生。”塔赛尔走过去，轻轻地敲门，然后开了半扇门，站在门口说：“总统先生，内政部长来了。”
里面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塔赛尔转过身向部长微笑着，罗杰·弗雷伊就走进总统的私人房间。
这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经常在想，这间房子与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不怎么相称。右边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厅一样，通过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园。在这书房里，也有一扇窗子开着，虽然刚才从客厅走过门口时，从花园里传来的鸽子的咕咕叫声有点减弱，但是到了这间书房里，声音又听得见了。
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樟树下，静静地埋伏着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卫人员。这些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被二楼窗内的那个人发觉的话，那么麻烦就来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发现是干扰了他的私生活，就会使他愤怒。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责任重大，因而没有一个人羡慕他这个保护总统安全的工作。总统认为对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卫措施，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使他非常不高兴。
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
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
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蝶碟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罗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 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 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