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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我自己的坐骑“秃尾巴”，我和“对班”老裴沿着天山山脉的北坡，一个山村一个山村地走下去。
“秃尾巴”是一匹三岁的马驹，它的尾巴少了一截，那时因为它自幼就以“调皮捣蛋”出名，一次马群检疫时，兽医抓住了它的尾巴，它用力一挣，结果把尾巴的末梢硬给揪了下来。但它确实是让牧人一见便两眼放光的骏马，“睛存怒脉，身有傲骨”，一位老兽医曾借用古代相马经中的成语评价它。它是我自己“压”的第一匹马，我得到特许：在明年它“参军”之前，可以归我骑乘。可它偏偏在我自己当班时离开了马群。我必须把它找回来。
由于关于“黑喇嘛”的动荡刚刚平息，这个“黑喇嘛”就成了一路上比“秃尾巴”更受关注的话题。
《黑戈壁》一（3）
我们骑着快马沿天山北麓东行。在一个小镇住了一夜。那是滴水成冰的早春。许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关于新疆寒冷的笑话，说是出去解手得带个棍子，省得在撒尿过程人与尿一起给冻在地上。我马上就想起了在找“秃尾巴”时路经的那个镇子。
那晚上，我们本来在一个老裴的老乡那儿借宿。外面，穿着什么衣服也抵御不了严寒，可房间里暖和得叫人说着说着话就能打起呼噜。正要睡觉，老乡的亲戚一家五口来“串门”——没有那儿生活过，无法理解那儿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走亲戚，不论什么民族都一样。我望着已经冻僵的、兴冲冲而来的大人孩子，主动提议：我们到马圈去过夜。
老乡、当地马群值班的兽医、“对班”老裴、我，我们四人挤在马圈的背风处过了一夜。当然，整整一晚上谁也没有合眼。不是因为冷。
值班的兽医特别健谈。听说我是北京知青（关于军马场的北京知青，早已是哈密、巴里坤、伊吾三县普遍关注对象），他说起自己世代是北京人，早年在北京工作过。“三反五反”时才来到这里。可听他谈北京，简直像是在说上一辈子的事。说真的，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
话题很快就转到了“黑喇嘛”身上。
其实我已经知到了：这个“黑喇嘛”，名叫“丹毕”1，是个外蒙古喇嘛，被外蒙古与苏俄政权驱赶到中国境内。半个世纪前就在黑戈壁占山为王。他曾向额济纳蒙古王爷保证，决不侵扰他的地盘，决不劫掠蒙古人。所以，他一直觊觎着新疆近邻的东天山牧区。也有人叫他“丹毕诺颜”，据说是丹毕王爷之意；他的更常见的名字则是“假喇嘛”。这一晚上讲的则是这些之外的故事。
……黑喇嘛原来是准备在新疆立足，他看上了下马崖。可那地方离开外蒙太近；他又盯住了白杨沟，但新疆坚决不同意他的避难要求。他特别忌讳“老将军”——老人们都管民国新疆的第一任督军杨增新叫“老将军”。因为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为阿尔泰与科布多的归属，作过较量。
最初，当地人没把黑喇嘛当回事。慢慢他聚集了几十个同他一样在外蒙古呆不下去的难民，成了气候。一次，劫持一个官商时失了手，在甘新联合围剿下，黑喇嘛受了重伤，只身潜往东天山的主峰喀尔里克，被一个采药老人所救。恢复元气的丹毕又回到黑戈壁，在明水附近修建了一座扼守水源，坚固险峻的要塞，在这三不管的地带占山为王。据说他的要塞是在一处水洼环绕的山上，地名叫做“巴音布鲁克”——含义是水泉丰富2。靠劫掠很快聚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一个时期内，黑喇嘛让安西、额济纳、哈密的老百姓谈虎色变。直至“知青”到来前，哈密东北部山乡的居民吓唬孩子，不说“狼来了”！“老虎来了”！而说“黑喇嘛来了”！“尕司令来了”！尕司令指的是马仲英。而黑喇嘛就是丹毕。
据说，黑喇嘛规矩极大，并非什么都抢。他不碰蒙古人，不吃窝边草，尤其是绝对不劫邮差。安西、哈密的一些村落、古驿，都有他的眼线，所以劫谁不劫谁，什么时候下手，拿捏得极准。那时甘肃、新疆、内蒙古、青海各有各的难题，谁也顾不上黑喇嘛丹毕。然而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必定为仇家环伺。20年代中期，黑喇嘛突然遇刺身亡。由于这之前官府与他的对头们曾多次宣称他已经死了，所以一开始人们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再说，蒙古人认为他有四条命，没有人能够杀死他。可很快就有人亲眼见到了黑喇嘛的头颅：血已凝固，但双目狞视，呲牙咧嘴。
就在他死去的同时，几百从天而降的精兵包围了明水的黑喇嘛巢穴。他的部下立时四散奔逃，固若金汤的要塞被拆毁并成为狐兔出没之区。
说到这儿，老裴的老乡插话：这一带的零星土匪，都是黑喇嘛的余党。
接着，兽医用当地的方音吟唱道：
说话的猛兽
奔走的石头
歌唱的沙丘
凝固的河流
他说：老人们讲，这是黑喇嘛在黑戈壁啸聚时期，附近流行的一支蒙古族歌谣。他没有解释这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在以后的放牧生活中我终于弄明白，“歌唱的沙丘”，就是松树塘脚下的著名的鸣沙山；“凝固的河流”，是东天山的余脉——喀尔里克冰峰。这是我第一次听人用河西汉语方音吟唱。它那特殊的韵味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以后，我还听人吟唱过“尕司令”马仲英的著名的军歌，以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士兵中流行的河西曲子。
老兽医原来在伊吾县的下马崖工作，前不久才调到了条件相对好一些的这个镇子。如今荒凉寂寞的下马崖，在以前可是交通要道。那儿有一座古城，经历了“破四旧”保存还基本完整。当地人说那是清朝经营西域时建筑的。当地民风纯真，居民待人接物古朴得有些木讷。两年之后我随着转场的羊群住在这一带最好的牧场大白杨沟时，还专门去下马崖访古。在下马崖的牧民中，黑喇嘛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关于黑喇嘛，这晚上我听到的最骇人听闻的故事就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死。有人说他一直潜藏在黑戈壁一处只有他才知道的泉水边上，还有人说，20年代他得知了杀父仇人的下落，离开了黑戈壁去报仇。一去不回。据说就在北京知青来马场前不久，他又出现在黑戈壁。有位找骆驼的牧人在马鬃山丘陵脚下的泉水湖沼见到一个正在饮马的大汉。大汉披着黑披风，那马黑得像煤炭，没有一丝杂色。人与马的装束都不大像现实的情况，看上去怪怪的。大汉主动向牧人问候，并打听“驼夫努尔拉的毡房搬到哪儿去了”？可牧人从没听说过这个驼夫。一只牛犊般大小的黑狗不信任地将前爪搭在牧人肩上，肚子里滚动着憋闷的咆哮。牧人发现，猛犬的声带是被人割断的，他吓得手足冰凉。大汉礼貌地告辞，并用呼哨引走黑狗。当他消失在夜幕里时，牧人忽然想起，据说当年正是一个叫努尔拉的驼夫出卖了黑喇嘛。而明水要塞陷落的同时，努尔拉刚刚置换一新的帐篷也被一把无名火焚烧干净。
《黑戈壁》一（4）
不错，我在军马场时，人们都说那个黑喇嘛的要塞，是在一个叫作“明水”的地方。从没听人提到过“碉堡山”。1996年4月——听说黑喇嘛这个名字27年之后，我重返哈密的军马场。进入新疆的途中，与一个年轻的母亲同行。她提起自己曾在明水生活过一年时间。我此行完全是随意性的，是个“没带地图的行路人”。但明水，我在地图上凝视过无数次了，从1969年春获悉那个“丝路罗宾汉”黑喇嘛曾在明水“占山为王”，我就想亲自去明水看看。年轻的母亲说：明水确实有个面积不小的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个古城。城墙特结实，整个城池为溪水环绕。老有人在附近捡拾到箭头一类的东西。“箭头？”我感到她讲的有什么的方出现了问题。“是呀。”她说，“铜的箭头。”“没有子弹一类的吗？”我追问。她困惑地摇摇头。她还说，明水这个地方三面是丘陵，一些丘陵上还有“炮楼”，据说那是“尕司令”马仲英修的。
这时，当年在马圈那一夜听到的传说，又回到我的记忆“内存”之中。
这一路，除了黑喇嘛，我并没有找到“秃尾巴”。回到马群值第一个班时，我开始数交班的马数，发现“秃尾巴”臊眉搭眼地跟在马群最后，脖子和屁股上新添了叫儿马（种公马）咬伤的痕迹。下一年接收军马的，是中朝边境的部队。他们真的太爱我们的“巴里坤马”了，他们赶走的马群中有我的“秃尾巴”。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战备紧张时期，军马场所在的那个空旷区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信号弹”。
只要我们轻松了不长的几天，刚刚忘记“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晚上，特别是半夜过后或黎明之前，戈壁草滩的某个隐秘地点就会出现信号弹，将人们惊扰得如同被窝里抓了一条蛇。连最沉得住气的人也成了惊弓之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没来由的“传染病”，所谓信号弹，可能是一颗流星，或是晃动着的火把。可我在一次值夜班时亲眼看到一枚信号弹（如同礼花中的“起花”）从几十公尺远的小山坳里腾地升起，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不但头皮发麻，还——别笑话我——尿湿了裤子。1971年秋，我住在“青疙瘩”的十连连部，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有人在室外凄厉大叫“信号弹”，人们全跑出去，每逢学习我从来坐在门口，所以还来得及见到一个拽着光尾的东西坠落到饮用水的水池子里。这件事还被当时的政治处立案追查。说真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马厂职工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没有见过真的信号弹发射起来是什么样，人们心目中的“信号弹”，一是来自电影，二是来自“炮打灯”一类的烟花炮竹。
当时主管这个事的政治干事曾恨恨地说说：这些信号弹是定时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被现场抓住过。——可定时器有人见到过吗？也没有。当时推测，这些信号弹是“伊吾四十天”时期乌斯满或尧乐博斯留下的；也有人认定，那全是黑喇嘛的余党的“杰作”。可黑喇嘛在黑戈壁时，还没有信号弹吧？
“信号弹”事件不管是谁干的，怎么干的，反正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几年间借助边境内外的紧张形势，弄得黑戈壁附近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如果黑喇嘛真的还可以“回来”，那他一定会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如果乌斯满、尧乐博斯真的还有死党潜藏在东天山与外蒙古之间这个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他一定会耐不住寂寞跃跃欲试。为什么不呢？
……在军马场的生活太闭塞、太单调了。还有什么比黑喇嘛，比这些传奇故事更有吸引力？当年我记了几本子的笔记，名字叫《一知集》——一知半解之意。不，可能是“一叶知秋”吧。
我们的军马场，就在天山东部南北两道大山之间。它有自己的林场、煤矿、水库、草场……完全是一方柱石。场部所在地叫做“松树塘”。
松树塘是丝路古道上的著名驿站。纪晓岚、洪亮吉等许多名人都为它写有路经的志感之作。在笔记之中，我写过樊梨花与鸣沙山、樊梨花的拴马桩、喀尔里克雪峰之下的“冤案”、纪晓岚与松树塘、天山庙和那个唐碑、焕采沟、南山口的残破古驿、辟特霍勒夜宿记、“伊吾四十天”、青疙瘩、八墙子沟、克音的野马（实际是蒙古野驴）、南山之中为铁链拴住的松树之王、清代名将岳钟琪的点将台、如同电线杆一样指向西方的烽火台……那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在军马场的“北京知青”与“乌鲁木齐知青”之中，我的“书箱”颇知名。我的行囊中有许多世界名著。刚刚上了马群，我正在连续阅读雨果的《笑面人》与狄更斯的《双城记》。与《悲惨世界》相比，我更熟悉《笑面人》；《大卫科波菲尔》我几乎读不下去，可《双城记》早读得烂熟。为此，我成了“异类”。但书籍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他汇报我“读资产阶级”，明天他会与我一同为“关伯仑”死去活来。
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是都从北京的“燕东园”来到了纪晓岚写出《乌鲁木齐杂诗》的天山脚下了吗？再说，不是还有黑喇嘛、尕司令、尧乐博斯、乌斯满，有纪晓岚、洪亮吉、徐松、林则徐、邓廷桢……与我作伴吗？
离开军马场之后，我多次在西部的丝绸古道上探索秘境。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道路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黑戈壁》一（5）
就拿哈密北部、伊吾与巴里坤来说，至少在清朝它是非常重要的区域。通过这里的古道，曾是支撑西域（新疆、卫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脉。从北方比如归化、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出发的商队，一年四季相望于道，而商队的终点并不是乌鲁木齐，而是奇台。奇台，又名叫“古城子”，被视为“五路要冲”。这条“北线”从中原经过内蒙古草地、黑戈壁，越过东天山进入新疆，抵达奇台前，一直在天山主脉的北部伸展向前。它的兴盛几乎与清初经营西域同时；荒废就在20世纪前期。一个直观的看法是：20世纪前期古道交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有了公路、铁路，它们不必再紧紧依水泉前行，而可以将路线取直，改道由天山南麓前往乌鲁木齐。这样，山北的旧路就与驼马木轮驿车一同退出干线交通，因此，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被“冷冻”在大山另一侧。
但是，有在军马场的几年生活，我知道它只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线”（或“小路”）之所以重要，是与整个清朝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清朝在入关之前就重视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满洲贵戚敢于和明争夺天下，靠的就是蒙古诸部的实力补充。在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与伊犁将军一样，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危险中，这条道路无比关键，是大清的命脉。1911年辛亥革命直接导致清廷退位，原来以满洲为宗主的外蒙古开始了从中华版图剥离的过程，最终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一只展翅高飞的黄鹄，变成引颈长鸣的雄鸡。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及唐努乌梁海等广大区域不再由来自中原的物资支撑，也不再需要这条精神“脐带”。
于是，这曾经相当繁忙，至关重要的古道，便成了一节盲肠。
所以，古道从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与匈奴争夺西行控制权的持久征战，曾使黑戈壁以及它的东西两端烽火此起彼伏。那个投笔从戎的将军班超，与匈奴的第一仗就是在巴里坤湖——蒲类海——打的。
清朝经营西域，首先在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那个著名的汉军旗人将领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裔）长期在巴里坤“练兵”，实际是保持着一支机动的威慑力量。有了天山东部，就可以接应额济纳，制约科布多，遥控乌里雅苏台，并且卡住了丝绸古道的脉门。没有岳钟琪的“练兵”，这个区域早就成为征战杀伐之地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世纪间发生在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的往事，才有了特殊的意义。
军马场占据着东天山关键的位置。
我们的夏牧场几乎与外蒙古相连。“对班”老裴的另一个长处——你与他发生矛盾冲突越多，就感到他的长处也越多——是熟悉整个北山以及周边的村落、居民。他叫得出许多地名，这些地名我原来曾不怀好意地认为认为是他自己随口起的，可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