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看不见的……反抗假喇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能吞没一切的催眠力量甚至足以击毁其受害者手中的武器。杀死他本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1923年（或是1924年）起，假喇嘛－黑喇嘛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字。在他大约55年的一生中，有无数敌人，也有若干追随者。关于他的一个又一个神话，不少就是他自己“编造”的，他从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可信，是否能说服人。除了在黑戈壁遇刺，在他的一生的“连续剧”中，他是成功的演员。通过他的倾情演出，我们意外发现作为演员，没有比演出一个正常人更难的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了黑喇嘛的黑戈壁，就没有了疑问、秘密，没有了期待感与神秘感，没有了恐惧与战栗，没有了红、白两种颜色之外的另一种颜色——黑色。
《黑戈壁》十二（1）
2005年春节一过，我开始准备就黑戈壁写点什么。
上半年我将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算作一些以前忽略了的事。我答应过一年内不写“黑喇嘛”，这个约定在2004年12月31日也“到期”了。我想知道，放了一年之后，关于黑戈壁还能不能燃起我的激情。
首先，我将2003年10月的笔记与相片汇拢了起来。
我一遍一遍地读自己在行程中匆匆写下的文字。文字干巴巴的，但读着读着就从字里行间找到了当时的思路。相片照得不好，我从来不重视相片，人们总说：我如果早就重视相片，会如何如何。但我想，那样一来，结果确定无疑：将不会再如此投入地写文章。所以，照片在我只能是记忆的补充。但照片确实是“第三只眼睛”。
2003年在马鬃山，我拍了两卷胶卷。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相片，是那张“敦煌天杰”。
照片拍得还算可以，但是左下角被遮挡了，那是不小心进入取景框的人影。它挡住的恰好是“敦煌天杰”的纪年，只剩下“·9·10”几个数字。在笔记上，记录的是“97·9·10”。我马上一一给2003年考察团的成员打电话，问他们谁还为“敦煌天杰”拍过照片？只有小丁（丁平君）拍过一张。在我发现这“大地碑铭”时，汽车已经启动了，我们马上要返回马鬃山镇。再说，与“碉堡山”相比，可能它也没有引起重视。我见到了小丁那张，然而文字下面的纪年就没有收入画面。
我仔细辨认了自己的相片，确认那被遮挡的就是“97”，我的笔记没记错。可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1997年，离我们到来的2003年也就是相距五六年呀。难道在几年之前还有一批如同我们一样的人，“闯入”了黑戈壁，“祭扫”了碉堡山？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时过七八十年还要来这里吊唁“天杰”？特别是（我不愿意想到的是）1996年7月我们编译出版了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里面特意提到了黑戈壁的“丹宾喇嘛”的“巢穴”，我在这本书的代序《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之中，几乎用了一个章节（第三节）写到了丹宾喇嘛（假喇嘛、黑喇嘛）之谜。出版之后，我接到若干电话，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内蒙古，他们都问到了关于黑喇嘛的情况。那时，我们正在编译另一本关于黑喇嘛的书《蒙古的人和神》，我很愿意与读者谈到黑喇嘛，因为他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不想能离去。难道说，这里面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难道（老天哪）有人已经走到（抢到）了我的前头？
进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杰”这四个字，“杰”没有写作“傑”。“敦煌”两字，上下排列；“天杰”两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费解的是，“天杰”两字，却是按竖行繁体的书写惯例，天右，杰左。“杰”，可以说是简化字，也可以说是异体字。但是，这如果是大陆人制作的，一定会是天左杰右。难道说，1997年是有人从海外来到马鬃山，专门对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一个多星期里，我怅然若失。
不过我很快就确定，这种可能不会出现，不会是因为有人读了《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作出的惊人之举。因为实际上在“敦煌天杰”附近我同时发现了好几组文字，只不过别的都不如“敦煌天杰”清晰直观。而且，从字体、从清晰度、甚至从字迹的“色泽”等方面看，这些包括“敦煌天杰”在内的“碑铭”肯定不是写于同一个时期，不是同一批人所为。而且大部分的铭文，应该制作得比“敦煌天杰”要早，它们给我的总体的感觉也不一样。再说，即便如此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也不应该为之失落。
我认真回忆了当时在那片颜色浅于整个地片的平滩上的所见。就在我的“敦煌天杰”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片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的字迹。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砾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为的，只不过目前已经难以辨认就是了。当时我匆匆路过，曾认为那是模拟一个倒地的人形。我认定，这个浅色的平滩绝对不同平常。利用平滩作这个事的人，必定与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我的依据是，那一组大字，实际是一个特殊的“吊唁仪式”。“局外人”不会用这种方式铭感。这些字迹的制作相当“专业”，首先选择大小差不多一样的青黑色砾石，然后将平滩清理得细致平整，没有其他的石块。再写出字迹，将字迹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砾石竖起来镶嵌在槽里。最后，将多余的土壤填满深槽，并椎实。这样作出的字迹就如同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种“碑铭”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并不比在石条上镌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条的话。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一切是谁、为了什么而精心制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谁专程赶赴马鬃山，在大地上镌刻出那样几个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7年，我在干什么呢？时过几年，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深究制作“敦煌天杰”的人是谁？与黑喇嘛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想到：应该调查黑喇嘛被刺杀之后，他的几百名部属的下落。
马鬃山当地传说，在黑喇嘛死后，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带走了，大多数则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缘，成了“两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强盗。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提到，黑喇嘛离去之后，在碉堡山还有死党留守。拉铁摩尔也说：这一带的强盗，有不少是黑喇嘛的党羽。据杨增新1921年的电稿说：为了在马鬃山站稳脚跟，丹毕加参向甘肃省方交纳了40枝钢枪，可是黑喇嘛实际带入中国的枪支不少于300枝，净是好枪。这也是当时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外蒙古一时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在“后黑喇嘛”时期，这些枪械仍然在发挥威慑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丝路经行者笔下，特别是斯文·赫定及其团员们的笔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为中心的广袤区域里，不但有强梁出没，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来到额济纳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支从哈密“渡过”黑戈壁前往额济纳的商队，在离居延海只有几天的路程时，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队有30个商人，20个驼夫，100峰骆驼。他们有一支枪，但是在路过一座小小的庙宇时，住持的喇嘛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携带武器，会误伤人命。其实这在当地已经是常识：土匪为了一枝枪会伤人，为了财物则不。带枪反会增加危险。商人听从了住持喇嘛的劝告，将武器留在寺院。结果离开寺院不远，就为4个土匪拦住。他们有50个人，但土匪有4支枪。而且土匪对他们贩运的货物一清二楚，简直就和货主一样，可土匪对满载的干果、毛皮、杂货一点兴趣也没有，要的只是银元与所有的皮大衣。银元是硬通货，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这就有点奇怪了。
关于这个寺院与喇嘛，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写的：黑喇嘛可怜一个小寺院的喇嘛，要求商队为他们“布施”衣料的故事。看来在黑戈壁除商队之外，喇嘛、土匪都是“业余”的。这个遭到抢劫的商队继续前行，他们已经向土匪交了“税”，他们将把这计入成本，由牧民们来偿付。
在1927年，额济纳浓密的胡杨林中居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土尔扈特部落的“编外”成员。当时，整个额济纳旗，由世袭王爷统辖的子民只有97户，一个来历久远的蒙古王爷，如同一个百户长。
在密林中寄居了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来自外蒙古的喇嘛。他曾亲自向斯文·赫定化缘。他告诉赫定，他与伙伴走遍了中亚蒙藏民族区域。额济纳河的支流奥宾河，还住着一位藏族活佛。实际上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已经居住了48年之久。1880年他就来到了这里。他将自己的帐篷改造成为一座庙宇。每天的同一时间里，他都要走出帐篷用螺号吹奏同一支低沉压抑的曲子。这位喇嘛在年轻时路经额济纳河时，爱上了一位蒙古族姑娘，并不顾教会的反对娶她为妻，因此被逐出教门。从此他便滞留在自己人生的一站，每一天用同一支曲子披露心曲。在这个活佛来说：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诉为同一件事鸣不平，可以不在乎有多少、有没有听众在倾听。
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大额济纳，是这个寂寞地方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就在他们来到之前，黑喇嘛刚刚离开黑戈壁。
在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曾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他是个俄国人，也有人说他实际是波兰人。名字叫谢姆柯夫。不敢保证这是真实名字。他和年轻的妻子在一个蒙古向导的陪同之下，从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来到这地角天涯。他的使命居然是为库伦的博物馆搜集当地的动物标本。经历了20年代红党、白党两方你死我活的角斗，库伦还有博物馆吗？而且，野骆驼、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野驴、北山羊（红羊），在外蒙古一方的戈壁上更常见，这是公开的秘密。有什么是黑戈壁与额济纳绿洲独有的动物吗？除了“说话的猛兽”——土匪？读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来访的俄国夫妇”这节文字，我一直感到奇怪。“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哦，难道说那个来自北京的兽医实际是有所针对？是暗含针砭？如果蒙古国秘密档案解密之后证实：这对俄国夫妇（或是波兰夫妇）的使命中，包含有调查黑喇嘛余党的情况，甚至是再次核查那个据说杀不死、有四条命的黑喇嘛—丹毕加参是不是真的永远也不会回到黑戈壁来了，我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他不一定就是蒙古苏维埃政权或乔巴山派来的，也不能排除是为谢苗诺夫或恩琴男爵等白军的余党工作的。显然，黑喇嘛“走了”，黑戈壁这个巨大的空间反而使许多人感到不踏实。
库伦政权—红色苏维埃蒙古虽然已经将境外的“病灶”切除，但“病灶”会不会转移，癌症会不会复发，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史著。关于额济纳，它的内容是包括了斯文·赫定1927－1928；1933－1934这两次留居的见闻。在1933－1934年，喀尔喀（外蒙古）难民，引起了斯文·赫定的关注。在书中，他写道：
在额济纳河畔有一些喀尔喀难民，大约70户人家，而这里的土尔扈特人只有100户（准确说是98户），相比之下难民的数量相当多。喀尔喀人的首领叫查耶罗布，据说他与北山山脉马鬃山上的喀尔喀蒙古人有着秘密的交往。这座山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那里的喀尔喀人的首领叫喀喇瓦钦活佛。土尔扈特王爷允许这些难民住在这里，只要他们自己能生存。这些难民没有留下，陆续去了其他地方。我们拜访了查耶罗布梅林，他曾在库伦坐过很多年牢，直到俄国人来了才逃出来。
据此可以确证，黑喇嘛已经不在马鬃山活动的十年之后，他的阴影始终没有消除。10年之后，在马鬃山的外蒙古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只不过他们领袖不是黑喇嘛，而是喀喇瓦钦活佛。“喀喇”是“黑”的意思。黑喇嘛的党羽一直盘踞在这一带。
我们发现的那片性质特殊的“碑林”，无疑是有人专门制作的。它告诉我，在今天，黑喇嘛的碉堡山仍然是这些“没有国籍”的“游牧者”及其后裔的“老家”。
《黑戈壁》十二（3）
有关文献中常提到，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马鬃山以及附近区域出没的强人，不止是蒙古人，还有汉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民族。黑戈壁与黑喇嘛成了象征：那是没有家园的人通向天堂的驿站。
所以，关于1997年的这幅大字，我的调查重点放在了黑喇嘛的部属身上。
实际在黑戈壁已经没有黑喇嘛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恐怖之区。除了黑喇嘛阴魂不散，他的死党仍然盘据在马鬃山。
1930年，俄国学者亚基莫夫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进入了黑戈壁。他试图到达黑喇嘛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地“碉堡山”。在穿越黑戈壁的路上，他们一口井都没有找到，对这片戈壁一无所知的旅行者始终面临因干渴而死去的危险。这位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在其记事本中写道，假喇嘛的营地以其“荒凉、寸草不生、无水，及山脉的独特景象给经行者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那时，附近流传着无数与假喇嘛匪帮遭遇于黑戈壁的故事。黑喇嘛死后，他的匪徒仍在继续抢劫过往的商旅，使黑戈壁“声名狼藉”，成为恐怖地带。
我记起2003年在额济纳时，听地方史志专家韩巴德尔湖说起过，黑喇嘛的部下曾遭到屠杀。我在北京的家中，对韩巴德尔湖作了一次电话访谈。
目前韩巴德尔湖已经不再额济纳旗居住。他家在阿拉善盟。在电话中，韩巴德尔湖回答了我的问题。
首先是他在额济纳的工作简历。他于1956年到阿拉善盟工作，1957年到额济纳旗，工作了几乎50年，退休前担任旗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南兹德巴特尔刺杀黑喇嘛的具体情况，请他再作回忆。韩巴德尔湖说：南兹德巴特尔是用枪打死的黑喇嘛。这一点，与上次的采访有一些不同，上次说是用刀刺死了黑喇嘛。关于黑喇嘛的部众的下落，他说：外蒙捉拿回去了，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在一个山上杀死了许多人，山上的白石头变成了红色的。我突然记起，在我找到的一张5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那一带一个地名叫“红石山”，另一个叫“乌石山”。这倒有意思了。他还告诉我：黑喇嘛原名“丹毕札拉僧”，是藏文，简称为“札喇嘛”。“札”，不是汉语中的“假”，这样说来，可以确认，“假喇嘛”实际就是“札拉僧”，也就是“坚赞”的异读。
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写出铭文的人，可能主要来自外蒙古。但是，可以肯定：能写其中“敦煌天杰”几个字的，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汉族人。
同时，在查阅文献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碉堡山所在的地名，曾被叫做“巴音布鲁克”，也曾叫做“公婆泉”。可能是为了另一个在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有所区别吧，马鬃山的巴音布鲁克从30年代以后几乎无人提起。公婆泉则已经成了地图中的一再出现的地名。但是，问题在于我从民国十年的档案之中发现，当时人们是将黑喇嘛的藏身之地叫做“滚坡泉”的。熟悉西部地名的人都知道，西部有许多地名是不同语言的复合式地名，比如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