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天杰（2）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一部分
《黑戈壁》一（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完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骒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栽栽趔趔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骒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天”就变了。也许你已经计划好，明天下了班去场部松树塘洗个澡、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也许你打算到“女子放牧班”或连部会会女知青们，显摆显摆你的新毡筒（毛毡制的靴子），也许你想到附近的天山公社或前山牧场小卖部卖点日用品，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刷牙了。但只要马的数字不够，在你当班时丢了马，一切便不同了。除了及时找回在自己班上丢的马驹子，没有别的选择。
马丢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是跟着从附近路过的别人的马走了，可能是闻到了骒马的气息追踪而去（至今我一想到马驹子闻骒马马粪的情景，还情不自禁要失笑），可能是玩得忘记了归队，可能是遇见了狼或猞猁为其驱赶，也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掉了队……对于放马的人，谁当班时少的马，谁负责找回就行了，没有人再顾及其余。
我在马群上的的第一课，就是“找马”。几年间为找马，我和“对班”老裴走遍伊吾、哈密东部的隐密山乡和古老绿洲。说也奇怪，跑失了的马驹子，几乎没有往西、往南跑的，不是北山就是东山。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为了找马，为了消磨马群的空闲时间到过的许多地方，仅仅记录下地名，都足以使了解20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兴衰的人惊叹不已：上马崖、下马崖、大石头、梧桐窝子泉、沁城、庙儿沟、穆孜里克、板房沟、大熊沟、克音、谢别里克、盐池……
《黑戈壁》一（2）
1968年－1969年之交，我们就是在找马的紧迫中度过的。
马丢了，如果在一周内找不回来，就只有靠运气了。真正找不回丢失马匹了，是很少见的事。1969年元月底，我们放牧的马群为部队接走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安排新的马驹群给我们放牧。可才放松了不几天，整个马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那气氛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普通知青，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如此惊师动众，只是间接听说与一个叫做“黑喇嘛”的土匪卷土重来有关。从此以后，直到“林彪事件”，离边境不远的军马场，总是处在一个一个的战备情况里。
除了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1969年的春节前后，巴里坤、伊吾以及哈密县的东北部，又为寒流席卷。
不久前，我在前些年新编的《巴里坤县志》中查到，这一带的极限低温，是摄氏零下39。6度，测量地点是军马场的场部松树塘。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年2月我们在巡逻中就测到了零下41度的低温。
——哦，那真是砭骨酷寒。在戒备期间，一次，军马场的民兵受命出动，搜索北山的几个大的山沟。返程中，夜色浓重，突然在板房沟沟口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马圈闪现出一点亮光，我们马上将其包围。为了听清楚里面的动静，一个知青将皮帽子的“耳朵”撩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等回到家才发现他的耳朵冻坏了，肿得像一个乒乓球。我摘掉手套揪着马鞍的前鞍桥下了马，手指居然被铁鞍环“粘住”了，硬撕下来一层表皮。原来，躲在空马圈里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让酷寒弄乱了心智的南方支边青年，想跑回四季如春的老家，遇见我们以为见到了土匪。在我们包围喊话过程，他硬是用双手挖开了冻得如同石头的羊粪，将随身带的钱与粮票藏了起来。真相大白了。可他的双手全都残废了。哦哦，伴随那洞彻骨髓的寒冷实际是一种无力抗拒的恐惧。如果说，新疆有“寒极”的话，那它显然是在东天山的北麓。
军马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时，一个信息灵通的家长曾当面问负责招工的军马场人事干部：听说军马场所在的天山东部有土匪出没。人事干部老万用最慢的语速回答：哦，个把土匪是有的。来到马场很快就知道，其实人在马场是最安全的，而土匪，从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就是这附近的一道风景线。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土匪。如果你没钱没枪，遇到“土匪”你也失不去什么要紧东西。可那个黑喇嘛，是土匪中的土匪，杀人越货，而且从来不计工本。有了这个背景，便不会因为一个过了气儿的土匪头子重返旧巢的传言，就引起如此之大的返响感到困惑难解了。而这一切的起因——那个黑喇嘛，早已经从这一带消失了四十多年、属于两三代人之前的事了。“黑喇嘛又回到了黑戈壁”，这便是对一切的解释。就是天文学家们听说“哈雷彗星即将重返星空”，也不会让人那样失魂落魄。
我第一次听说“黑喇嘛”这个名字，是在最初的紧急集合时。
黑戈壁就在军马场近邻。黑戈壁发生的一切，都曾深刻地影响了甘新交界的天山东部区域。早在50年前——1919年，当黑喇嘛刚刚在黑戈壁啸聚时，巴里坤、伊吾、哈密就出现过一次类似的“紧张”状态。当时，新疆的主政者杨增新严令立即刻不容缓地在伊吾上马崖、下马崖，哈密沁城、大石头，以致巴里坤的三塘湖等地严密布防，整个地区限时修复城池，整饬武备，加强巡逻，而且必须隔日报告“匪情”。在黑喇嘛被刺杀数年后，1928年7月7日杨增新也死于刺客之手。谁知时隔半个世纪，一切又重演了。这次如果黑喇嘛真的死而复生——据说他曾多次死而复生，重返黑戈壁，那他已经没有了那个视他为死敌的、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的对手杨增新了。
两周后，戒备解除了。当然，那时处在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再加上“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个流言蜚语也会引起社会动荡，更何况流言蜚语关涉到了那个没有人敢不当真的黑喇嘛。可细想起来，即便黑喇嘛真的没有死在1924年，到1969年，他也应该在85岁以上了。他来黑戈壁干什么？建老年公寓？这说明，关于黑喇嘛民间实际上有各种版本的生平与遭际在流传。
……我们又接了新的马驹群。又开始走上草滩，每三天在野外露宿一整晚上，换来整整两天的自由支配时间。黑喇嘛已经不是威胁了，可是酷寒仍然驻守在草原与山区。正是从这时开始，关于黑喇嘛的种种传说成了我们枯燥的业余生活中最饶有兴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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