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之路》中，赫定说道：
（在明水）贝格曼发现一座汉代古堡，里边是一个边长80英尺的正方形结构。外面有七八座20英尺高、底座直径为17英尺的烽火台，看上去很敦实。北面的建筑物由一道长49英尺的低矮防御墙保护。南面是一条自然沟壑形成的壕沟。四周的地上可以找到汉代惯用的根据弓的不同尺寸而大小、形状不同的铜制箭头。
我在附近看到了零星的箭头、陶片。粗浅地看，应是汉唐期间的。斯文·赫定说是汉城，显然是根据贝格曼的意见。
这个贝格曼，绝对不能忽视。他是“居延汉简”的发现人，当年“居延汉简”与“敦煌文献”，被并列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抗日战争前夕，北京（北平）即将为日本人占据，这批汉简（包括“华夏第一笔”）被运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陆解放后，美国将它还给了台湾。同时，他还是“小河”第一个科学发现人。他在中国西部发现了成吨的文物，从新旧石器到纸木文书，无所不有。发现“小河”后，他一直不顺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1942年，他死在瑞典。我曾说，他是个“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的人，那就是在中国西部作了八年考古探险，这是打一次战争的时间。1927年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刚刚从大学毕业。24岁。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研读中世纪的北欧海盗秘密铭文的。这个论文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可那些学问他是一点也没有用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中国西北的荒漠。他只属于中国西部。至今，在瑞典的百科全书一类的资料里，就找不见他的名字。几个月前我曾对瑞典驻华公使说过这个事，他半信半疑地马上就抱出来一本厚厚的大书，查了半天，摇摇头说：还真是这样。
《黑戈壁》七（3）
当然真是这样，因为我在10年前就查过了。
我们在编译“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等丛书时，专门收入了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与《考古探险手记》。
……我注意到，在明水，风似乎小多了。在黑戈壁，你几乎感觉不到风，因为你随时都在风的裹挟中。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与一个年轻的妈妈在马莲井对我说，她曾在明水住过。她提到有个城堡，但她说是马仲英时期的。我一直以为黑喇嘛的要塞在明水，这是依据之一。
这无疑是个古城，不是现代城池，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古城当年一定是坐北朝南，一条小河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地从城南流过。我看第一眼的直觉是，这条小河实际是一条护城河——运河，它流经的区域，如今像一个沼泽。与其他的护城河不同的，是它只负责防护城池的南方，北方应该是防守者的重点，却见不到河流的踪影。古城基本上可以看出轮廓，但它与许多同时期（两汉）、同用途的建筑并不相同。城墙厚得不成比例，几乎像一个高高的台基。紧紧依着城墙，是几个十余公尺高的巨大土丘，应该就是斯文·赫定所说的烽火台。可烽火台干什么要离城墙如此之近呢？烽火台在西部见得多了，从汉至清可以说就没有一处是这样的格局。这涉及烽火台是为什么而建，所以，这个“破格”绝不是偶然的。在城的北面，有两道低矮的土墙，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挡马”，可它离城墙确实是太接近了，起不到挡马的作用，而且两道之间近得就像是一个拐了两道湾儿的死胡同。它显然是为了阻挡骑兵而建。
这个古城给我的直观感觉，是“过度防卫”。可是……可是在这西面濒临山脉、东面连接戈壁的兵家必争的要冲，在这西部的旷野，为谁、有什么必要作这样的防护措施？我仔细研究了《考古探险手记》中贝格曼画的“明水遗址平面图”，百思不得其解。实际在我之前贝格曼肯定也感到奇怪。但是他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在中国西部作了长达8年的野外考古调查，他见过的比我多得多。
贝格曼这样介绍自己的见闻：
在额济纳河和哈密中间的明水，我绘制了遗址的平面图，并采集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汉朝类型的青铜箭头。遗址看起来最终是由方形围墙围成，不太规则，边长约22米。在它的外围，还有一个方形围墙，边长约55米，外围墙外部有五座烽燧，西、北各两座，东侧一座。城堡南面有个小深沟，北面是低矮的双层城墙，可能城墙当年曾把整个要塞围住。甘肃和新疆之间的界限离明水不远，大概这里在汉朝期间设有一个边卡。如果没有设卡，明水城一定被用做去新疆的路上的前卫要塞。
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要塞——它当然是，而是我们不明白费那样大的力气、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筑一座“皇城”式的要塞，有什么必要。反正明面上的理由我都想过了，没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实际可以与明水古城类比的，是黑戈壁上的那个“固若金汤”的黑喇嘛的“碉堡山”。两个军事建筑时隔两千年，一个在黑戈壁腹心地带，另一个在黑戈壁的西边。它们牵动我思索的一致之处，到底在哪儿呢？
等待办手续时，有个在附近转悠的人要卖给我一些箭头，我用30元，买到一把箭头，他说都是在这个古城以及附近找到的。他还说，在那——边（他指着南边）发现过“万人坑”，尸骨净是缺胳膊断腿的。明水古城四边都是湿地，但南侧（我们停车的一侧）似乎原来是一道渠沟。这就是贝格曼提到的那条“河”。
办好了边检手续。我们即将继续前行。下一站将是著名的星星峡。有人（也许是赵丽雅，也许是王筱芸）指着明水西南的山脉对我说：“你看，那儿也有几个碉堡。”
我仔细遥望西面的黑黢黢的山脉，随口说：“奥，那时30年代马仲英建的炮楼。”刚说完，我就知道说错了。那不是现代的遗迹，那无疑是古人的建筑。
汽车启动了，我回望着匆匆踏察过的明水遗址，这时我相信了：刚刚注意到的前方山梁上的建筑（烽燧），与身后的明水古城属于同一组的、同一时期的建筑。它不可能属于马仲英。马仲英没有在这一带设立防线。我马上又联想到了马鬃山的“碉堡山”，想到碉堡山那几个向四外伸出的“触角”——建在山丘尽头的炮楼。难道“碉堡山”与明水古城，是同一建筑师的“杰作”？亦或它们用的是略经修改的同一个战略构思？再不，是使用了同一幅设计图纸？当然，那是一点可能也没有。“碉堡山”必定建造在1919年前后，可明水遗址无疑是汉代前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
从离开明水，就有了大致可以分辨的道路。我们总算走出了黑戈壁。可是我的思维却乱了路径。在我记忆中想不起来近年有谁、在什么地方提到过明水古城，可它就摆在明水的路边。我的记忆库存里第一个提到明水古城的，是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最后一个也是。但是，在拉铁摩尔1926年走出黑戈壁时，他说过：
黑戈壁从来就是无人区，对商旅相当危险。目前出没的大多是亡命徒，来自内外蒙古各处。有逃避徭役的，有犯了王法的，有失去了牛马骆驼就失去了生计的……所以，黑戈壁历来就有土匪盘据的恶名。这地方虽然可以作为牧场，可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引起西北牧民的兴趣。这样，它就只能是“逋逃渊薮”。
《黑戈壁》七（4）
进一步，拉铁摩尔推断说，“我认为，汉代匈奴王廷住在巴里坤时期，或者这里是它的边境防守重点区域。”
不约而同的是，斯文·赫定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此前我们引证过：在1934年路经时，斯文·赫定提到，使他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明水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实际他们都是从汉与匈奴的攻防角度看待黑戈壁，明水则是黑戈壁的“西墙”或是“西门”。
离开明水，我们车队不久就上了国道。道路基本沿着甘肃、新疆的界山向西南伸展。
当年，欧文·拉铁摩尔、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在抵达明水之后，都没有折向星星峡，而是直接穿过了西面的山岭，进入了哈密境内。我知道，我的军马场就在明水的西方不太远处。我与松树塘就隔着这道山。而且这道山此刻看上去，简直是马鬃山的翻版。从明水直接进入新疆，这将是我下一次的目标。
我们在一步步离开明水，可我仍然“停留”在明水古城。
在这“无人区”黑戈壁的西方，究竟有什么理由需要提供如此严密地保护呢？什么人可以享受众星捧月般的拱卫？从《史记》《汉书》上找不到有明水古城存在的明确记载。一个厚得足以抵挡加农炮炮弹的城墙，由“五行出东方”似的五个（赫定说是七座）烽燧几乎是肩并肩地监视着附近的一举一动。它的北方显然是防御重点，想必敌人主要来自这个方向，而且主要是冲击力强的骑兵，但不管怎么说，以汉代的军事家能在距离主要城体如此切近的正面，设计出两道连坦克也难以冲过去的“挡马”，足以说明，这个古城是如此坚固，以致于在汉代与匈奴的冷兵器时期它不可能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攻克。当然，这个坚固古城又是如此“脆弱”：它的陷落会引起连带的、难以承受的损失。
它的非同寻常的坚固，显然与它的非同寻常的主人有关。那么，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谁配得上它呢？
就说贝格曼画出来的那条“河”吧，它也让人不能理解。它显然是人工疏通成的，因为它的走向没有顺从地势。而且，从明水的地势来讲，它流在一段没有落差的平地上，就象一段盲肠：没有源头（不是发源于山中），也没有归宿（不是汇聚于洼地）。因为它的存在，明水出现了一片“湿地”，但以明水的海拔高度，这个湿地几乎不可能自然形成。合理的推测，这是利用原有的山前水泉，用人工挖成的一条“护城河”。但作为护城河，它又是一个“装饰”。古城的西北防护严密，可东南完全交给了这条在大地上“画”出来的“河”。
显然，明水这个城池是仿照汉代中原的某个著名的大城——也许就是长安或洛阳——结构的。它确实是黑戈壁与哈密之间规模最大、最隐秘的古迹。
那么，我还得回到我的出发点：谁是这个城池的主人呢？我想不明白……
与我的思绪相比，从明水到星星峡的路途太短了。日落时分，车队抵达了寂寞的星星峡。处于天山山口的星星峡原来一直是甘肃、新疆的分界，它的重要，与它的难于进出关系密切。从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交通现代化的到来，兰新公路与铁路先后通车，以汽车、火车的机动性，不再受到古代丝路行旅的“一百里内必有水草”的制约，并且将路线尽可能地取了直，星星峡就被“冷冻”在天山的峡谷之中。
我一个人站在星星峡的路边。
当年这里是西部最繁忙的交通咽喉，是西部的生死之地。站在星星峡的街头就可以感受到塔里木的脉冲，可以接收大漠与绿洲的气息，可以拥抱河西丰厚的人文土壤，可以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有的文献说，在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前期）的敏感时期，星星峡匆匆过客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谍报”，来自甘肃的、新疆的、宁夏的、内蒙古的、青海的，以致来自更远的地方的。区分他们的方法简单有效：看看谁是在盯着车辆、客店、牲畜，谁是专门盯着别的人，就可以了。
在2003年10月3日，我站在路边的那一刻，空落落的街景让人以为是过了下班的时间，没有车辆、牲畜，也没有别的人。
因为在明水没有吃上午饭，都饿了。在路边一个冷落的饭馆匆匆吃了一顿热饭，我们要继续赶路，因为在哈密定下的宾馆里，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丰盛晚宴已经上了桌。
饭后，我和李总与额济纳旗的向导分手了。他将自己去找回酒泉的便车，在酒泉住一晚上，再赶回额济纳与家人团聚。直到今天，一想起向导我还感到歉然。我知道在中途的小站，天涯孤旅有多寂寞，搭车有多不方便。我也知道在西部乘坐班车忌的是单个上路。在八九十年代，我利用公共汽车跑遍了塔里木。可我就是要体验那个滋味的。向导呢？除了两天的旅费，和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他没有收之外的一分钱。
在最后道别时，我代无由责怪过他的人道歉。“大家都着急。”他挥挥手，走向前边的停车场。
除了回家，他不会在意别的了。李总说。
就着暮色，车队赶往哈密。
途中，驰过苦水李总的车出了问题。他们从头车变成了最后一辆。我们的车进入哈密市区，我的手机铃响了。听李总说出他们修车的位置，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放心的是，李总车上的人素质好，不会遇见事荒神。车上除了李总，还有张卫华、靳大成、张澜。李总的车车况不好。也许应该说它不适应黑戈壁这样的路况。想想看，如果车坏在了额济纳至马鬃山，或是马鬃山至明水的“汽车拉力赛”途中，手机没有信号，戈壁寻找车辙几乎不可能，先不说他到哪儿去修，就说我们怎样与他联系吧！那只有一个结果：出大的问题不至于，毕竟还有三辆车，毕竟这不是罗布荒原，不是塔克拉玛干，可这次探险就夭折了。我们决不可能、我决不可能放着一辆车情况不明，再继续上路；回头寻找吧，在茫茫黑戈壁除了靠运气，也要有时间。可我们连多余的给养都没有携带。这简直比当年在巴里坤找马还难。
《黑戈壁》七（5）
有时我也会问自己，随着年龄增长我是不是胆子小了？我确实是胆子越来越小，因为我在西部走的路太多太多了。我希望找回当年“独行荒漠”的气魄，可我怕找回的只是“荒漠独行”的盲目。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相信假的，可到老来却往往怀疑真的。当我们的腰腹越来越丰硕的时候，心胸却越来越狭窄。文章、书籍的篇幅越来越大，可其中留给智慧的空间却越来越少。
到了连批评文章也写成悼词的时候，到了真话假话可以通融的时候，到了除自己从不顾及别人的时候，到了自己的快乐总是不知不觉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时候，尽管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就是行将就木了。
……哈密。又一次进入了哈密。特别是我们完成了一次新的对黑戈壁的穿越时，我不能指望哈密的加油站、哈密宾馆的丰盛晚餐满足我对精神的需求。我们是在步先行者的后尘，我们是在作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现场抢答比赛。我们体会到的肯定与前人不尽相同，但我们付出的与先行者相比却并无二致。
当晚，住哈密天马饭店。
所谓“哈密天马饭店”，就是伊吾军马场驻哈密办事处。1968年3月21日，刚刚来到哈密的“一百单八将”——108个来自北京的知青——就住在办事处。2003年10月3日，我又回到了哈密。在1972年10月离开松树塘，经由哈密转赴乌鲁木齐时，我许诺说：我会回来。
我回来了。可三十多年的光阴如同逝水，一去永不复返。
第三部分
《黑戈壁》八（1）
自古，为天山溶雪滋养的古老绿洲哈密，便成了进出西域的门户。酒泉鼓楼西门曾大书“西通伊吾”，在这里，“伊吾”指的就是哈密。
10月4日，上午，考察团团员们自由活动。徐俊他们去了五堡古城（著名的纳职城），靳大成他们去参观市容。我看望了军马场的几位老领导；与当年同来的、留在哈密的知青徐永惠、曹旭龄、黄自平等一同逛了集市。我在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姜恩宇的鼓励下，第一次“洗”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