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打断她，“你说在马鬃山镇附近有个假喇嘛的‘碉堡山’？”
“当地人谁不知道碉堡山，”她说，“哦，你是从北京来的。碉堡山就在路边，遍地是假喇嘛修的碉堡、战壕。”
“这个碉堡山在马鬃山镇的什么位置？”
“一眼可以看到。当地没有人不知道碉堡山的。”
一位干部笑着补充：“地球人都知道。”
我已经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除了黑喇嘛－假喇嘛，除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碉堡山”。此后关于恐龙与鱼化石的话题，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市领导相当忙。我们的交谈总被打断。我不好意思再占用副市长的时间。
副市长开门见山地问：“需要我们为你们做点什么呢？”
我马上说：“能不能请您的秘书帮我们查查肃北马鬃山镇的电话号码？我们也许要从那儿路过。”
副市长爽快地说：“我联系一下试试。”她用手机打起电话来。我紧张地听着。肃北县回答：马鬃山镇的书记目前在兰州党校学习。打了书记的电话，又马上通了。——移动通信的优点不用我表扬了，可我真是对以前拒绝使用手机感到惭愧。副市长又问清了在镇上主事的副镇长的名字与电话。她拿着手机问我：“几号？”
“几号？——哦，”我用心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回答，“10月2日到。住一晚上。”
“多少人、车？”
“20人，5辆车。”我已经跟上了副市长的思路。
告别时，副市长还嘱咐了一句：“10月2日。如果有变动，也不要紧，请提前一天告诉镇上一下。”
我真诚地向副市长道谢。
走到街上，我一时不知该去哪儿。街市之声熙熙攘攘。手机响了，我应允在打前站的几天里，让手机随时开着。是此行的发起人徐俊打来的，他告诉我，行程得减去两天，因为他们10月7日（不是9日）必须回到北京。我开始在心中调整着行程。减日程，只有减去“谢别斯廷”。因为其他的几乎全是半天赶路，半天考察，路程不能缩短，否则到不了乌鲁木齐，也就回不来了。在决定减去“谢别斯廷”的同时，必须找到一个替换的，使得一路见闻丰富多彩，不虚此行。可它必须在原定的路线上。当时，我并不知道明水的那个古城的具体情况，70年来那个古城已经退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这样，“穿越黑戈壁”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得知黑喇嘛的要塞就是“碉堡山”时，我已经激情难抑。如果不剪掉“谢别斯廷”，按计划我们将走黑戈壁北部的那条路，也就是1928年初斯文·赫定进新疆的路，它不路过肃北马鬃山镇，更见不到“碉堡山”。但必须经过明水。事实上我已经决定：明天——2003年9月29日——天不亮就起身。我将一个人独自租一辆车赶往“碉堡山”。不见一见“碉堡山”，我不会离开酒泉。我已经在盘算什么时候上路，请谁代替我去嘉峪关机场接人。至于租车，我将不惜代价，所以不怕租不上。这一来，一切都解决了。一切归于寂静。
《黑戈壁》六（4）
这样，我们就与1926年的欧文·拉铁摩尔，1927年的亨宁·哈士纶，1934年的斯文·赫定，并肩穿越黑戈壁。
我带的有关资料之中，没有黑戈壁与黑喇嘛的内容。但一切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原来我一直认为，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是在明水。后来在细阅《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时发现，斯文·赫定将这两个地方分别列在地图上，相距大约有80－100公里。但我还是没有走出误区，我以为那不过是“同名异地”现象的体现。换句话说：叫明水的地方在黑戈壁应该不止一处。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将在肃北马鬃山镇与黑喇嘛“重逢”。
关于马鬃山与黑喇嘛要塞，我决定暂时对谁也不说。因为，我并不自信。我必须有点时间消化消化这个意外的情况。
9月29日，飞机晚点了。只得取消了参观嘉峪关关城的内容。晚上，全部考察团团员到齐了。李总的晚宴热烈而且激动人心。那主要是因为使我们困守“愁城”的“非典”成为历史。
9月30日，10点，车队从酒泉市的鼓楼出发。
中午，先到达金塔，参观金塔寺。因一辆车出了问题，没有同时离开酒泉。我们在金塔县滞留等待。出师不利，多少影响了我的情绪。途中到肩水金关。黄昏，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晚10点到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额济纳旗的孙主任在宾馆等候。到达久已向往的额济纳，真令人激情难抑。晚饭同样热烈非常。看到大家的情绪如此之好，我受到了切实的鼓舞。
10月1日，上午主要是参观黑城。中午回到达来库布。午餐后，大家去居延海，我留下为明天的路程做准备。实际明天的行程是我惟一陌生的一段。在孙主任帮助下，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向导”：旗矿办的干部李世雄。他在黑戈壁找过矿。当然，他只是知道大致的走向，可一时找不到真正认识路的人，而且我怀疑是不是真的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凡正是探险，闯一下也有好处。
此后，我专程去拜访了最后一代额济纳王的后裔东德布（71岁），我们聊得相当深入，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亲临秘境》，那里面有他的父亲——额济纳土尔扈特王爷塔旺嘉布（塔王）的照片。他的叔父图王，则是当年接待斯文·赫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土尔扈特部落亲王。我向他了解了气象站（松杜尔）的事，以及当年的历史往事。
他送给我一张相片，是他父亲塔王抱着他与苏剑啸的合影，十分珍贵。我是在中国新闻界的前辈范长江的通讯报道中，初次“认识”苏剑啸的。
离开东德布家，我去拜访当地史志专家韩巴德尔胡（66岁）。我们聊起了额济纳的“1号气象站”，聊起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这些往事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很快就切入正题：了解黑喇嘛的情况。
看来韩巴德尔胡先生相当了解黑喇嘛－丹毕加参，他讲起有关的往事。我匆匆忙忙在一张纸上记着要点：
在20年代苏赫巴托尔时期（苏维埃蒙古时期），黑喇嘛丹毕策动外蒙古喇嘛叛乱，失败后便跑到马鬃山公婆泉的南山梁的制高点，聚集了百十人，占山为王。一次劫持了从西藏来的上百峰骆驼的驼队，有了枪支，实力大振，就反过来攻打外蒙。外蒙派了一个叫做南兹德巴特尔（哈仕纶《蒙古的人和神》说，叫巴勒丹道尔吉）的特工，来刺杀他。来人假装得了病，而且传染，于是，有两个同伴扶着他向丹毕朝拜。等到丹毕俯身为他摸顶时，那两个人放下病者，一边一个夹住丹毕使他动弹不得，“病人”突然抽出利刃，将其刺死。传说丹毕刀枪不入，但只有一处是“脉门”——嗓子眼。一刀刺向嗓子眼，丹毕立即死去。
韩巴德尔胡所述，是得自当地的口碑。
在以往调查之中，我积累了一些可以算作经验的常识。我最重视的是第一次的访谈，没有外界的印象接入，没有倾向性，完全是出自“封闭”的回忆。我应该尽可能不流露出自己调查的目的。尽管韩巴德尔胡说的内容，与以前在文献中所见，与以后在肃北马鬃山的实地调查，并不完全一致。可这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也正是他的回忆的价值所在。一致，则可能是出现了“出口转内销”或不自觉地“统一口径”的情况。这反是一大忌讳。而我——记录人——忠实笔录，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我有倾向性。
关于公婆泉，他告诉我：现在的肃北马鬃山镇，当地地名叫“公婆泉”。有些地图也是这样标识的。韩巴德尔胡证实，所谓黑喇嘛的要塞，确实在马鬃山镇的“碉堡山”。
我问：“为什么有的资料上说，那个要塞是在一个叫‘明水’的地方呢？”我在地图上指点道，“诺，就是这儿。”
韩巴德尔胡解释：在那个大戈壁上，有不止一个叫明水的地方，民间所谓有七道明水，也就是有七个叫作明水的地名。地图上的明水，是头道明水，“碉堡山”则是七道明水。明水，顾名思义，就是有地表水。
这样，最后一个疑问也打消了。剩下的只是百闻不如一见了。
在购买明天的午餐时，我在达来库布镇街上转了转。晚上，人们从居延海回来了。在额济纳宾馆晚餐。
今天是国庆。此行的经历使团员们兴奋异常，晚宴气氛热烈融洽。我在与《时尚》吴总（吴泓）、徐俊商议后，破例上了啤酒。吃完饭，夜色迷人，没有人愿意回房间，我们全体拜访了额济纳王的后裔东德布。在东德布简朴的家中，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谈了西北科学考察团，谈了额济纳旗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谈了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胡杨林的更新，谈了居延海。告别时，大家合了影。在回宾馆的路上，月光如水，空气清新，我担心的只是今天的晚上能不能安然入睡。
《黑戈壁》六（5）
刚刚回到宾馆，旗党办梁主任专门来访。他读过我的一些文章，听说我来了，赶来相会，相交甚欢，听说同行者非常关心当地情况，便送了我们10套《额济纳旗志》。真是别有景况的国庆。
晚上，宾馆灯火辉煌。我在房间看书，因为原来准备去“谢别斯廷”，所以我带着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还带着两部《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其中一部送给了东德布。我仔细阅读着有关黑戈壁与黑喇嘛的章节。只有当我知道黑喇嘛在黑戈壁的“位置”时，黑戈壁才丰富生动起来。
《亲临秘境》中有一幅黑喇嘛的标准像。我盯住这个不甚清晰的老照片，看了半天。这是取自哈士纶的《蒙古的人和神》一书，哈士纶在书中没有说明这照片的来历，在原书上照片还附有两行字：“诺音喇嘛”“任籍甘肃安西”。诺音，就是诺颜，也就是王爷之意。在民国期间，马鬃山归属于安西。这照片曾在不同的书籍中出现，但是我以为《蒙古的人和神》是它的源头，有这两行汉字则说明，它的更早的出处，应该是汉文文献。在相片上，黑喇嘛手持一支步枪，站立在旷野。他的头与一般人比较，要高大得多，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这无疑是他刚刚在马鬃山立足时留下的。相片的背景不清，在目前的灯光下，几乎模糊一片。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马上要“相逢”。
……房间的门被推开了。考察团的成员靳大成走进来。他望着我，愣了一下，说：“走，杨镰，你反正不想睡，咱们聊聊。”他显然在微醺中。回宾馆后，一些年轻人又找地方放松去了，其中也有他。这时，与靳大成同屋的团员赵稀方也进来，说：“大成，走，回房间休息。明天要上路。”靳大成迟疑了一下，说：“好，回房间。”
道过别，他们走了。——一切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就连酒也喝得分寸感十足。
10月2日，9点30，我们的车队自达来库布镇动身，前往肃北马鬃山。
我们走的是七八十年前欧文·拉铁摩尔走过的路。他将这条路叫做“小道”，这是与酒泉到哈密的官道——大道——相比而言的。这一段，是此行最坎坷的行程。谁也不知路在哪里，往西方走就是了。好在方向还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路上的情况，我原来计划照自己的笔记写，但一再犹豫之后，还是放弃了。
我不打算批评谁，我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其实，我是个又宽容又苛刻的人。我宽容人的缺点，但我不能容忍当面说谎，因为这往往是一切隐患的爆发点。在西部，我不会在意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但我不能忍受“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哪怕最微小的流露。野外的随意活动空间很大，可野外的个人感情空间很小。至今我还为没有更善待向导感到不安。他完全是尽义务，拒绝接受任何报酬。实际他没有必要尽这个义务。这正是在“十一黄金周”，他完全可以与家人团聚，与亲友小酌，犯不上陪我们来这大戈壁上受罪。在途中午餐时，有人责问向导：“你认识路吗？”我霍然回过身反问：“你，认识吗？”当然不认识。“那就得了。动身吧。”
我们不能在路上争执。这是野外生活的“法则”。
我们是走在一条离开人们视野已经七八十年的“被遗忘的”古道上，我们是在作一次战胜“非典”的野外实地考察，我们要通过自己经历的艰难坎坷感受西部文明。我们不是走马观花，花实际就开放在心中。
途中，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截现成的道路，在旷野上，却有骆驼的尸骨指明走向。骆驼死去时间已经不短了，白花花的骨骼有一半埋在了土里。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树倒下了还是那棵树，人倒下了便不再是原来的人。
一路，李总给了我必要的支持。李总在酒泉与嘉峪关有自己的企业，工作相当忙。但他坚持在酒泉加入了我们的考察团。他的车是我们车队的“头车”，也是我们车队气氛最正常的小组。车是他自己开的，而这辆车则是他用自己的车临时与朋友交换来用的。
戈壁上，太阳一落山天就黑了。谁也说不清离目的地马鬃山镇还有多远，甚至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还到得了马鬃山。手记没有信号。地图成了遥远的记忆。最后一次途中休息时，靳大成说：“到不了马鬃山也没关系。这样好的天气，在野外露营多有诗意！”听他这样说，我笑了。这是一路上难得的开心一笑。为此，至今我还感谢靳大成的无形支持。可我马上有紧张起来。露营？我在野外露过无数次营。可这次不行，没有露营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必要的设备。
今晚一定要到达马鬃山。
我看了看表。8点了。10点钟还见不到归宿，就必须露营。因为与冒着彻底迷失路径的摸黑半夜找路相比，篝火、露营是更好的选择。在“塔克拉玛干的肚脐”喀拉墩、在“伊比利斯（魔鬼）出没”的小河，以及在沙雅的阿克塔利亚（远河）、且末南山的昆其布拉克牧场的几次教训，我记忆犹新，一想起这些就头皮发麻。
终于，在浓重夜幕中出现了灯光。路边有一组组巨大的“林木”，在林木的“树梢”，长剑一般的“树叶”在随风挥舞。那就是马鬃山的“标志”——风力发电的机组。远处那一片灯光尽管算不上辉煌，可含有暖意。
《黑戈壁》六（6）
这时，已经是2003年10月2日夜里10点。这一刻将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活了过来”——肃北马鬃山镇到了。那儿不但有宿营之处、开水热饭，而且有“公婆泉”与“碉堡山”！
……我回忆起1982年考上社科院后乘坐70次列车返回北京的旅途。当列车即将走出河西走廊时，同车的人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凝视着车窗外漆黑的夜幕。突然，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灯火，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山村。望着灯火，我萌生了这样一个错觉，我是这个无名村落的“漏夜归人”。一种奇异的失落感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我想到，如果我有两次、三次生命，我会在每一个曾经落脚的地方生活几年，结识各式各样的朋友，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喜怒哀乐，与他们分担艰难困苦。可我最想知道的是：此刻会不会有人在想着我、等着我。
哦，马鬃山，你在耐心地等着我，一个迟归的游子、迷途的旅人。
车灯前面出现了一个雕像，那是三只北山羊（红羊）。车灯晃动，北山羊们似乎争先恐后地走下了基座，迎上前来。一旦平安到达，路上的磕拌就不复存在。
镇上的人一直在宾馆等着我们。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