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尔典为代表地公使团不肯放弃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特权，借口清政府既然已经允诺而且中国新政府业已表明“维持和遵守一切国际义务和条约”地态度，袁世凯政府在和各国接洽“善后大借款”的草案中也有类似提议，那么中国新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总税务司拥有前述权力。而中国方面则认为。这种要求无论从法理还是道义上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和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事项的文本依据，而且清廷当时做出的决定是风雨飘摇中的紧急行为，根本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正式态度。现在大局稳定，自然应该恢复到以前正常时期地局面。唐绍仪在和朱尔典接洽的过程中强硬地表示：“海关征税权利为我国既有之主权，绝不会拱手让与他国，安格联虽系外员，却是为中国政府服务之官员。若其固执己见，则中国政府必欲去其而快，中国人、美国人乃至德国人都可以担任这一职务”
朱尔典当然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唐绍仪明着是指责安格联的不是，但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指责他朱尔典的。若是搁在以往，不要说商谈。就是中国政府敢于说出这种话语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时代不同了，朱尔典无法再继续对抗。秦时竹在东北已有这样的“先例”，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会采取行动——比如，可以在崇明岛上设立一个海关，让流经上海、江浙海关的货物从那里登记出入口，成为事实上地主要海关。虽然洋员控制了海关的大权，但大部分在海关工作的基层人员都是中国人充当的，难保他们不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为中国政府效劳。更何况，这是个“无法无天”的总统。如果他派兵接收海关关权英国又能怎么样？派遣军队来进攻么？可大英帝国现在分身乏术啊！
当然。唐绍仪选择在此时发难，也有更深层次地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机问题。吃准了英国人焦头烂额，非逼迫对方让步不可；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增加中央控制权的大局。清代中央政府逐渐对地方失去控制，主要原因在于在财政上失去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不但中央财政要仰仗地方解款输送，而且各项赔款、借款都要由地方分担，在这个前提下，地方当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分润本地的海关收入。几乎每个海关关余的六成到七成都是被地方截流的，南方各省尤其严重。总税务司将海关关税全部纳入汇丰后，固然是掌握了中国的关税大权，但在另一方面也为中央政府收归税收统一大权创造了机会。秦时竹在私下里和唐绍仪说道：“虽然英国人把我们的关税全收了去，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不得不感谢英国人，正是他们把钱收走后防止了地方滥用关税。你想想，倘若冯国璋、朱瑞有动用本省关余的权利，他们的军队该用样地武器装备起来？中央解决他们要付出多大地代价？哪怕不用军事手段，单纯和地方扯皮就够中央忙乎几年的总税务司把各地地钱全收上来了，很好！免得中央一家家去收嘛所以说安格联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的’，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虽然不是他自愿的！”
因此，中英关于海关关税的控制权问题还是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的，在双方各退一步后，有关协议又达成了。中国做出的退让是：“中国政府废除已设海关方圆50里地内的常关（即内陆征税机构），将其征税权力一体纳入于当地海关；中国政府承认，今后倘若自行开放商埠、设立海关，则一体纳入总税务司监管范围”，而总税务司则发表声明：“鉴于中国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一切国际条约和义务的庄重承诺，本总税务司即日起即将海关关税剩余部分存入中国中央银行，由中国政府财政部支配；总税务司同时承认自1911年以来各地海关人员的变更。”次日，安格联发表声明：“为充实海关力量，总税务司决定举行海关特别文官考试。”双方同时一致声明：“双方承认，中国政府及其相应机构对海关缉私负有义务，总税务司对于缉私工作负有领导和监察之责。”
当然，海关关税控制权只是中英在关税问题上对立的冰山一角，更为要害和致命的则是关税税率制定问题。自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并签订江宁条约后，中国关税主权开始遭受侵夺：其一，从订约的内容来看，自通商五口税则订定之后，中国不得自定征税则例，实际上海关进口税由洋人说了算，一直保持逢百抽五；其二，进口货之内地通过税，受“不得过某分”的限制，只准值百抽2。5，而国货所需要缴纳的厘金大大高过此数，实际上是对国货予以歧视性待遇；其三，由于银价跌落，而关税税则多年不得更改，真实关税连5％都不到，只有2％－3％左右，在大量廉价国外工业品的倾销下，国货奄奄一息。
就这样，从1858年订定的旧税则一直施行到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为止，前后44年未曾修改一次，中国关税权力丧失殆尽。在此44年间，清政府也曾两次要求修改，都因国力孱弱而无结果，中国日益成为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直到辛丑条约签定时，为筹议赔款，洋大人们方“恩准”清政府要求加税的要求，但即便这样，也不容许对税率加以变更，只说将值百抽五的税则增加“切实”二字，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虽然一直也有更改税则的建议，但列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阻力最多的就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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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5章】 联合声明（）
第095章联合声明
秦时竹当选总统以后，一直重视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厘金废除、税收调整、保护工商、扩展实业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关税问题一直进展不大，中外商品还是面临不平等竞争。唐绍仪和朱尔典的会谈也自然很难迅速取得谅解。
好在清政府虽然软弱无能，但多多少少还保留一些权力，在出口关税方面中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7月份以来，中国政府陆续调高一系列产业的出口关税，比如钨、钢铁、煤、纺织品、粮食等出口税率由5％上调至12。5％，并拟进一步上调。当时这在列强看来简直是中国政府的自杀之举，等于是要断绝各出口商人的财路，有些报纸甚至还不怀好意地认为“中国政府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江浙财团参与三次**，和这一政策有莫大的关系。
但自三次**被平定和欧战爆发后，轮到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了，中国的这一政策虽然造成了7月份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和大量货物积压，但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欧战一爆发，上述货物的价格猛涨，那些商人原本因为税率调高卖不出去而迁怒于政府，到这时反而感谢起政府来。财政部的一纸命令，让他们推迟了销售，但也等来了好时机，钢铁、纺织品、粮食等大宗物资涨幅在30％左右，着实发了一笔横财，而冤大头无一例外都是洋鬼子。至于战争需要的特殊物资，如钨、铜、锑、铅等金属。涨幅超过50％，而且还有加速上涨地趋势。在德军攻破列日要塞，并向法比边境推进的时候，财政部再次下发通知，将各种战略物资出口关税提至25％。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中国是钨和锑的第一大出口国，铅的第三大出口国。美国是钨的第二大出口国，镍的第一大出口国。而智利则是硝石和铜地第一大出口国，在和他们协商后，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战略资源的出口关税，坐享“战争红利”，一时间，国际金属市场价格暴涨。
英法两国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殖民地甚多，贸易和商业发达。对于战略物资地获取相当容易，并不屑于囤积和储存，在战争爆发的头半个月就吃足了苦头——英镑和法郎轻微贬值，各种资源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各资源输出国的提价政策对德国影响很小，德国一直以来在囤积战争物资，而中国方面为了帮助德国渡过难关，故意用大量战略物资抵偿德国贷款，让他们非自愿地加速囤积。德国也因此拥有了将近1年半的战争储备（石油除外）。更由于德国海军不如英国强大，一旦开战必然面临被封锁的局面，根本也不指望继续从国外进口。因此，各大资源输出国的提价行动让德国人叫好不已——这意味着该死的英国佬和法国佬必须付出更大地代价才能应付战争，这对德国是有利的。俄国就更惨了，虽然本身资源丰富。但限于工业和采矿实力的孱弱，短时间内无法生产，甚至于因为适龄人口大量动员后参军，连粮食和军火都开始出现短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绍仪抛出了提高进口关税的建议，只要英国答应将进口关税提升至12。5％，中国方面可以考虑降低一些出口关税。但骄傲的英国人并不肯轻易服输，他们只同意将关税提升至7。5％，并且出口关税不得高于10％，双方的立场和要价相去甚远。自然是谈不拢。
在进行几轮会谈都没能取得显著进步后。唐绍仪只能向秦时竹做汇报。秦时竹微微一笑后说道：“既如此，那让秉三试试看吧。我们还有一张好牌没有打呢！”
在另一个外交战场上，德国特使依旧侃侃而谈，虽然双方都急于达成协议，但在利益面前却不愿意做第一个退让者：“我方原则上不反对将胶州湾租借地转让中国，但需要贵国付出我国用于青岛市政建设的投资款项并承诺将来再将一处环境适宜地港口租借给我国”
“有关资金的事情可以商量，但特使先生，有关另租一处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否则，我们的国民就要问，我国收回一处租借地然后将来再租借一处新地方，这样的意义究竟何在？”
“这个总统阁下，我们对于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之所以要提出租借无非是想获得一个较为可靠地支撑点，您也知道，德国在华有大量的投资和借款，我们将这种租借看作是彼此交往最好的窗口。”
“恕我坦率地告诉您，中国人民通常将这种租借视为屈辱，我很难让他们相信这是彼此友好的象征。”
特使耸耸肩，双手一摊，“这我就无能为力了。总统阁下，如果放弃我们在远东的重要立足点，我相信德皇陛下会暴跳如雷的”
事实从心里来说，秦时竹并不认为这个条件有不妥，反正一旦德国战败，现在即便答应得天花乱坠到时候都可以翻脸不认，任何条件现在承诺都是无可无不可。只是这种消息一旦传出去，对于民众的士气、人心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挣来的印象分将会因为对德软弱而大大缩水，民众是盲信而且热烈的，不宜给他们泼冷水。而且国内特别是南方舆论由于久在英美媒体地舆论导向之中，都显得更为亲近英美一些，他们已在呼吁政府对德宣战，收回青岛。如果在青岛问题上没有一个体面地收场，难保南方继续将舆论火力对准中央。
1914年8月，民国外交阵线主要是两个阵地，其一是中英关系。其二是中德关系；这两个阵地的情况是互相推进、共同前进地。
中英两国政府有关即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外交动作对于远东政局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德国特使在得知可靠消息后，第一时间给柏林发去电报，在收到明确的指示后紧急求见外交总长陆征祥，决意在青岛问题上让步。
“我刚刚收到本国电报，我方愿意加速推进青岛问题的解决，不再要求中国政府在战后继续提供一处与之相当的租借地。但希望能够拥有实质上的便利”
“我得到地许可是，我们可以保证德国的任何正当利益。甚至我们还打算做出更多地让步，前提是贵国能够做出同样的让步。”陆征祥乐了，形势急转直下啊！
“我愿意聆听总长阁下的高见。”
“秦总统亲自指示，德国作为我国的友好国家，对中国国防和工业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德国交还青岛租借地后，中国政府愿意单方面向德国开放本国尚未租借的港口。比如秦皇岛，比如舟山岛拟兴建的新港口。”
“包括我**舰么？”
“包括我们可以为贵国提供一切服务，除了没有租借地名义，贵国可以像使用自家的港口一样使用。”
“需要我国做出样的让步？”事已至此，德国特使也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再用外交辞令绕口了。
“两个方面：第一，山东境内所有德国的产业权利由我国购买，其数值经双方约定后确认并由贵国以贷款形式提供；第二。全面取消辛丑条约中剩余的赔款，将其纳入中德友好基金并由我国全权管理，贵国需同时答应放弃领事裁判权”
特使脑子转得飞快，这两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苛刻，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我本人原则上同意这些条件，但需要经柏林方面确认后才能完全应允。”
在中英有关西藏问题和存款问题联合声明发表完毕后第三天。中德第二次联合声明发布。德国方面表示：愿意尽快向中国交还青岛租借地，德国在山东的相应财产权利由中国以德国贷款赎买；德国同意将辛丑条约中剩余的德国赔款部分（前次已经转移了一半）全部纳入中德友好基金协会管理；德方支持中国废除有关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中国方面表示，为感谢德国在山东问题上地厚意，中国愿意向德国开放有关非通商口岸港口；中国拟以中德友好基金的名义聘请一系列德国顾问来华参与建设，包括5名政府特别顾问，100名大学教授，200位各个领域的工程师，300位国防军和警察系统教官；另外，中方虽然对中德友好基金拥有全面管理权，但在重大问题上仍旧愿意与德国协商。愿意将中德友好基金建设成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二条正式外交渠道。
中德有关联合声明的冲击力比中英联合声明的冲击力更大。观察家普遍认为，德国在对华关系上做出了巨大地、实质性的让步。无论是青岛的交还、赔款的转移还是领事裁判权的废除，都让中国获益匪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德国对于中国的拉拢不遗余力。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德联合声明的公布，中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又近了一层，在不远的将来，德国会不会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换取中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呢？如果那样，俄国在远东地区就要面临中国地军事挑战，战争地走势让人很难预料。”
如果说中国成功地利用了欧战爆发的机会，那么一直野心勃勃地日本同样没有忽视这个机会。在英德相互宣战后，元老井上馨公爵兴高采烈，在写给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大正新政的发展，将为日本与欧美列强并行提携、世界问题不能将日本置之度外奠定基础。日本应该立即举国一致，停止政争，收回为一党一派利益的一切要求，例如减税废税等，巩固国家财政基础，和英、法、俄联合起来，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
时任日本首相的山本权兵卫是海军派，也是不折不扣的“英美派”，欧战爆发同样让其喜出望外，视之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一反外交文件全部送给元老过目的惯例，外相加藤高明在接到有关英国要求日本参战的照会后，连夜提请召开内阁会议。在众多元老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内阁已初步决定站在英国一边参加战争。若不是代表长州派的陆相悄悄通知了山县有朋，元老们几乎被蒙在鼓里。为了挽回局面，9日晚上，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三大元老亲自出席内阁会议，商讨日本对德政策。山县有朋从陆军既有感情出发，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