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
关于本位问题，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地前景，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的分歧。第一，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的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综合起来，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将来若是条件成熟，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地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两项抵消，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因此，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将来可再次进步，诸位不妨再讨论下”
众人议论来议论去，发现张謇、周学熙、梁士怡、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
“第三件棘手地事情，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地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wangtu’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的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地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地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地，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皆企图以邻为壑，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
“这么说来，制钱和铜元过剩地问题基本是同一的，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看来不仅是主币，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
“总统所言甚是，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铸造局，有些还不止一个，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要想停铸，难度很大况且，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的，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的条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够奏效。”
“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诸位有好点子？”秦时竹再次将问讯的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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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纸币发行（）
第040章纸币发行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以北疆的方式改革，取消铜辅币，代之以纸币作为辅币，南方久以铸造铜元获利，那我们先就稳妥一点，只说回收铜钱，且以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再推向全国。”说到这里，葛洪义笑了一下，“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可换125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200文换一元。北疆当日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承担了近300万的损失，但结果换来六万万余元人民币信用的稳定。熊秉三一开始天天苦着脸，后来就笑得合不拢嘴，相信燕孙兄也会有此一遭。”
众人大笑，梁士怡对葛洪义的调侃之言也并不介意，这么严肃的会议，确实需要诙谐话活跃活跃，葛洪义能这么说，说明已将他梁士怡看作自己人，这等的信任和重用才是最令自己感激的。
“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积极稳妥为标准，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50文，约4％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地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在京城、天津、保定、济南、青岛、上海六处设立，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妙。妙。”众人都叫好。
周学熙问道：“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岂非难以承受？”
“不然，铜钱是大宗货物，分量极大，长途贩运之运输费用必然超过4％的界线，只能得不偿失。这也是为我建议只在上述六处设点兑换的缘由――距离一长，运输费用必然超过溢价，商人经过计算就自然明白。等将来时机成熟，可在各省都设点兑换以作为政策的深入执行。”
经过表决，众人都赞同葛洪义地建议，秦时竹道：“等会我就发布总统令，上述地区前清制钱、铜元停止流通，一律收兑。收兑标准由财政部根据各地行情拟定，保持4％之溢价即可。至于辅币，我倒有不同的意见，由于辅币需要经常性流通，磨损极大，纸币远不如金属币来得耐用。金属辅币之发行还是大有用武之地，只是需要在金属成份上动动脑筋。”
“本来国币条例拟定中有发行十进位银辅币地意见，是不是仍旧如此执行？”
“可以换个思路嘛，不一定要在铜、银上面做文章。”秦时竹笑吟吟地说，“可以用铝！”
葛洪义恍然大悟，他们那个时空不就是用铝作为辅币嘛。铝一出来的价格极其昂贵，拿破仑第三大宴群臣的时候，众人都用银碗，唯独他用铝碗以示尊贵，1910年代铝的价格虽然已经下降许多了。但同样价格不菲。
“光是纯铝太过柔软。惟有配合铝合金后不仅质轻而且极其坚硬耐磨。用铝另一个好处是来源单一，容易控制。我国除山西目前有铝出产外，别处均无，可以有效防止滥铸、私铸。当然，究竟行不行还要请财政部试铸之后才能下定论。”
“行，那就按总统的意思办，明日就开始试铸。”
纸币又是一个令人棘手的事物，甲午后，随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它们所开设地银行都非法发行了大量纸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中国货币为单位，其中又分为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如汇丰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银元票，及5两、10两、50两、100两的银两票；德华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也发行有银元票和银两栗，花旗银行同样发行了几种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另一类以外国货币为单位，主要有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在我国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日本金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金卢布票等。
至于中国本国纸币，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现已合并于人民银行内）之初，为近代银行发行兑换券之创始。此后，户部银行及其在各地地分行也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即以制钱标明面值）等三种钞票。银两票的面额自l两至1000两共二十八种，银元票分l元、5元、30元三种。钱票有2、3、4、5、10吊等五种。这些纸币发行后，被公认为一般支付手段。无论银行及户部收解款项及各省交纳钱粮赋税，均可通用，其中银元票流通的数额很大，流通地区遍及等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之后，所发行的纸币种类，大体上与户部银行所发行的差不多。由于当时币制紊乱，各地银两成色，银元种类都不相同，因此大清银行总分行所发行的各种银元票和银两票都必须注明某处通用银元或某行所在地成色，以示区别。其兑换办法，一般都是某行发行地纸币，由某行负责兑现。凡持甲行纸币到乙行兑现者，均须按当时银价折算并支付汇水。除大清银行发行纸币外，交通银行和其他一些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也在开行之后，发行各种成色地银两票或银元票在市面流通，但数额有限、流通区域亦不广泛。
据财政部档案记载，前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后累计总共发行纸币12亿7千万以上，交通银行发行在1亿8000万以上。民国以后。人民银行开办以来，发行纸币甚广。由于信誉昭著、分行广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以上诸银行之纸币，由于注重保证，信誉良好且有资本庞大，基本无虞，唯各地钱庄、铜钱店所出之各种银钱票、各省官银钱局发行之纸币殊为堪忧。此等纸币发行，既无限额又无一定准备。滥发结果，充斥市面，因供求发生动荡，随时可能发生挤兑，甚至因发行机构倒闭而成废纸。清廷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曾颁布通用银钱章程，规定嗣后银钱行号未发行纸币者不得发行，己发行者逐渐收回，并严格规定发行准备。随时予以抽查。宣统二年，为进一步统一纸币，又颁发兑换纸币则例十九条，明确规定发行纸币之权属于中央，一切发行兑换事务统归大清银行办理，所有宫商银钱行号。一概不准擅自发行纸币。奈何风雨飘摇，纸面看来诚极为美，实际却不得执行，辛亥以后，各地为维持本省地位、充作军饷，更是胡乱发钞，南京临时政府曾发1万万军用钞票，却无一分钱准备，到目前尚未收缴干净。
秦时竹抬起头来：“方才我看了财政部的资料，虽然繁杂。但大意却是两个。第一，各国在我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第二，我国不懂发纸币究竟如何操作，各地以为生财之道纷纷滥发”
“总统所言极是，纸币发行较之银、铜货币发行更为混乱。”梁士怡皱着眉头一一道来：“各外国银行的纸币在我国境内流通，不仅使国内币制更加紊乱，而且严重影响了各地的金融物价。例如外钞势力最大的‘港纸’，在广东市场上一时竟处于主币的地位，我是粤人，素知广东的金融物价、人民生活莫不受其严重影响。然各列强久已发钞，一概停用未免不太现实，也不容易做到不过，某些舆论认为外国以毫无价值之纸币换取我国货真价实之商品地论调，却是我不敢苟同的，这是对纸币地误解，别国可以用纸币购买我国货物，我们同样也可以买他们地。”
张謇补充道：“也不能光认为列强是空手套白狼，他们的金融理论和制度比我们完备地多，所发行的纸币也比我们有准备的多，光是发钞准备金一项就远胜过于我，我在苏省二十年，几乎没听过外国银行有停兑或倒闭的传闻，上海等各处通商口岸，人们甚至更